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蒋百里的「长线思维」：做人还是做事？

蒋百里的「长线思维」：做人还是做事？

历史的面孔

蒋百里的「长线思维」

做人还是做事？

灰鹤与他都是高傲的，爱惜羽毛的，

而他与它们的高傲只是一种姿态而已，

没有用，没有任何的用。

——老舍《四世同堂》

孔子曾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治国理念，无奈春秋是个大争时代，没人理睬，以至于天下之大无处可去，沦落到有上顿没下顿的地步。

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

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经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大意是：

孔子问子贡说：「难道我们的学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为什么我们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子贡回答说：「老师的学说极其宏大，所以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容得下您。咱们要不要降低一点儿标准？」

孔子非常生气：「优秀的农夫善于耕耘却不能保证一定丰收，能工巧匠手艺高超却不能保证让所有人满意。君子能治国安民，却不能保证为世道所容。如今你不去奉行自己的学说却去迎合世俗？子贡，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

同样的问题，颜回的回答是：「不被容纳怕什么！学说不好，是我们的耻辱。学说好却不被采纳，是当权者的耻辱！」

孔子高兴地说道：「有道理啊！」

孔子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做人的人」。孔子和颜回都是理想主义者，给自己确立了很高的道德标准，追求精神上的愉悦，对物质的要求却极低。就像孔子赞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他们心中，理想不容更改，道德不容懈怠，他们绝不会为做成什么事而妥协。

数千年后，中国又出了一个孔子式的人物。

孔子多才多艺，这个人也是文化、教育、军事……样样精通。写历史和梁启超往来，作诗与徐志摩唱和。

孔子极富人格魅力，这个人也不差。任军官学校校长不过 7 个多月，但是学生们却一辈子都以是他的学生而自豪。

孔子一生不得志，却在身后获得殊荣。这个人一生从没指挥一场战役，也从没有亲自上阵杀敌。然而他去世以后，却被蒋介石追封为陆军上将。在民国时期，被人们尊奉为「军神」。

他被世人敬仰，但他的职场履历却写满了「失败」。

他叫蒋百里。

蒋百里是当时留日学生中的明星学员。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碾压大批日本同学，赢得天皇赐刀的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1906 年他回国后，被人推荐给盛京将军赵尔巽。盛京就是今天的沈阳，是大清起家的地方。被安排在这里的官员都是朝廷信得过、能力强的人。而盛京将军是其中最大的官员，职级从一品，相当于今天辽宁省省长兼原沈阳军区司令员。

赵尔巽非常器重蒋百里。当时大清刚刚经历长期战乱，急需强大的军事依仗。袁世凯就是借助这次机会，在天津训练出新军 7 万余人，一跃成为名臣的。其他地方督抚看着眼热，也想培养出自己的武装。而蒋百里正是合适的人选。于是赵尔巽破格提拔蒋百里，让年仅 25 岁的他成了正四品高官，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

在年轻的蒋百里眼中，这是知遇之恩，他必当涌泉相报。然而东北的形势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当时东北军事机构一共有两个。一个是蒋百里负责练新军的督练公所，一个是整顿旧军的巡防营务处。

在旧军看来，这些新军就是将来要对付他们的，于是蒋百里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他被旧军百般刁难，到任三个月，一事无成。后来有人劝说蒋百里去德国深造，前程更为远大。赵尔巽一听蒋百里有心深造，立即答应全额付款以支持。在蒋百里的心中，人情债又多了一分。

1911 年，蒋百里学成归来，正巧赵尔巽辗转做官，又回到东北。赵尔巽非常高兴，奏请皇上让蒋百里继续练兵事业。然而还没等蒋百里铺开事业，武昌起义爆发了。消息传到关外，新旧两派军队乱作一团，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蒋百里对部下说：革命早晚必成，建议他们还是以南下参加革命为上策。部下听从了他的建议，星夜南下，投奔革命派，找到了组织。

我估计看到这里，人人都会奇怪：蒋百里这不是对形势把握得挺准的吗，他自己为什么不走呢？在我看来，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道德束缚。

赵尔巽对他有知遇之恩，练兵给人，留学给钱。一句话，赵尔巽待他不薄，他不能对不起赵尔巽。危急时刻弃赵尔巽不顾，蒋百里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最后，赵尔巽秘密与蒋百里进行了一番长谈，劝蒋百里赶紧离开东北。临行前，赵尔巽还给了他一笔路费。到这里，蒋百里自觉陪伴老上级到了最后，这才放心离开，南下投奔革命派。

