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集团主义」的利与弊

「集团主义」的利与弊

简读日本史

一

凡事都有两面。「集团主义」对日本社会来说，自然有利也有弊。

第一个好处是社会稳定。日本人对外尚武好战，但是对内和平有序。

《日本论》的作者戴季陶说：「日本人的尚武是人人知道的，……用不着我再来说。我想要特别说明的，倒是充满日本社会的一种平和互助的习性。……日本民族的文明，年代是很浅的。封建制度的废除，不过是六十年前的事情。然而社会的文化确是比中国进步得多。各种野蛮的械斗和名实相符的部落生活，在日本内地是非常之少的。」

额尔金对日本的观察是：

这位翻译员在日本已住了两年，他向我保证说，自己从未见过有哪个日本人发脾气，也从未见到过父母打孩子的事。当地人似乎都一团和气，永远是这样。每当谈判遇到麻烦的时候，说两句笑话立刻又都使大家和颜悦色起来。……贵族们的宅邸却相当可观，他们的手下养着大批扈从，完全是家长式统治，人民都很孝顺，生活自给自足，内外和平，没有贫穷，等级与等级之间也毫无敌意。1858 年我在日本看到的就是这些。 [1]

如前所述，即使在「夜這い」之类的性活动中，日本人也表现出强烈的集团主义倾向和自我组织能力。日本传统村庄青年组成「青年组」和「女孩组」，安排有组织的性生活，务使「雨露均沾」，皆大欢喜，不闹矛盾。 [2] 所以在所谓「失去的 20 年」中，经济持续低迷，而整个日本社会并没有出现大的波澜和动荡；当日本首相像走马灯似的更换的时候，各级政府仍会按照既定的方式正常运转，社会依旧秩序井然；日本也频频爆发抗议政府或表达诉求的游行集会，但游行队伍自觉听从警察的引导，很少发生过激行为。 [3]

可以说，稳定的社会秩序，帮助日本政府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降低了社会发展成本。因此傅高义说，「勤勉，有毅力，能自我克制，以及对他人的体谅等等特质」，是日本人的美德。此外，更重要的是「日本具有独特的组织能力」。

陈言说，日本人「那种同一性、相互协调性，就像是个规模庞大的交响乐团，每个人都严格地按照曲谱，演奏着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最后成就整个乐章的完美」。 [4]

集团主义的第二个好处是犯罪率低，人们的互信程度比较高。

日本社会犯罪率很低，2013 年，日本监狱在押人数约为 6.3 万人，而美国这一数字为 244 万人。即使按照总人口平均来计算，美国也是日本的 14 倍。俄罗斯按照总人口平均也是日本的 9.6 倍。被认为治安良好的英国，是日本的三倍，韩国则是日本的两倍。 [5] 而据日本警视厅发布的数据，日本的在押犯人中，大多数是「在日外国人」。也就是说，如果去掉「在日外国人」，日本人的犯罪率更低。 [6]

日本人口并非世界第一，但唱片销量世界排名很高，原因很简单，日本没有盗版。虽然日本唱片很贵（日本实体单曲一张一般 1700 日元，折合 100 多元人民币，实体专辑 5100 日元，折合 300 多元人民币），但大家买的都是正版。

中国音乐人高晓松在音频节目《晓说》「东瀛日本」系列中谈到他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交流，日本人介绍说，我们现在也开始推动数字下载，人们在互联网上听歌，网站会按播放量和下载量给唱片公司结账。

高晓松等人的第一反应是问日本人，你们的监控软件是怎么开发的？在场日本人全没听懂「监控软件」是什么意思。中国人解释说，怎么防止网站瞒报数字？如果网站播放了一百万次，只说一万次，你不是亏了吗？

翻译把这些话反复翻译了三次，日本人才终于听明白了。他们说，我们没有监控软件，不需要监控。中国人问，如果网站骗你怎么办？日本人说，不可能，网站如果骗我，那么这家网站在日本很快就不存在了。

