3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始末

知乎盐选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始末

1950 年 10 月 20 日，纽约长岛成功湖。

1950 年 10 月 20 日，纽约长岛成功湖。

这里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有多少国家、多少人民的命运，就是在这里决定的。

这一天，两个中国人和三个美国人在共进午餐。但显然，没有人把注意力放在食物上，他们都知道这次会面关系重大，会影响到往后多年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局势。

为首的中国人年逾花甲，面容清癯。他就是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

顾维钧字斟句酌，缓缓向桌子对面那个看起来凶巴巴的美国老头说：「日本多年的侵略和占领使中国政府和人民遭受极大的损失，要中国完全放弃赔偿的要求是困难的。…… 虽说我们不想为了赔偿加给日本以难于忍受的经济负担，但中国政府和人民理应得到适当的补偿。」

美国老头一言不发，只是用他的圆眼睛瞪着顾维钧。

顾维钧继续说：「除了合理的赔偿之外，或许可以作出某些安排，既能补偿中国遭受的部分损失，而且比起单纯的赔偿来，对日本也有利。」

随从的另一个美国官员问了一句，您心目中想的是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商务安排？

顾维钧笑了：「我所想的要超过通常的商务安排。」

但他想多了。别说额外的商务安排，连合理的赔偿都不会有。

老头面无表情地听顾维钧把话说完，第一句话就把他刚才说的那一大串都推翻了：「按照美国政府的意见，赔偿应该豁免。」

他接着滔滔不绝地说，现在日本的经济资源和战前大不相同了，为了使日本成为自由国家的一员，它的经济必须恢复，并置于一个能够存活的基础之上。

「自从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美国已经在日本投下了 20 亿美元，美国不能继续像那样资助日本。」

老头的语气斩钉截铁，不容争辩，「美国人民不能容忍那种做法，即把钱投入日本，然后让一些盟国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它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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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 福斯特 · 杜勒斯（1888 年 2 月 25 日－1959 年 5 月 24 日），美国共和党政治人物、第 52 任美国国务卿（1953 年－1959 年）

那位咄咄逼人的美国老头叫杜勒斯。

他当时是美国对日和约首席谈判代表，后来还当了国务卿，美苏争霸打冷战，美国的外交政策都是杜勒斯制定的。

顾维钧是以「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身份和杜勒斯会见的。

众所周知，那时候的中华民国、也就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已经败逃大陆，偏居台湾。

在这样的情势下，蒋介石仍要倔强地维持自己的正统地位，力图在国际事务上以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身份出现。

二战打完都五年了，盟国和战败的日本签订和约的事拖了这么久，现在终于要摆上议事日程了。签订和约，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就是：日本要对战胜国做出什么样的战争赔偿？

人类的战争有个规矩——打败仗的一方要给胜利的一方赔款。自古如此，天经地义。尽管晚清输过的那几场战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让我们感觉很屈辱，但挨打就要站直、就要认，这是没办法的事。

但是偏偏就有一场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打赢之后，竟然从战败的侵略者一方拿不到一分钱。

这场战争，就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一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个拿不到战争赔款的受害者，就是我们，中国。

是的，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算起，经历 1937 年「七七事变」全面侵华，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无条件投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整整持续了十四年，造成中国军民伤亡人数超过 3500 万人，经济损失折合当时的 1000 亿美元。

结果我们胜利了，日本战败了，我们却什么都没从日本人手上得到。

如此深重的灾难，如此沉重的损失，无论是法律、道理还是情感，从哪个方面说都行，日本就该给咱们赔款，这绝对是毫无疑义的。

再说，连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都分别拿到了 2 亿美元、5.5 亿美元和 2.33 亿美元，为什么受害最惨、功劳最大的中国就拿不到一分一毫？

谁该为此负责？

顾维钧慷慨激昂、却被杜勒斯无情怼回的这一幕，也许正是历史的缩影。

怎么哪儿都有美国？日本赔款给中国，也关美国的事吗？

当然了，战后的国际形势和利益分割，基本上就是由美国主导的。日本要不要赔款给中国，其实最大的因素就是看是不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符合的时候，他们就很起劲地促成，不符合的时候，他们就坚决反对。

