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没有呼叫器的 ICU，病人喊救命只能捏小黄鸭（上）

没有呼叫器的 ICU，病人喊救命只能捏小黄鸭（上）

真实治疗手记 2：医生不会轻易说出口的生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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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 ICU 护士站，就像一座白色的孤岛。

没有急救的时候，这里的病区和病区外走廊，常常陷入一种沉寂。

这是唯一需要经过层层阻隔才能进入的病房，但每个人的一生都可能和它有关。

第一道阻隔，是一扇自动门，所有人都必须按响门铃和病房内的人通话，得到允许后才可以进入。

第二道阻隔，是隔离区的换衣间，家属要按照要求换上隔离衣，才能通过病房大门。

第三道阻隔，是病房的地面上，病床区域前用黄色标线上整齐划一地写着：「家属止步」。

病人和家属每天见面时间以分钟计算。更多时候，他们就依靠护士在中间传话。不少病人害怕 ICU，怕自己「活着进来，躺着出去」。

还有一些情况是重症病人不知道的——迈进了这扇门，命就不属于自己了，而属于自己的「委托人」。

按照规定，医生的每一次操作、治疗都需要有反馈对象。昏迷、危重的患者无法为自己签字，为了保护医生，医院会把患者治疗的权力交给患者家属。

当患者进入 ICU，我会拿着一摞文件，交给家属签字。

签署完毕，我会走进「孤岛」，把一只小黄鸭放到患者手中。

小黄鸭是那种一捏就叫的发声玩具，它是我们科室的传统，也是这里表达喜怒哀乐，甚至生死选择的呼叫器。

2017 年 3 月 15 号，我进入重庆某医院重症医学科，成了 ICU 的一名小护士。

刚进这家医院的时候，护理部主任就问我：「你想选哪个科室？」

我说我随便，因为除了儿科，我对其它科室都不了解。

她接着问：「儿科和 ICU 怎么样？」

我没有马上回答她的话。其实，我挺喜欢儿科里的小朋友，但我怕遭打。

在儿科实习的时候，我打针的机会很少，大部分是看。孩子的针不好打，血管又小又脆，非常容易破。

那天，带教护士照例给一个小孩输液，打头皮。刚打进去，娃娃的脑袋上就肿了一个包。

小孩的爸爸是个矮胖的年轻人，他一巴掌就呼过来，把打针护士的帽子拍掉了，「妈卖批！会不会打针哦！娃儿哭得楞个造孽！日妈哟！」

他们一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把我们围起来「妈卖批」。

带教护士捡起帽子，没有哭，护士长匆匆赶过来安抚家属，亲自给那个孩子打针。因为只是拍脱了帽子，他们最后连句道歉也没有。

我站在一边，从此就对儿科打针有心理阴影了。

我说想去 ICU，护理部主任劝我，「ICU 的要求高……ICU 的护士长想招农村出来的，因为吃得苦。」

「我就是农村出来的。」我骄傲地说。

后来，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才晓得，先问「要不要去儿科和 ICU」是护理部主任的常用套路，因为护士们都不大愿意去这两个科室。