我们可以将蒋百里看作梁启超的镜子。论及情谊，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他二人的关系比赵尔巽和蒋百里的关系重要得多。论及待人不薄，袁世凯让梁启超当财政总长，每个月给 3 000 块大洋。而在当时，一个普通员工一个月工资才几块大洋。但是梁启超有与康有为、袁世凯翻脸的勇气，不对就是不对，不对就要反对。这样的梁启超受到指摘了吗？人们唯一对他诟病的只有「善变」这一点，有谁说他不道德了吗？

在这个世界上，活法看似千千万，归根到底只有两种：做人和做事。

做人的人会为自己订立极高的道德标准，时刻提醒自己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妥协尤其不行。就算泡在污泥浊水中，也要出淤泥而不染，保持人格清白。这样的人是道德的化身，承担着社会良心的责任。当人们身处社会乱象中感到迷惘时，他们总能像暗夜里的星光一样为人们指明道路。

做事的人的道德感没有做人的人那么高，对于一些社会不良现象有一定的容忍度。他们并非没有良心，而是在道德底线之上画出了比较大的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可以降价、打折、交换、妥协，其唯一目的就是把事情办成。

曾国藩对此的理解就非常透彻。初入官场，他对同僚们行贿受贿的做派极为不齿，决心不同流合污。这时的曾国藩就是个做人的人。然而当他负责一线事务的时候，他才知道成事有多难，需要多少人的协作，需要多少人进行交换、制衡与协调。从那之后，曾大帅融入了官场，也开始受贿了——每次 20 两，多了不要。从这时起，曾大帅就蜕变成了一个做事的人。

蒋百里这时或许没有心情思考这些。当他放下心理包袱，兴冲冲地跑到上海，准备加入革命派时，却发现那里早已没了他的位置。当初听他的劝去往南方的部下，如今已经在黄兴旗下的陆军部找到了位置，干得风生水起。一些激进的革命派甚至因为蒋百里曾替大清效力，还要处置他。好在有黄兴发话，蒋百里没受什么委屈。然而蒋百里自尊心很强，不愿意求人，只好黯然离开上海。最后他到底还是靠着朋友的帮助，在杭州找了一份参谋工作。这番动荡，才算告一段落。

动荡虽然过去，但发生在蒋百里身上类似的曲折，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他一生「不得志」的宿命，在此时已经埋下了种子。

校园枪声

1913 年 6 月 18 日清晨，保定军校。

一大早，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体师生训话。

我初到本校时，曾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

说完，蒋百里拔枪朝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大喊：「校长自杀了！」

蒋百里出任保定军校校长，或许本身就是个误会。

这里的关系有点儿复杂。段祺瑞是跟着袁世凯一起打天下的老部下。袁世凯现在成了最高领袖，他再看老部下就有点儿不放心，打算提拔新人制衡段祺瑞。段祺瑞手上有兵，袁世凯就建个军校培养将军。而袁世凯看中的校长人选，就是蒋百里。

当时蒋百里已经答应蔡锷去云南当民政长。蔡锷是蒋百里的挚交，那时已经是云南的实权派。蒋百里来找段祺瑞辞行。段祺瑞就假惺惺地说民政长是肥缺，而军校是个烂摊子，设施烂、人员烂，面临被裁撤的命运，但袁大总统器重，蒋百里又才干卓著，必然能让军校起死回生，焕然一新。

在中国旧官场，听话分三种境界。第一种叫「听风就是雨」。意思是，从字面理解，听到什么就是什么。第二种叫「听出话里有话」。这个级别的话有个特点，就是说话者说出的话和想表达的意思有一定关系，但是并不明确。比如，有个 CEO（首席执行官）功成名就，打算卖掉公司，从此走向财务自由，就找朋友问问这样好不好。朋友不明说好或不好，却说「我想起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功成名就之后继续创业的，现在的成就已经是过去的十倍甚至百倍了。尽管朋友没明说，但是 CEO 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朋友是在鼓励他继续去努力获得更大的成就。