一开始，以英美苏中为首的盟国对战败的日本是要严惩的，就是要狠狠地罚，让他们把能赔的都赔上。

那时候，代表中国的还是以蒋介石为元首的国民政府。

对于索赔这件事，他们还是很积极的，也很认真地做了不少调查，提出的要求也很合情合理：中国至少应得日本赔偿总额的 40%，现金至少应得 50%，并且拥有优先取得权。

不过，世界上的事情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

这件事情里，人人都想来分一杯羹，一直争吵一直拖，一拖就是两年多。

就在这两年里，中国变天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又打了一场战争，这次是一场内战。美国支持的国民政府节节败退，眼看着就要被苏联支持的共产党人赶到台湾了。

在国际上，清算二战的战争责任已经变得不重要，美苏争霸的态势越来越清晰，曾经的盟友成了主导全球两大阵营对抗的敌人，冷战的铁幕马上就要落下，这才是时代的关键词。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迅速调整了对外政策。本来是要尽量压榨日本的，现在形势不一样了，日本成了美国在东亚牵制苏联和中国最重要的一颗棋子。有用得着你的地方了，你就别忙着赔钱，我不但让你把钱留着，还要给你钱，让你尽快恢复元气，帮我顶住敌人。

但是国民政府无法对美国说不。

事实上，他们也顾不上考虑这个了。1949 年 12 月 10 日，蒋介石在寒风中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逃往台湾，自此永别大陆。

时间进入了五十年代。

自从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把日本建成对抗苏联和中国的远东基地，美国已经很急迫地要和日本媾和了。

在这里，要普及一下「媾和」这个概念。这个看似贬义的词，其实是个专用术语，指交战国缔结和约，结束战争状态。两国爆发战争，即使停火了，但只要还没有缔结和约，那就是尚未媾和，依然处于战争状态之中。

原本美国是不急的。因为一旦媾和，日本就会摆脱战败国的身份，重新变成一个正常国家。就是说你即使是战胜国，也要按和约办事，不能再对战败国予取予夺了。美国当然想把这种状态延续得久一点，干嘛要急着给日本恢复身份呢？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想扶植日本，美国首先要结束两国的战争状态，让日本可以开始重新发展，那么对日和约就要尽快搞定。

台湾当局想：缔结和约当然没问题，我和美国是老铁，总不能亏待我吧？

美国可不这么想。

这就是顾维钧和杜勒斯会见时的大背景。

他满怀希望而去，却大失所望而归。他没想到杜勒斯直接把美国定好的对日和约七原则甩给了他，其中就包括「缔约各方在原则上放弃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

台湾当局又有什么反抗能力呢？

对他们来说，事已至此，最重要的不再是争取赔偿，而是争得名分，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参与签订对日和约。

他们由始至终最担心的，是得罪美国，他们自己也说，「美方既已痛下决心，我方反对无益，即以索价还价之方式略事延宕，亦将招致美方重大反感与误会」。只要不招惹美国生气，万事都好商量。

所以，蒋介石的选择只有一个——「关于赔偿问题，我于不得已时可酌情核减全部放弃」。

一步退，步步退。

从此时起，台湾当局就很难在日本赔偿这件事上面守住底线了。可他们万万没想到，即使已经低到尘埃里，也没能换回来一个满意的结果。

蒋介石还是被他的美国老朋友毫不留情地抛弃了。

1951 年 7 月 12 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7 月 20 日，向盟国各个成员发出邀请，请大家 9 月到旧金山来谈一谈，把对日和约的事给办了。

令全世界震惊的是，受邀的国家之中少了个名字——中国。

在日本的侵略之下「受害最久、牺牲最烈」的中国，为什么连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都没资格参加？

原因很简单：中国那时候有两个政府，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由谁来代表中国，没法决定。美国当然是主张让台湾当局参加，但苏联力撑新中国，英国已经承认了新中国，也反对台湾当局出席。

既然让谁来参加一时半会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个会又要急着开，那中国你干脆就别来了，你跟日本的私事回头自己解决。

这也太欺负人了。

大陆这边立刻拍案而起。

虽然新中国当时连联合国席位都还没拿回来，做出的抗议在国际上影响有限，但是周恩来依然代表中国政府坚决提出抗议，严厉谴责旧金山和会。

对于赔偿问题，周恩来指出，「那些曾被日本占领、遭受损害甚大而自己又很难恢复的国家应该保有要求赔偿的权利」。

那一边，被抛弃的蒋介石既愤怒又伤心。他声称中国被拒绝参加旧金山和会，是「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还说这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但哪怕蒋介石的谴责再痛心疾首，也是于事无补，旧金山和会还是在 1951 年 9 月 4 日至 8 日召开了。