ICU 压力大，一个小小的失误，人就没了。

所以，这里的护士要对内外妇儿科的知识全面了解，急救知识要丰富，心理承受能力也要强。

还有一点基础能力也很重要——得不怕脏。

我们要给不能动的病人抠脚，还要弄屎弄尿，好几个新来的小护士就是受不了才走的。

刚进 ICU 的时候，这里的老护士叫我做好心理准备，「活多钱少」。

我不信，觉得是护士长在考验我们。

第一次见到杨霖时，我还在普外科轮转学习。

那天下午 5 点多钟，我到科室准备换工作服上班，就听到病房里嘈杂的声音：「快点准备抢救，36 床呼吸困难，通知 ICU，准备插管和呼吸机！」

等我换好衣服出来，就看到医生护士和几个家属推着一张病床往电梯口奔去。

病床上躺坐着一个约摸 40 来岁的男人，穿着没系扣子的病号服，张大嘴巴不停喘气。他捂着胸口，靠在枕头上不断的摇脑袋，满脸是汗，看起来像马上就要窒息了。

当时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ICU 同事们有得忙了。

几天后，我回到了 ICU。上班第一天，就看到「2 床」的病人。

他的手被束缚在床栏上，白色的被子搭着，床边放了大大小小 5 个输液泵，监护仪断续传来「嘟嘟」的报警声。

他用起了呼吸机，身上尿管、胃管、深静脉置管一个都不落，胸口还插着四根胸腔闭式引流管。

直到夜班护士和我交班时，我才记起，这就是前几天被抢救的中年男人。

他叫杨霖，被诊断为自发性气胸。因为肺大疱破裂导致胸膜腔里装满了气，压迫到肺，呼吸困难。

夜班护士带着一脸倦容跟我交班：「他现在是嗜睡状态，血氧饱和度不是很好，要加强吸痰。血压也不好，注意升压药不能断。胸腔闭式引流管也很多，一定要观察有没有气泡溢出。有时会有点烦躁，想要拔管，要注意约束好……」

在交代完病情和诸多注意事项后，她放低了声音，对我眨眨眼：「家属要求挺多的，要注意多沟通。」

我心领神会地笑了笑。

在 ICU 这种特殊科室，患者病情危重，家属又不能时刻陪伴。家属们对护士的要求多，我们早就习以为常。

听到同事嘱咐，我还是留了个心眼，想先跟躺在病床上的杨霖搞好关系。

来到病床前，我大声叫他：「杨霖，听得见我讲话吗？」

他眼皮动了动，张大嘴巴想回应我，但他嘴里插了管子，没法发声。

「你不用讲话，我问你问题，你点头或者摇头就行。」

他点点头，动了动手指。

「我是你今天的责任护士小徐，现在我们给你翻个身哈。」

我和同事麻利地给他翻完身，整理好了所有的管道。我拉着绑在他手上的约束带，把床栏上吊着的「小黄鸭」递到他手里。

很多患者都插管不能讲话，我们就在每个床栏上系上小黄鸭，充当呼叫器。其他科室的护士来我们这儿轮转，都夸小黄鸭「很科学。」

「你有什么需要，就捏这个小黄鸭叫我，想说什么可以写在这边的写字板上。」

「你身上的管子很重要，怕你不小心拔掉，我们要把你的手套起，你不要害怕哈。」

在 ICU，患者有的昏迷有的清醒，其中，杨霖这种浑身插满管子，意识还清醒的患者是最让我们护士头疼的。

因为身体上的疼痛和不适会让人的行为不受控制。病人千方百计企图拔管的事，并不稀奇。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ICU 通常的做法是，拿出「尺寸合适」的约束带，把患者绑在床上。

杨霖缓缓睁开了眼睛，试探地捏了两下小黄鸭，又努力地想要把双手抬起来，但由于被我拉住了约束带，抬手失败了。他再次挣扎着想要把手抬起来，此时，我已经把约束带绑在了床栏上。

我安抚他：「叔叔，你的手我们还不能给你解开，你要听话哦，不然管子掉了有可能就没命了。」

杨霖摇摇头，整个人都开始扭动起来，想要挣脱约束带的束缚。因为动静太大，心电监护仪也开始「嘟嘟嘟」地报警。

想到同事说他家属要求多，他又不配合，我有点生气，大声呵斥他：「你在干啥子嘛，板啥子板，等下命都板脱了。」

他没有听我的，还是在尽最大的力气挣扎着。无奈，我只好解开他的一只手，想看他到底要干嘛。

谁知道约束带一解开，他就立马抬起手伸向嘴边，准备去扯气管插管。我连忙按住了，「王医生，来看一下 2 床，现在很烦躁，想要拔管，心率 140 了。」

王医生匆匆从另一个床赶过来，看了看他身上的管道，又看了看监护仪，大声地说：「杨霖，你不要板！嘴巴里的管子是救命的，没有这个管子你都没法呼吸了。你板起心率又快，你人只会更累，要听招呼撒。」

杨霖好像完全屏蔽了我们的话，依然自顾自地扭动着身体。他力气很大，我双手扯着约束带都感觉有点拉不住了。

「哎，把镇静剂调大一点。」王医生皱起眉头对我说。

镇静药物起了作用，杨霖的力气越来越小，最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手也垂在床上。

为了防止他再次烦躁扯管子，我把他的双手套在床栏上系了个死结。然后才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

ICU 的病人是来救命的，所以，护士们的工作既「高级」又「基础」，琐碎又规律。

我们要负责患者从早到晚，从治疗到生活的全部。

按时给病人翻身，防止出现压疮；翻完身后要准备配药输液，推着各种仪器依次为他们治疗；每小时甚至每二十分钟要记录患者的生命体征情况，记录每小时的小便量；到了饭点，还要挨个解决他们的饮食。