顶级的听话是第三种，「听出弦外之音」。这是一门极其深奥的学问。看似夸奖其实贬低，看似贬低其实褒奖；看似鼓励其实劝退，看似劝退其实鼓励；看似在讨论 A 事，其实在映射 B 事。没有足够的历练和天赋，实在无法掌握。

段祺瑞是听话的「满级号」，也是说话的「满级号」。他对袁世凯的心思心知肚明，也物色好了自己的军校校长人选。现在他跟蒋百里说这个，就是一种「看似鼓励其实劝退」的做法。然而蒋百里不仅没有这个听话的天赋，也没有这个自觉，他的听话水平还停留在第一级，两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段祺瑞的一番话反而激起了他的血性，他毅然决然地推掉了好友的邀请，接下了军校校长这份挑战。这一下，反而显得段祺瑞弄巧成拙了。这让他恼羞成怒，为后来的「校园枪声」埋下了伏笔。

就这样，蒋百里走马上任，成为保定军校的校长。

蒋百里到任后才发现，情况比段祺瑞说得更糟糕。炮兵没炮，骑兵没马，操场上的杂草比人的膝盖还高。学生也无心操练，只知道每日闲逛和出入风月场。

蒋百里决心好好整顿，先从教员开始。大批不干正事儿的被裁撤，换上能干又愿意干的人，军校氛围顿时焕然一新。

但是这样的举措几乎得罪了所有人。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和平年代，官员的数量总是会急剧膨胀。除了因为管理事务越来越多，更大的原因是促成政权的和平过渡。老皇帝退休后，新皇帝必须启用自己的班底。但是新皇帝不能立刻罢免老皇帝的人，只能保留其福利，请其让出职务。如果此人能量太大，新皇帝还需要做出其他方面的妥协，比如给他升官，给他的子女提供福利保障，等等。这样几任交接下来，政府官员的数量就会出现一个恐怖的数字。当然，每年支出的福利资金更加恐怖。

这时的保定军校，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不大的一个机构，竟然还分为北洋武备派、北洋速成派、日本士官派、德国派等。蒋百里为日本士官出身，按说应该属于日本士官派，但是他对日本那套看不上眼，曾说「日本的教育和军事，中国最不该学」，此言一出，几乎把日本士官派得罪光了。

蒋百里更欣赏德国的做法。在他看来，德国的官员任免真是清晰干脆，能者上，庸者下。就连「铁血宰相」俾斯麦那样的高官的任免也就是一纸调令的事儿。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当时有位马术教官极不负责，在他治下的马匹竟然死了三分之一，他却仗着有后台不服管教。蒋百里立刻罢免了他的职务，换上了踏实肯干的人。

蒋百里一心想为中国打造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至少要达到德国军队的水平。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他看到的德国，是「近代化」的德国。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脱离「封建社会」的中国。所有的问题，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完成新老划断。

报复很快袭来。占比最多的北洋速成派和日本士官派联合起来，拆蒋百里的台。凡是军校需要的物资，能拖就拖，能扣就扣，能挪用就挪用，总之就是什么也不给他。如果换作一个做事的人，会想出许多办法，比如利益交换，拉一派打一派，或者去找自己的人脉，甚至找袁大总统告状。但蒋百里不行，因为他是做人的人，让他做违背其道德观的事，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

于是，就有了前面自杀那一幕。

蒋百里的血性和骨气赢得了千古赞誉，但是这份刚烈在另一些人眼中却有另一番意味。

在未来的数十年间，他也像当年的孔子一样，游走在各大势力之间。人人都把他捧得很高，却没人愿意对他委以重任。而其身份也永远只是参谋，他自嘲，或许自己就适合当参谋。只有大军阀吴佩孚说出了真相：「蒋某不算汉子。古今英雄，设均一死了之，还能成就什么事业？」

蔡锷的遗产

其实，蒋百里是有机会成为有实权的人物，当上一方大员的。

反袁斗争结束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这是妥妥的封疆大吏。然而正当蔡锷打算振作有为、造福一方时，他的喉癌却越来越严重。蔡锷对自己的病情不抱希望，知道自己恐怕挺不过这一关。于是他和蒋百里商量，一旦自己有什么不测，全部基业就托付给蒋百里——不光是四川督军和省长这两顶帽子，还有现成的军队，两员心腹大将戴勘和张耀庭也一并托付。在任何时代，这都称得上一份重托。蔡锷相信蒋百里的人品，更相信他的能力。他认为，在蒋百里手中，自己这份基业一定可以发扬光大。