傅高义认为，日本的特点是「社会稳定有序，犯罪率低，交通死亡事故少，国民诚信度高，责任感强，收入均衡，腐败程度低，产品质量高端，医疗保健遍及全民，人性关怀到位，民风淳朴有礼」，这些都与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倾向或多或少有关。

第三个好处是日本式的爱国主义。

「集团主义」是日本人爱国主义的心理基础。日本的「集团」是可变的。家庭、村子、公司、学校、同学会、藩、国家，对他们来说，都是「集团」。H.卡恩甚至把日本叫作「日本株式会社」。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境下，集团的重要性也不同。在战时或者其他危急时刻，国家这个集团当然更重要。关键时刻，很多日本人真的能做到「以国为家」。《望乡》这部电影，反映日本在 20 世纪初，日本政府动员了一批妇女到南洋去卖淫，以其收入支持日本建设。这种事在其他国家根本不可想象。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检测能力不足对各国都是难题。日本首富孙正义挺身而出，表示自己愿意出钱提供 100 万份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帮助对抗疫情。如果在世界其他国家，此举肯定会被赞扬，唯有在日本，孙正义的提议热脸贴了冷屁股，日本网民们表示并不领情，网络上一片批评之声，大意是政府对疫情处理自有通盘的考虑，不充分检测，是为了避免医疗能力崩盘，孙正义此举动机不良，「蓄意造成医疗崩溃」，会让日本成为第二个意大利。客气一点的也说，「孙桑应该去和专家开会商讨再行动而不是一意孤行」。结果两个小时后，孙正义就认输，放弃了这个想法，发推表示：「听说有很多人想检测却测不上，我才提的，评价这么差，要不算了吧……」

这种发自内心的「以国为家」的思维方式，在世界上确实是相当罕见的。

二

日本式集团主义的弊端也很明显。第一个弊端是派系斗争与欺凌现象。

集团主义的日本社会内部当然也不是没有矛盾。与集团主义相伴生的，是日本社会重重的派系。日本政治派系斗争严重，正是因为日本社会的「集团主义」传统，同一党派内部不同立场的人各自抱团，形成「集团」也就是派系。派系内部也讲究成员对派系的绝对忠诚，派系内部也实行年功序列制及纵式等级结构，派系首领与成员也结成「亲子」关系。「在日本，政党派系政治通常不被视为邪恶的、有害的，而是正常的、必要的、有益的。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还把派系的作用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派系有产生政治家或政治团体的活动源泉，即政治能量与活力的作用；二、派系有牵制当权者独裁的作用；三、派系还能促进互相了解的知心学者在学习会的气氛中自由交谈、加深了解。」但是，这种派系斗争也经常是非常激烈的，特别是与政治捐款结合，导致政治腐败。

日本社会的欺凌现象也很严重。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在强调合群的日本社会，这种冲突的力量集中表现在上级对下级的欺凌，以及群体对个别的欺凌当中。

《菊与刀》说：「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颐指气使，想尽办法欺侮。……那些没有升入中学的少年，在军队训练中也有同样的体验。……两年兵对一年兵的侮辱，远比中学里高年级生欺侮低年级生更为厉害。军官对此毫不过问，甚至士官也只是在特殊例外才干预。日本军队规范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申诉是丢脸的。……两年兵把上一年的积恨一股脑儿地向一年兵发泄，想方设法侮辱一年兵。」

过于追求合群，不允许集体内部有不顺从者存在，更不允许有个别分子存在，导致很多人活得非常压抑。所以日本也出现了一些干脆放弃与社会的联系，自愿做街头流浪汉的人，或者长期拒绝与人接触、自闭于家中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得不过于压抑自我也是日本社会自杀率高的原因之一。

日本亚文化的一些特点也与这种压抑有关。「强烈的社群意识和对排斥超越性价值的尊崇，必然滋生个人过度的克己心和自我压抑性，内心压抑久了，终将爆发。僵化的压制性社会体系中，反抗的方式表现为性、暴力与死亡，以及将性和暴力升华为艺术的努力，……它还体现在同时代的艺术对社会规范、权力的反抗，比如日本丰茂的亚文化中随处可见的猥琐、暴力、荒唐和病态。」 [7]