这都是常规的工作，遇到紧急抢救的，我们还要给病人做心肺复苏，做电除颤，要不间断地配置各种药物。

在这么多要做的事情面前，除了约束和镇静，我们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防止患者拔管了。

到了中午探视的时间，我终于见到了同事口中那个「要求多」的家属。

她是杨霖的妻子，看起来很疲惫，眉头快拧成了一个结。隔离衣我还没给她系好，她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床边，拉着杨霖的手，严厉地质问我：「为啥子把他的手套得楞个紧？」

「叔叔他太烦躁了，想拔管，没得办法就只有套紧点。」我赶忙解释。

「那他啥子时候能拔管啊？住了这么多天，一点好转都没有！你们是不是在认真的治哦？」他妻子板着一张脸，嗓门更大了。

「你稍等一下，我让主管医生给你说。」作为护士，我其实并没有权力回答她有关于病人病情的问题。

「拔管时间我们不能给你保证，他现在还很危重，短时间肯定是不能转出去的。我们在尽全力治疗，他的病不是一两天的事情。」王医生过来回复她。

看到医生表情严肃，杨霖的妻子扭过头去。

我小心翼翼地提醒她：「家属，叔叔的纸巾和护理垫用完了，明天探视的时候带点来哈。」

我的提醒好像是有点不合时宜，但这个时候不说，她走了就没机会了。

「又用完了，用得这么快，他躺在床上一天，哪里用得到这么多纸？你们是不是把他的给别人用了哦！」她瞪着眼睛望着我。

这是意料之中的回复，我也没好气地回她：「我们每个病人家属都会买，不会用你家的。」

「你们啥子医院哦，住个院，天天让买这个买那个，好像这些东西不要钱一样。」

我没回她，转个背，对着王医生瘪了瘪嘴，走到了另一张病床边。

王医生过去跟她讲了几句，她还是板着一张脸，但火气明显没有之前那么大了。没有病人和家属会傻得得罪医生，护士就常常被拿来撒气。

这时候，上主班的护士黎姐拿了几张费用清单给她，「杨霖的家属，这是他昨天一整天的费用情况，你们账上还只有几十块钱了，麻烦去缴下费。」

拿着费用清单，杨霖妻子刚平息一点的怒火又被点燃了，「缴好多嘛，一天哪里来的这么多钱缴哦，你们像是抢钱的样！」

黎姐是老护士，对这种家属，她从来都不客气，「先缴 5000 嘛，他的费用一项一项都是清楚写在这里的，你有疑问可以来问我，说这种话就没意思了。」

杨霖的妻子看了看黎姐，又看了看清单，压低了声音对杨霖说：「住一天这么贵，哪里有这么钱哦！钱倒是要得多，效果也没看到，你要快点好起来，我们早点出院，在这里哪个受得了哦……」

说到后面，她的声音有点哽咽了。杨霖睁开眼睛盯着她，摇了摇头。

我和黎姐都非常吃惊。在 ICU，一般家属无论家里有没有条件，基本都会跟病人说，「钱不是问题」，以此来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

这个时候在病人面前哭哭啼啼，强调没钱，只会让人觉得自己躺在 ICU 就是个大累赘。

没有人会愿意成为家里的累赘。

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上班都刚好分管到杨霖。

他的气管插管换成了气管切开，呼吸机还是没有脱掉，生命体征稍平稳了一些，能很好地用小黄鸭和写字板和我们交流了。

嘴巴里少了气管插管，杨霖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很多，他渐渐地配合我们，手上的约束带也取掉了。只是每次给他输液或者治疗的时候，他都会问我，「这个要多少钱？」

我不想增加他的心理负担，每次都找借口搪塞过去。

杨霖是好相处的人，可他妻子每次来还是会「挑刺」。她说我们：「胡子没给他刮干净」、「被子没盖好」、「纸巾用得太快」……

因为他妻子，主任要求我们对杨霖特别关注。但除此之外，我对他要更关注一些，可能是杨霖的年纪——看到他，我总会不自觉地想到我爸爸。

刚开始，他一按小黄鸭，我就递给他写字板。看他在上面歪歪扭扭地写：「胸口闷痛」、「水」、「呼吸不过来了」，等等。在很多次尝试以后，我开始能凭他的一些小动作来理解他的意思。