蔡锷东渡日本治病时是 1916 年 9 月。从那时起，蒋百里就全程陪护。可惜到了 11 月，蔡锷病重不治，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按照约定，此时蒋百里应该立即入川接手四川事务，但是蒋百里始终忙于蔡锷的后事，根本没有考虑接班的事。

他与蔡锷在日本相识，同在日本著名的陆军士官学校求学，是那一届数一数二的高才生。回到国内，两人都在建设新型军队的事情上呕心沥血。尽管一南一北，却不妨碍两人意气相投。两人原打算反袁斗争结束、恢复和平后一起闯事业，谁能想到蔡锷这么年轻就撒手人寰？蒋百里此刻不愿去想什么基业，只想一心陪伴好友走完最后一程。

直到 1917 年 4 月 12 日，蔡锷的葬礼结束，蒋百里才算放下心中包袱，收拾行囊准备入川。

请注意，这时距离他和蔡锷约定的入川时间已经过去了 5 个多月。途经长沙时，他被当地的亲朋故友盛情挽留，又多停留了几天。等他终于过了重庆时，却被迎面撞来的噩耗击倒：就在数日前，川军哗变。蔡锷留给他的军队被吞并，两员心腹大将被乱军杀害。此时的四川，已经是「城头变换大王旗」。

蔡锷一生的心血，毁于一旦。

后世有人说，这是蒋百里吉人自有天相，如果他不是晚去这几天，恐怕他也死于乱军之中了。不能说这种说法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蒋百里能遵守约定，早一点儿入川接手军队，结束四川群龙无首的局面，这一切是不是可以避免呢？

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土地肥沃，而且易守难攻，是割据称雄的不二之选。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这一幕已经上演了无数次。蔡锷病后，群龙无首的四川在其他军阀眼中就是妥妥的无主肥肉。谁会不眼红？谁会眼巴巴地等着蒋百里回到四川，把一切安顿好了再开战？

然而蒋百里却恪守传统礼仪，任由四川在权力真空的状态下「裸奔」了近半年，任由两位大将在那里苦苦支撑。

这其实是所有追求做人的人的通病。对他们来说，为人处世，道德优先。事做不成顶多是遗憾，但是「人设崩塌」是绝不能容忍的。要求高的甚至可以到达精神洁癖的程度。甚至别人还没张嘴，他就已经在脑补别人会怎么戳他的脊梁骨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蒋百里身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1930 年，蒋介石和冯玉祥开启「中原大战」。这里面没什么正义，不过是一场争霸战。其中第五军的指挥官叫唐生智，是蒋百里的学生。蒋介石认为唐生智的指挥水平不行，想让蒋百里来指挥。在一个「军队国家化」的国家里，最高领袖指派军队将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蒋百里却推脱说，他不能以老师的身份夺学生的军队。

然而，「军队国家化」正是蒋百里一向的主张，怎么这会儿军队又成了唐生智的了？

不知道蒋介石是不是相信蒋百里的说辞，但他最终还是撤销了委任。蒋百里又失去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从世俗礼数的角度，我们对蒋百里绝对挑不出毛病：病榻上朝夕相伴，身后事亲力亲为，朋友一天没有入土为安，绝不染指朋友的基业……

但是就朋友的嘱托来说，蒋百里此举却是弃大义而顾小义。要知道，当初袁世凯仗着兵力优势在国内大杀革命党时，举国上下噤若寒蝉。一些地方军阀不是畏其锋芒，就是保持观望态度。只有蔡锷举起「护国」大旗，以云南一省之力跟袁世凯举国之力死磕，即便是弹尽粮绝时也没有退缩。

在这个万马齐喑的时代，蔡锷就像暗夜中仅存的一点星光，保留着中国军人最后一点儿血性和希望。

为了策应蔡锷，梁启超也曾九死一生，偷偷去广西劝说广西都督陆荣廷。然而如果没有蔡锷拼死苦撑，让陆荣廷看到打赢的希望，陆荣廷又怎么会被梁启超的三言两语说动？

兵是百战之兵，将是能战之将，土地是富庶的土地，这正是蒋百里梦寐以求的创业基地。蔡锷是蒋百里的挚交，他知道蒋百里的才干，也知道蒋百里的人品，更知道他向来有远大志向和美好愿景，只缺一块用武之地。所以在生命将尽时，他以基业相托。在他看来，放眼全国，唯一值得托付的就是蒋百里了。

