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聪明人为什么会做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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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人为什么会做傻事

医学文献中常常提到「艾略特」这个名字。自从他的大脑额叶因为肿瘤受到损伤之后，他就成了大脑研究领域的一个名人。虽然他有很高的智商，但他会迷失在琐事中，追求一些愚蠢的东西。在给艾略特进行了一系列测试后，他的主治医生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意识到，艾略特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虽然从理智上说，他可以权衡任何决定的利弊，但到了真正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候，他就完全迷失了方向。达马西奥说：「他的决策系统狭隘得无可救药。」[1]达马西奥在他的《笛卡尔的错误》一书中，描述了他试图和艾略特约定会面日期时的场景。

我提出了两个备选日期。这两个日期都在下个月中，前后就相差了几天。病人拿出了预约簿开始查看日历。他之后的行为非常值得关注，而这一幕好几个研究人员都亲眼看到了。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病人分别列举了赞成和反对这两个日期的理由：之前已有其他约会，时间上太接近其他约会，天气可能不好，等等。几乎任何你能想到的与一次简单会面相关的事情，他都提到了。（他）给我们进行了一番冗长的成本效益分析，没完没了地概述，毫无意义地比较两种选择以及各种可能的结果。坚持听他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而不是拍着桌子让他别再说下去，需要惊人的自律才能做到。[2]

最后，他终于住口了。其实做到这件事简单得很，达马西奥打断了他的思考，直接给他指定了一个会面日期以及此后的回访日期。这位病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好的。」这件事就这样顺利了结了。

暴跳如雷不可取

当我们没有动力调动我们的热情时，没有任何东西能强化理智的力量，而正是理智的力量推动我们向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前进。情感的一大主要功能就是激励我们做出反应，促使我们采取行动。我们需要情感，但当情感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理智就会强化不正确的结论。要做出明智的选择，我们必须首先从理智的角度看问题，然后再调动我们的情感——最好是积极正面的情感。显然，比起出于愤怒而采取的行动，一个人愿意为之奋斗而采取的行动总是更好的，因为愤怒总是以自我为基础。这意味着，专注于正确的热情，而不是错误的蔑视，将有助于我们更彻底地看清情况，并采取更负责任的行动，这样我们就不再会被愤怒蒙蔽心智。这并不是什么和平主义者的金科玉律，而是唯有这样才能让我们做出最佳的反应。没有人会在一场争吵结束后这样想：「要是我能更生气一些就好了，那样的话我就能更好地控制自己了。」

在本节中，我们将看到，愤怒是如何削弱我们的智力，即我们认清现实的能力的。但先来看看，愤怒是如何扭曲我们看清事物的能力的。智慧能让理智和情感都保持明晰，而当「自我」介入之后，我们就会无意识地扭曲（或有意识地忽视）现实，并倾向于做出不太负责任的选择。因此，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一个聪明的人做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糟糕决定是完全有可能的。而那个不如此人聪明的对手，也许反而会做出更明智、更谨慎的选择。

自尊心和情感健康（又名智慧，从更开阔的视角来看，两者是同义的）是相辅相成的。然而，智力在很大程度上与自尊心或情感健康无关。一个体重超重、自尊心不强的糖尿病人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应该把巧克力蛋糕当饭吃，但她还是吃了。这是她的自卑心理在引导她做出那样的选择。在那一刻，她对巧克力蛋糕更感兴趣，因此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情感成熟的标志是能够延迟满足——现在承受一些痛苦（或放弃低层次的快乐）以换取将来更大的快乐（或避免使痛苦加深）。

智力不能让一个人变得理性，智力只能让坐在驾驶座上的你，手中多一张地图。但智慧能使我们睁大眼睛，看到那些我们盼望不存在，但实际上存在的东西，然后优雅地接受它们，并以清晰的思维和自信的态度做出回应。

自尊心和延迟满足

自尊心会激发我们进行自我投资的欲望，并为自律提供能量。当我们自尊心不强的时候，我们的兴趣和注意力就会从长期满足转移到即时满足——跟着感觉走，不去管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最吸引人的选择就是满足我们当时欲求的选择，就像一个孩子，宁愿现在吃一根棒棒糖，也不愿明天吃五根棒棒糖。吃五根棒棒糖当然是更划算的选择，但孩子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的关注点是短暂的、肤浅的和狭隘的。他专注于此时此地，常常放弃长远的自我利益。他看不到大局，更不用说考虑他人的需要了。