最终，有 49 个国家签了字。当然了，包括日本在内。

日本当然乐于见到这个结果。因为《旧金山和约》对他们很宽容，规定了各个受害国除了扣留日本在本国的财产充作赔偿之外，只可以要求日本提供「必要的劳务补偿」，还规定「除本约另有规定外，盟国兹放弃一切赔偿要求」。

对侵略者的宽容，就是对受害者的伤害。面对这样的决议，中国人绝对不能同意。

9 月 18 日，周恩来代表新中国严厉谴责《旧金山和约》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但是，当中国政府据理力争的时候，台湾当局却准备默默吞下这颗苦果。

9 月 12 日，海峡对面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发布声明，称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对台湾当局来说，为了换取旧金山和会的席位，他们本来就情愿放弃日本赔偿。虽然和会没参加成，但这一张底牌已经亮出来，想收也收不回去了。

现在，他们要被迫在《旧金山和约》的框架下和日本谈判，进退失据，你说能有几分成算？

台湾当局根本不是日本政府的对手。一手拉、一手踩，虚张声势，玩心理游戏，不得不说，日本政府在谈判过程中展现的权术手段也着实高超，台湾当局几乎是被牵着鼻子走。

日本政府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拖」——拖时间，等待合适的时机。在国内煞有介事地搞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投票该跟哪一方谈判。结果支持新中国的有 38%，支持台湾当局的居然那么巧，也有 38%，剩下 24% 中立。吉田茂就说，你看，民众都没想好，我们也不好表态，这事得从长计议。

这一拖，就拖到了旧金山和会开完后的第二年。

其次，「吊」——吊台湾当局胃口。日本假惺惺地把中国政府当工具人用，时不时散布一些要和中国政府缔结和约的新闻，让台湾当局干着急。

他们说，「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必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我国历代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

台湾当局被撩拨得心痒猴急。在蒋介石看来，对日和约所涉及的具体利益不重要，但是代表中国订立和约，能表明谁在国际上争得了正统地位，为了这个，付出多少他都愿意。

所以，按照蒋介石的授意，拟出的草案做出了很大让步。里面只要求日本做出一些劳务补偿，「除此之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

日本对台湾当局的让步心满意足，终于在 1951 年 12 月 24 日表示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台湾当局来缔结和约。

在谈判过程中，日本也是用尽各种手段，实际利益和条文表述上都要占便宜。台湾当局自然不会轻易答应。双方僵持不下。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没想到，台湾当局被人在背后阴了一道。阴他们的，竟然是他们以为可以当靠山的美国。

台湾当局原本打的如意算盘是，只要《旧金山和约》一天没有通过，日本的战败国地位就一天没有改变，拿这一点来威胁，日本总有顶不住压力就范的时候。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1952 年 3 月 20 日，美国国会投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并且马上就要在 4 月 28 日生效。

这一下子就把台湾当局最有底气的牌给抽走了，形势逆转，立即让他们陷入了恐慌之中。

台湾当局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面子方案」，由「外交部长」叶公超试探性地向日本提出：我们可以放弃劳务补偿，不过你们要先承认赔偿义务，表明会对我们提供劳务补偿，然后我们再主动放弃。

这个「面子方案」的用意就是说，日本至少要承认他们理应赔偿，只不过是台湾当局宽容、大度、姿态高，才不要他们的。

不知道历史上还有没有别的战胜国，向战败国索要赔偿是如此低声下气的。

但日本连这个面子都不给。他们仿佛忘记了自己的战败国身份，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修改方案，里面不再有「日本有赔偿义务」的表述，只写着「日本要求放弃所有的赔偿要求」。

现在，主动权已经不在台湾当局手上，别人不让步，那让步的只能是自己了。在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台湾当局无可奈何地同意了日本的要求，「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和平条约」在 1952 年 4 月 28 日下午 15 时签订。

这时候，离《旧金山和约》生效只剩 7 个小时。

这份《日华和约》正文通篇都找不到「赔偿」这两个字。连蒋介石都感慨，这是「连一个赔偿的字眼也没有的前所未有的条约」。

他想必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愤懑。

但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台湾当局最终全面放弃了向日本索要战争赔偿。

台湾当局挖下的坑，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是由中国政府来接手的。

对放弃战争赔偿，中国政府的反应当然是愤怒。

1952 年 5 月 5 日，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

他还指责蒋介石，所谓的放弃战争赔偿要求，是「慷他人之慨」，不能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一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保留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利。