但是蒋百里却把这份托付弄丢了，而且是以最无谓、最惨烈的方式弄丢的。

民国初年是大争之世，每一块无主之地都是肥肉，每一块权力真空都是罪过。就在蒋百里为蔡锷的后事奔忙时，四川本土军阀发动了驱逐滇军之战，蔡锷的军队惨遭屠戮。这就是蒋百里入川时看到的那一幕。随即，云南军阀唐继尧打着「护法讨逆」的旗号，率先将手伸向了四川这块无主之地。

这次兵灾并不是终结，而是开始。从那以后，四川这块土地「战祸惨烈，甲于全国」。一直到 1933 年，刘湘和刘文辉叔侄二人决出胜负，才给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乱画上一个休止符。在长达 16 年的战乱里，四川共爆发过 470 多场大大小小的战争，死于战争的军民人数高达数十万。

这一切，是蔡锷希望看到的，还是蒋百里希望看到的？

错过的五四

1918 年年底，一艘名为「横滨号」的邮轮正行驶在海面上。一个黑瘦的中年人正感慨地指着一处船舱说：「这就是梁某人当年的藏身之处啊！」

说话这人正是梁启超。当初他偷渡越南时，就是躲在「横滨号」的煤仓里。如今，这个船舱已经改成理发室，让人颇感世事沧桑、人生难料。

梁启超和蒋百里此次是按照北京政府的安排，作为「外交二线队」去欧洲游说的。作为「一战」的战胜国，中国当然要争取更多的利益。所以政府在派出以陆征祥、顾维钧为代表的一线队伍的同时，还派出以梁启超为首的「欧洲考察团」，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工业领域的人才。这在当时的中国称得上「梦之队」，每个成员都是当时中国的顶尖人物。

然而游说结果很不理想。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永远要靠实力说话，万卷法典，不如一卷炸药。

消息传回国内，瞬间点燃了中国人民心中的怒火，五四运动就此爆发，席卷全国，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此时的梁启超和蒋百里在做什么呢？他们在欧洲一共游历了一年零三个月，到 1920 年才回到国内。

游历途中，他们特地去看了几场著名战役的遗址。到处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坟墓遍地。许多城市的战争痕迹还未消去，满眼都是流离失所的平民和肢体残缺的退伍军人。看到这些，考察团的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难道这就是中国的未来吗？大工业革命后的中国，也要变成一台战争机器吗？一番反思之后，两人在回国途中各自开始写书，把沿途所见写下来，警醒国民，不要过分崇拜欧洲文明，而是应该吸取欧洲文明的长处，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形成新的文化。

然而当他们回到国内时，却惊讶地发现国内已经变了天。年轻人心中的领袖已经是更年轻的陈独秀了，年轻人爱看的读物也变成了《新青年》。新一代年轻人的思想更激进，态度更坚决。他们看书只能看出「吃人」二字，极端的人连汉字都想废除。

于是，中国当时的顶尖精英人群分成了两派，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一边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一边以梁启超为代表。

这次，蒋百里坚决站在梁启超一边，也站在了「保守」一边。

梁启超主张的警惕欧洲文明有错吗？没错。青年们的想法正确吗？起码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有点儿极端。那么为什么梁启超的主张不得人心呢？因为时机不对。

当时的中国还处在一个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的前夕，我们的工业水平与欧洲相比差得太远。想造成欧洲战争那种程度的破坏，中国只怕还没有资格。那时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规避工业文明的破坏力，而是先能达到欧洲列强的国力，在未来的竞争中做到自保。

一句话：还没到时候。

而梁启超宣扬的理念，就像是对一家不到十人的初创企业说：你要当心，不要染上大企业病。

蒋百里在梁启超的阵营中奔走，乐此不疲。一方面是他亲眼见过欧洲的惨烈，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他和梁启超的关系非同一般。