他指一下胸口，我就知道他胸口痛，然后去查看他胸腔里的管道是否通畅；他指一下嘴巴，我就知道他要喝水；他指一下气管切口管道，我就知道他要吸痰……

后来，就连他妻子来的时候，都是我夹在中间当传声筒。

「叔叔的意思是他肚子胀，不想吃东西。」

「叔叔问女儿怎么没来。」

「叔叔说他胸口闷，喘气很累。」

我和杨霖慢慢熟络，我发现，这个 40 多岁的男人非常没有安全感。

他晚上基本不睡觉，也不让我们关灯，一旦睡着，身体会无意识地蜷缩在一起，如果护士消失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他会一直用小黄鸭呼叫，直到我们出现。

他也没什么大事，但每次帮他做完这些事，他都会在写字板上一笔一划地写「谢谢」。

为了节省时间，我每次看到他写出「讠」的时候，就跟他讲：「不用谢不用谢，不用写了，我知道了。」

可杨霖还是要坚持把「谢谢」写完，然后指指写字板，又指指我，再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

杨霖越来越配合我们，可他妻子的耐心不够了。她找王医生谈话，我无意中听到了。

「还有没有希望康复啊？我们真的已经支持不下去了。」他妻子带着哭腔说。

「这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事情，他现在感染得比较严重，胸腔里面都是脓液，我们已经在调整抗生素了。」

「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你们这里真的太贵了，没有这么多钱啊。」杨霖的妻子吸了吸鼻子。

王医生也很无奈，「能理解你们，但确实没得法，没有费用的话，我们也拿不到药给他用啊。」

「如果出院的话，他是不是肯定没希望了？」女人完全哭了出来了。

「他现在呼吸机都脱不了，出院的话风险肯定很大了。」王医生避开了「死」这个字。

听到这里，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家属可能要放弃了。」

在 ICU，这种看不到头的，需要高昂费用的治疗，很多家属会治疗一段时间后选择放弃，避免家里人财两空。

我有点不甘心，又有点难过，因为杨霖很想活。

现在，他自己盯着监护仪，一发现有异常值，不舒服，就马上呼叫我们。一分钟都不能多等的样子。他还经常问我外面的天气，表示「想争取回家过年。」

可现在，他妻子好像撑不下去了。我再回去看躺在床上的杨霖，就愈发觉得可怜。

这个人自己都不知道，生命会在哪一天终止。

一天探视，杨霖的妻子依旧对他絮絮叨叨，我在旁边没再吱声。

突然，杨霖的心率上升到每分钟 150 多次，开始满头大汗，喘粗气，胸腔闭式引流瓶里的气泡也没有了。

他妻子顿时慌了神，结结巴巴地喊：「快点快点，医生快来看一下，杨霖啊，你啷个了嘛！」

我连忙拉好床帘，把她邀到门口，「家属配合一下，我们马上处理。」

普外科的主任刚好在，他一边检查一边对我们说：「胸腔引流管又堵了，气出不来了，准备胸腔穿刺包吧，换根管子。」

我和同事一边重复着医生下达的医嘱，一边快速冲到治疗室准备用物。

医生们缓缓拔出那根胸引管的时候，杨霖「嘶」了一声，咬着牙喘气。

「这老是换管子也不是个办法，要找到他胸腔里面这么多脓性的液体哪里来的，整干净才行。」

「杨霖，我们要给你重新安个管子,给你把这些脓液都引出来。会有点痛，你忍一忍哈。」王医生一边跟他解释，一边示意我开始用麻醉剂。

杨霖点点头，用手捏了捏小黄鸭。

上了镇静剂，他很快就睡着了。医生们开始用负压吸引胸腔里面的液体。可能实在是太痛了，杨霖开始皱起了眉，额头上的汗涌出来，小黄鸭被他的手捏变了形，也不松开。

我赶忙按住他的手，「杨霖，你要坚持哈，有点痛，马上就好了。」说完我给他擦了汗，又按医嘱给他加了麻醉剂。

主任们想了一个又一个办法，前前后后差不多弄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把积液引得差不多，又成功地把胸引管安上了。

我在一边整理用过的器械，一边想：「这一操作估计又得不少钱，他妻子可能真的要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