但中国政府的反应，又不仅仅是愤怒。

如果你了解我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就会明白，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是分开来看的。中国政府认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罪恶，不应该把责任转嫁到日本人民头上，由他们来承担。

所以，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对此态度是很微妙的：一方面始终坚持中国人民拥有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一方面又表示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让步。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中国政府同时又认为，中日之间并未建交，日本国内有很多反华亲台的政治势力，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不能过早把愿意免除日本赔偿的态度公之于众。

这就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中国政府对于日本赔偿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了。

不过，方针是方针，操作是操作。

在现实中，中日邦交尚未正常化，中国政府也被排除在国际事务之外，是要还是不要日本赔偿，都无从说起。

这个问题，在最关心它的广袤土地上和人群之中，被无奈地搁置起来了。一搁就是二十年。

人类刚刚踏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门槛，接连就发生了几件大事件，所有人惊觉：世界变了，新的历史要来了——

1971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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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上海联合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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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都和周恩来握手了！美国都和中国恢复关系了！这跌破了无数人的眼镜，更是把一直跟着美国反华的日本闪了个措手不及。

据说，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尼克松访华的电视直播的。佐藤荣作心里那个苦啊，想必只有当年被美国晃点的蒋介石才能体会。

纵然满怀苦涩，但识时务者为俊杰，关掉电视，佐藤荣作还是得打起精神，跟随美国的政策重新考虑中日关系。怎么办？美国怎么干日本就怎么干，有样学样呗。

他秘密地委托中间人给周恩来传达了也想访华的意思。可是这种「皇军让我给您带个话」的手段，在周恩来那儿碰了钉子。

周恩来说「佐藤政府说了不做」，拒绝让他来访华，也拒绝和他进行关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这是对长期敌视中国政府的佐藤内阁的小小惩罚，也是外交上的欲擒故纵。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尼克松访华，意味着美苏两极变成了中美苏三个基点，一个新的国际战略格局已经诞生。一个被中国拒绝的政府是不可能继续干下去的，如果中国政府不愿意和你沟通，那你就得换人。

果然，仅仅四个月后，1972 年 6 月，佐藤荣作和他的内阁就下台了。

代替他的，正是是后来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田中角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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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角荣在出任首相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就表示，世界形势如此动荡，日本应该赶快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这边也很欢迎他这样的态度。

于是，两国开始了试探性的接触和前期准备。

先代表日本来的，是日本公明党的竹入义胜。果然，日本最重视的议题之一就是赔偿问题。竹入义胜对周恩来说，这是田中角荣非常担心并且请他务必要向中方确认的事项。

面对惴惴不安的竹入义胜，周恩来的回答很简洁：「赔偿问题已经解决，日方只要向中方说一声谢谢就可以了。」然后，他话锋一转，「中方绝不是因为所谓的《日台条约》（即《日华和约》）中已经提及放弃赔偿，才不要求赔偿的。中方从来不承认《日台条约》。」

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向日本表示免除战争赔偿。

周恩来这样做，是得到毛泽东指示的。

他亲口对竹入义胜说过：「毛主席说放弃赔偿请求权，如果要求赔偿，会给日本人民增加负担，这一点，中国人民有亲身感受。…… 可以在联合声明中写进放弃赔偿请求权。」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的理解。

竹入义胜不辱使命，得到了他最想得到的成果。

回日本后，他把周恩来的谈话记录一字一句地整理出来，汇报给田中角荣。中国领导人主动表明放弃赔偿，让田中角荣吃下了定心丸，他决定立即访华，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 年 9 月 25 日，田中角荣一行来到北京，和中国政府开始复交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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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谈判总是针锋相对，不会和气生财，也总是进两步、退一步，不会一帆风顺。这不，就在抵达当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的欢迎宴上，田中角荣的致辞就引发了巨大争议。

他的致辞是这样说的：「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

田中角荣知不知道，日本侵略中国，造成中国军民伤亡人数超过 3500 万人？这就是他口中的「添了麻烦」？

这句话一出口，宴会厅里立刻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站在周恩来身旁的翻译唐闻生马上表达不满说：「怎么这么轻飘飘的？」