集团主义的第二个弊端与第一个有关，那就是内外有别。

世代生活在集团中，日本人形成了「内外」意识，对集团内部的人和外部的人态度截然不同。

对「内部」人，日本人如同家人一样，一方面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另一方面说起话来不那么拘礼，也不必使用敬语。对待「外人」，日本人语言上谦逊客气，行为举止也彬彬有礼，但是心理上保持明显的「距离感」。

这种内外意识的表现之一，是对「圈外人」比较冷漠。在日本地铁上，年轻人很少给老年人让座。有一种说法是有一些日本老年人比较好强，你给他让座他反而会生气。另一种解释是，因为地铁上的人是圈外人，所以无关我事。 [8] 另一个表现是一个独特的日本词语，叫「旅途无『耻』」。即出门在外，因为没人认识自己，就可以随心所欲。

外国人觉得日本人特别怕羞，多是看到居住海外的日本人做事小心谨慎，显得格外拘束。这里也反映出日本人对外国人抱有自卑感，换句话说，也是恐惧感。日本人一方面期望对方把自己看作是朋友、伙伴，另一方面又总担心被排斥在圈外，这种恐惧心理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同是亚洲人面前则不甚显著。当然，如今日本在世界上的声望与日俱增，去海外旅行的日本人自以为不是以前的乡巴佬了，他们居然摆出一副「出门在外不必客气」的样子，到处惹是生非。不过应该注意一点，只有在团体旅行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当日本人受到集团保护时，就觉得不必在乎外界如何看自己，在国内这类丑闻也是屡见不鲜的，这真可称之为日本人的最大特征。日本人喜欢团体活动，不擅于独自行动，因为独来独往很容易被误解为叛离集团的行为，所以他们不愿搞个人行动。 [9]

日本人的内外有别意识，给外国人的感觉当然通常是不舒服的。有一位多年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曾感叹道：「无论你在日本待上多少年，无论你对日本国和日本人多么熟知，无论你说的日语多么流利、地道，无论你的工作能力多么出色，你永远都会被日本人当作『外人』来看，你永远都不会被日本人划入他们的那个圈子里，你永远都不可能真正融入日本人的社会。」因此，日本也是西方社会中最封闭、最排外的，移民政策非常严厉。甚至日产汽车前董事长戈恩之被起诉，也有人评论说，是日本人「卸磨杀驴」所致。今天日本虽然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但是仍不愿轻易降低移民门槛。

这种「内外有别」的更严重后果是「合群的残暴」。作为个体，日本人总是一副小心翼翼、彬彬有礼的样子。但一旦形成集团，便经常胆大妄为，表现出极其野蛮的一面。常有人说，「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一群日本人就是一条龙」。日本人在集团内部受到压抑的竞争心理、嫉妒心理、暴力倾向，在对其他集团的关系上得到释放， [10] 所以日本人在对外侵略战争中通常会表现得非常残暴，以致在二战中发生过屠杀中国人的「砍头竞赛」。对内和谐和对外残暴，在日本人身上毫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在「内外有别」的思维方式下，对内「和为贵」正是为了形成强大力量，一致对外。

这一点体现在日本企业管理上，就是日本企业内普遍存在的护短行为。日本人认为顺从集体是一种顾全大局的美德，日本议会投票时，本党议员投票反对本党议案的现象极为少见。西方人可能会揭露自己公司的丑闻，但日本公司的违法活动（如偷税漏税）绝大部分是靠局外人揭发。如果有人掲发了自己公司的丑闻就会被认为是「内奸」「叛逆」，会被在公司内「村八分」，也就是被孤立起来。 [11]

所以日本企业虽然质量管控水平极高，但时常出窝案。譬如，闹得沸沸扬扬的 2016 年的三菱汽车油耗造假案、高田安全气囊召回案等。这类窝案往往案发前已延续多年，公司领导层却熟视无睹，案发后才从善如流，不惜以死抵罪。 [12]