这里，我们不妨追述一下蒋梁二人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蒋百里背着的人情包袱。

当初蒋百里留学日本时是自费生身份。当时的日本军校分为三级：陆军预科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陆军大学是高级学府，隶属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专门培养将、佐级军官和参谋。陆军士官学校是初级学校，培养尉、士级军官。而预科学校则是敲门砖，所有人必须从预科学校毕业，才有资格进入士官学校。

当年，蒋百里在预科学校完成了学业之后，按照流程应该进入士官学校深造。但尴尬的是，就在这期间，沙俄侵略中国，留学生们发起了「拒俄运动」，社会氛围陡然紧张起来。慎重起见，日方收紧了军校生的录取口子，规定只有政府报送的公派生才可以进入军校学习，其他身份恕不接待。蔡锷是名副其实的公派生，自然顺利进入。而蒋百里的自费生身份却成了大麻烦。按照蒋百里一贯的性格，他大概会仰天长叹，然后收拾行囊回家。如果真是这样，蒋百里的后半生将会彻底被改写。

就在蒋百里一筹莫展的时候，梁启超站了出来。要说梁启超的人脉，真是名不虚传，他辗转联络上了早稻田大学的校长，又通过校长的私人关系请士官学校负责人通融，蒋百里这才顺利进入士官学校。因此说是梁启超成就了蒋百里，一点儿也不为过。这番成就之功，比赵尔巽的不知道大了多少。从此蒋百里就跟定了梁启超。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密切追随梁启超也导致他屡屡错过与时代同步的机会。从那之后，蒋百里彻底成了一个无党派人士。他在各种势力中穿梭，却没人把他当作自己人。

蒋百里无疑是个天才，但他却一生没有足以匹配才华的建树。这是他本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但归根结底，蒋百里自己要负更大的责任。他的自误，是身处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却强求理想国的秩序。他渴望拥抱新势力，却在旧势力中越陷越深。他希望改造旧势力，却遭到旧势力的一致反扑。他想争取用武之地，却屡屡因为恪守旧道德而丧失机会。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蒋百里的人生，那就是撕扯。既想做人，又想做事。既想按照新时代的方式做事，又想按照旧道德做人。

其实，做人和做事，是两种思维方式、两套行事逻辑。要做人，就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别人无法企及的道德高度，坦然接受他人的敬仰。要做事，也可只做符合自己道德观的、可以独立完成的、不需要太多协作的事。如此度过一生，也算一种境界。反观蒋百里，真正让他留名青史的，其实是他的各种思想。这种著书立说的生活才是真正适合他的。

如果要做事，就不要过于在乎教条式的名节。名节用好了，是人格魅力，是成事的助力；用得不好，就是阻碍，是束缚。放下包袱，积极入世，才是做事的态度，才是成事的态度。

要做事，就必须与人协同。必须承认，人只有在一件事中能找到自己的利益，才会愿意参与协作。然而利益有高下之分。有人是为了心灵满足，比如做慈善；有人是为了回报社会，比如做志愿者；有人为了盈利；有人为了名声；有人为了谈资，将来可以到处显摆。你可以鄙视其中的哪一种人吗？可以将谁排除在外吗？

都不可以。因为这些都不是「成事」的标准。成事的标准，只在乎此人有没有资格参与。这些资格可以是能力允许，可以是性格合拍，可以是时间充裕，可以是资金雄厚。只有海纳百川，容许更多的人参与，允许他们获得想要的回报，才能获得更多的助力。

蒋百里曾自嘲说：与其说他不得志，不如说他不得时。

巧合的是，他也用颜回的评价自勉：如果是他的水平不够导致不得志，那是他的耻辱。如果他的水平够却不得志，那就是当权者的耻辱！

或许是蒋百里刻意忽略，孔子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其实并没有得到后世那样崇高的地位。把他推上神坛、成为圣人的，正是他指责为志向不远大的子贡。

在开篇那番对话之后，是子贡出使楚国，说动楚国国君接纳孔子，才让孔子免于饿死。再后来，子贡担任两个国家的相国，经常作为大使出访各国。以至于有许多人认为子贡比孔子还厉害。而子贡则说，他的厉害之处是人们看得见的，他老师的厉害之处是人们看不见的。

孔子逝世之后，子贡更是启动了一系列宣传活动，在列国不停宣讲，终于使得儒家学说成为显学，孔子也才真正成了后世敬仰的「万世师表」。

做人的人照亮世界，做事的人推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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