在当场，周恩来却是不动声色。

但是在第二天的会谈上，他当面严厉地指责了田中角荣：「你给路过的女孩子的裙子上洒了水，你可以说添了麻烦，这个怎么能说添了麻烦呢？日本军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那么多的伤害，怎么是一句添了麻烦就能解决的？」

他抛下语气非常重的一句话：「连一点反省的意思都没有，这是不能接受的！」

真是可以用胸有惊雷、面如平湖来形容了。

面对指责，田中角荣只能解释说，对应着「添了麻烦」的那个日文词语，是诚心诚意表示谢罪，并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对方原谅的意思。

他也做了深刻的反省，还坦承自己所面临的沉重压力：「如果这次谈判到此结束，我回去后会被暗算的，我是做了这个准备，冒着生命危险来访问贵国的。这个会谈不能失败，非让它成功不可。」

那么，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恶，该如何表述呢？

经过反复辩论，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共识，《中日联合声明》写进了这样的文字：「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是给中日谈判定下了基调，具体细节还得一一解决。你看看，复交之路前面都铺垫得差不多了，还是有这么多波折，一旦涉及敏感的赔偿问题，不得吵翻天？

果然，在战争赔偿上，最大的障碍出现了，差点就让谈判告吹，坏了大事。

当搅屎棍的，是日方代表高岛益郎。

他大发厥词，说台湾当局签订的《日华和约》已经放弃了要求赔偿的权利，所以这件事从法律上讲已经解决了，《中日联合声明》就不要再拿它来说事，哪怕中方主动放弃赔偿，我们也不予接受和理会，压根忽视就得了，不领你这个情。

这一主张立刻激怒了中国政府。周恩来说，这是「对我们的侮辱」。

想想也是，我们主动提出不要赔款了，反而被好心当成驴肝肺，人家反过来把蒋介石不要赔款的事情拿出来当武器，攻击说你们现在提这个就是不对！这不是侮辱是什么？

第二天，周恩来会见了田中角荣，脸色也不像之前那么好了。他对田中角荣说：「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

不过，周恩来同时也给了田中角荣一个台阶下：「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

喏，话说到这里了，能不能接住就看你们的了。

会见结束，田中角荣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回去后少不了把高岛益郎给训了一顿。

接下来那一天，双方再次开会。

高岛益郎一上来就为他的言论道歉，也表达了日本人民对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款而感动的意思。中方的外交人员才消了气，这场风波也得以平息。

这之后，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细抠一个又一个字眼，直到 1972 年 9 月 29 日，两国政府终于取得了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共同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对于战争赔偿，《中日联合声明》是这样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历史的尘埃终于落定。

这，就是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战争赔偿做出的最终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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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放弃战争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做出了牺牲。

但不可否认，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

周恩来说过：「赔款不能要，我们自己吃过赔款的亏的。…… 鉴于这个教训，毛主席说，赔款要不得，要了赔款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虽然半个世纪来日本欺负我们，现在平等了，我们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们起变化。」

「我们自己吃过赔款的亏」，此语并非虚言。周恩来给竹入义胜列举了让中国人深感屈辱的两个例子：「清朝时期，中国赔偿日本 25000 万两白银。…… 赔偿八国联军 4 亿至 5 亿两白银，约合 4 亿美元，现在看来不算什么大数目，但给人民增添负担不好。」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从历史经验来说，过多的战争赔款往往带来一个坏处，那就是会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战败国民众的民族情绪，结果反而给更大的战争埋下了伏笔。

一战后德国的赔偿问题就是前车之鉴，希特勒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得以上台，一步步地挑起了二战。

中国政府对此认识得很清楚，绝对不会为了报复泄愤和争夺利益而想要越多越好的赔款。在老一辈革命家眼里，日本人民也是人民。

周恩来有一次对日本前外相说过：「我们中国人民确实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者，想起来日本国民也是牺牲者。牺牲者从牺牲者那儿获取金钱是没道义的，所以我们不要。」

这番话让在场的日本官员大为震撼。有人事后回忆说，与中国政府的高风亮节一比，日本「在道义的层面上完全输了」。

这就是境界，这就是格局啊。

都是放弃赔偿，但是不得不承认，同样一件事，人和人做起来，还是不一样的。

当复杂的历史已经过去，我们该做的，是放下不该背负的，拾取不该忘记的，重整行装，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