三

集团主义的第三个弊端是导致社会缺乏创造力。过于强调合群，抑制个性，是日本文化缺乏深度的原因之一。

加藤周一说：

日本有句古语是「以和为贵」，这句话出自《论语》，圣德太子在引用这句话时是不完整的，孔子在说这句话的同时，还说了另外一句话「和而不同」。少数人未必需要服从多数人，坚持己见未必就是吵架，「和」并不意味着统一，而是强调「和而不同」。孔子强调两个方面，「和」与「不同」，和并不是要让别人听话而已，而是要有个性。只强调「和」而不强调不同，这可能是日本集团主义的原型。

…………

日本人对于少数意见者，要么进行说服，如果不能说服，则将他赶出集团。

福泽谕吉批判等级制度带来的结果，从宏观来说「日本人缺少普通人类所具有的朝气而沉溺于停滞不动的深渊中」，从具体来说「日本在德川统治 250 年间极少有人敢于创造伟大事业」。 [13] 《武士道》的作者新渡户稻造也承认：「我们缺乏深邃的哲学。」中岛在《评析日本集团意识的内涵及影响》一文中指出：「日本的集团主义对日本来说像一把『双刃剑』。」其一方面促使日本人更有集团的归属感，责任心更重，更利于所属集团的发展；另一方面束缚了团体内部成员的行动力，禁锢了他们的思想，一味地效忠于自己的集团。 [14]

这一点体现在企业管理上，弊端也很明显。人们长期固定在一个集团、一种职业，不利于员工开阔视野，接受新鲜事物，因而较容易滋长企业的保守主义和故步自封的倾向。 [15] 因此集团主义文化阻碍了「新经济」在日本的生长和发展。所谓「新经济」是指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高新科技产业。「新经济」的本质是「个性经济」，精神实质和文化特征是崇尚冒险、创新、独立。但在集团主义文化的长期熏陶下，日本人缺乏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意识和能力，缺乏创新和冒险精神，成为日本向「新经济」转型的桎梏。 [16]

集团主义的另一个弊端是集体决策有时候会导致效率低下，无人肯于负责。遇到有一定风险的企业决策，日本企业决策者们往往瞻前顾后，频繁召开会议，直到全体一致通过后再拍板定案，这种机制难以适应信息化时代变幻莫测的市场需求和新技术开发的需要。 [17]

这一点在日本的二战决策过程中也得到过灾难性的展示。在二战中，日本天皇虽然是法律规定的国家主权所有者，法理上有决定一切的大权，但是他的意见总是非常抽象、模糊的。「战前的天皇，几乎是从来不以总结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感想。」 [18] 他经常以「现人神」处于青云之上的姿态发出些似是而非的指示，比如什么「谨慎将来」「甚为遗憾」之类的。有时候则引用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倾向，「四海皆同胞，何以起风波」。 [19] 「当时的状况与气氛，每个人都是没有自信地窥视着别人的脸色发表意见。」 [20] 最终军部中的中下级军官成为推动战争前进的主要动力。「当时的政府阁僚、重臣，包括天皇在内，虽然都表示了反对战争的意向，但却未能制止战争的这一事实，充分看出日本的习惯特征——尊重调和的集团决定意志是多么可怕。」 [21]

四

集团主义的最后一个弊端是「盲从」，即不辨是非，无条件追随集团。早在战后初期，日本学者川岛武宜就分析了集团主义对社会的影响：由权威进行统治和对权威的无条件追随；缺乏个人行动以及缺乏由此而来的个人责任感。

人们经常把日本人比喻成一群鱼，总是井然有序地朝一个方向游。如果你朝水中扔一块石子，它们短暂受惊后，又集体转向另一个方向。成也集团，败也集团。日本人「集团主义」的性格，导致他们无论是在正确的道路上，还是错误的道路上，都比别人走得快。

很多人无法理解日本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在历史关键节点上做 180 度的大转弯。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涌动着「排外」的激情，出现了大量排外事件，「攘夷」是社会的主流主张。但是当「明治维新」大政方针一定之后，几乎整个日本都翕然景从，各项改革措施虽然剧烈，但是没有遇到强大的阻力。不能不说，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日本人的国民性密切相关。同样，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普通民众对天皇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态度。「在日本整个封建时代的七百余年中，……对日本一般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 [22] 但是明治维新之后，天皇一夜之间就被拥戴起来，重新成为最高权威，人人都「发自内心」地尊崇天皇，愿意为他而献身，这在其他国家也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戊戌变法模仿日本式的「快变」「大变」「全变」遭遇惨败，就是因为康有为等主导者不明了中国和日本社会的根本不同。

与此类似，二战当中，美日成为死敌，日本举国仇美，不共戴天。但是美国占领日本之后，日本人马上表现出发自内心地对美国的信任和友好。《菊与刀》解释说：「日本人的行为则好像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

所以日本人集团主义性格的优点是权威集团走对了路，整个社会也跟着走对了。但是当权威集团做了错误的选择，则整个社会也错得异常彻底。日本在二战当中表现极端的战争狂热就与这种特性有关。

日本人在二战后不能深入地反思和忏悔战争罪行，也与「集团主义」心态有关。日本人认为，国家或集团做出的任何决定，都要坚决去执行，无须过多思考任务的对与错。在「集团主义」思维方式下，日本人没有基于内心深处的明确善恶标准，因此也可以安然地把责任完全推给集团，拒绝自我反省。

注释：

[1] [英]额尔金、[英]沃尔龙德：《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汪洪章、陈以侃译，中西书局，2011 年，第 114—115 页。

[2] 万景路：《扶桑闲话》，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180 页。

[3] 李卓：《日本社会秩序稳定的历史文化因素——兼谈日本的国民性》，《日本学刊》2013 年第 4 期。

[4] 陈言：《在日本，越界的尴尬与冲动》，《新京报》2020 年 11 月 7 日，第 B04 版。

[5] 张玉来：《平成时代（1989—2019）日本衰退的虚与实》，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233 页。

[6] 《日警视厅发表在日外国人犯罪事件报告，中国人占四成》，环球网，。

[7] 陈言：《在日本，越界的尴尬与冲动》，《新京报》2020 年 11 月 7 日，第 B04 版。

[8] 赵淑玲：《日本人的内外意识与集团意识》，《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 年第 4 期，第 55—56 页。

[9] [日]土居健郎：《日本人的心理结构》，阎小妹译，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34—35 页。

[10] 李卓：《日本社会秩序稳定的历史文化因素——兼谈日本的国民性》，《日本学刊》2013 年第 4 期。

[11] 李书成：《试论日本人的集团观念和归属意识——日本国民性探索之一》，《日本学研究》1991 年 12 月。

[12] 孙绿江：《道德的中国与规则的日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63 页。

[13] 李卓：《日本社会秩序稳定的历史文化因素——兼谈日本的国民性》，《日本学刊》2013 年第 4 期。

[14] 王珍珍：《中国宗族主义与日本集团主义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理工大学，2014 年。

[15] 李书成：《试论日本人的集团观念和归属意识——日本国民性探索之一》，《日本学研究》1991 年 12 月。

[16] 尹小平、徐兴：《集团主义文化与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化制度变迁》，《现代日本经济》2014 年第 6 期。

[17] 尹小平、徐兴：《集团主义文化与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化制度变迁》，《现代日本经济》2014 年第 6 期。

[18] [日]入谷敏男：《日本人的集团心理》，天津编译中心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年，第 76 页。

[19] [日]入谷敏男：《日本人的集团心理》，天津编译中心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年，第 77 页。

[20] [日]入谷敏男：《日本人的集团心理》，天津编译中心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年，第 187 页。

[21] [日]入谷敏男：《日本人的集团心理》，天津编译中心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年，第 76 页。

[22]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3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