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被戏称为「棉花糖测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实验考察了儿童延迟满足的能力及其长期影响。在斯坦福大学进行这项实验时，研究人员给了每个参与实验的孩子一块棉花糖，并给出了如下几个选择：孩子们可以马上吃掉这块棉花糖，也可以稍等片刻再吃，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再拿到一块棉花糖。随后，研究人员离开了房间，让孩子们独自待在房间里，他们的面前放着一块棉花糖。10 年后的跟踪调查发现，那些延迟满足的孩子，无论是学业方面还是社交方面都更成功。[3]相关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显示，他们也较少罹患各种精神类疾病（包括强迫症、抑郁症、焦虑症、敌对性愤怒、恐怖性焦虑、偏执症和精神分裂症），并且自信心和自尊心普遍较强。

气愤会让人做蠢事

研究发现，自我调节失败是目前困扰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核心。这些问题包括药物成瘾、药物滥用、酗酒、吸烟、犯罪、暴力、学业成绩不佳、赌博、个人债务负担过重、信用卡滥用、缺少存款、容易愤怒和充满敌意。[4]

自我调节失败，简单地说就是失去自控力，并屈服于冲动，其最重要的诱因之一就是愤怒。[5]以下这一节选自一篇高水准研究论文，总结了愤怒所导致的自我毁灭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6]：

当人们感到沮丧时，他们有时会表现得咄咄逼人[7]、胡乱花钱[8]、铤而走险[9]，用酒精、毒品或食物来麻痹自己，无法追求重要的生活目标[10]。愤怒情绪有可能导致一些成瘾行为，比如酗酒、赌博和药物成瘾[11]。再度复发后，节食者[12]会突然暴饮暴食，吸烟者会更频繁地吸烟。

当一个人生气时，他的体内会分泌出一种叫作皮质醇的压力激素。假如皮质醇水平长期偏高，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具体来说，过高的皮质醇水平会损害海马体细胞，导致人的学习能力受损。从短期来看，过高的皮质醇水平会降低我们进行思考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或者，换句话说，生气实际上会让我们变得愚蠢。从生物化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知道愤怒会引发「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导致人体分泌肾上腺素，而肾上腺素会改变血液的流向，使血液及其携带的氧气无法进入大脑，而这会让我们的思维更加混乱。

智慧是情感健康最重要的副产品之一。它使我们能够客观地看待现实，并且有勇气做出冷静而符合逻辑的回应，而不是任凭愤怒损害我们的观察、评估、判断能力，导致我们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1] Antonio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New York: Putnam, 1994), 193.

[2] Ibid., 194.

[3] Walter Mischel, Yuichi Shoda, and Philip K. Peake, “The Nature of Adolescent Competencies Predicted by Preschool Delay of Gratifi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 no. 4 (1988):687–696.

[4] Peterson and Seligman,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Deficiencies in self-regulation have also been linked to a broad spectrum of personal and social issues, including addiction, substance abuse, debt and bankruptcy, smoking, and obesity. See Roy H. Baumeister, Todd F. Heatherton, and Dianne M. Tice, Losing Control: How and Why People Fail at Self-Regulation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1994).

[5] G. Alan Marlatt and Judith R. Gordon eds., Relapse Prevention: Maintenance Strategies in the Treatment of Addictive Behavior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85). Rajita Sinha, “Modeling Stress and Drug Craving in the Laboratory: Implications for Addiction Treatment Development,” Addiction Biology 14, no. 1 (2009): 84–98.

[6] Todd F. Heatherton and Dylan D. Wagner,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Self-Regulation Failure (publication forthcoming), 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062191/

[7] Craig A. Anderson and Brad J. Bushman, “Human Aggress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 (2002): 27–51.

[8] Sabrina D. Bruyneel, Siegfried Dewitte, Philip Hans Franses, and Marnik G. Dekimpe, “I Felt Low and My Purse Feels Light: Depleting Mood Regulation Attempts Affect Risk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2, no. 2 (2009): 153–170.

[9] Leah H. Somerville, Rebecca M. Jones, and B. J. Casey, “A Time of Change: Behavioral and Neural Correlates of Adolescent Sensitivity to Appetitive and Aversive Environmental Cues,” Brain and Cognition 72, no. 1 (2010): 124–133.

[10] Viktoriya Magid, Craig R. Colder, Laura R. Stroud, et al., “Negative Affect, Stress, and Smoking in College Students: Unique Associations Independent of Alcohol and Marijuana Use,” Addictive Behavior 34, no. 11 (2009): 973–975.

[11] Rajita Sinha, “The Role of Stress on Addiction Relapse,” Current Psychiatry Reports 9, no. 5 (2007): 388–395. Katie Witkiewitz and Nadia Aracelliz Villarroel, “Dynamic Association Between Negative Affect and Alcohol Lapses Following Alcohol Treatment,” PubMed article (2009),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9634957 (accessed on August 30, 2016).

[12] Todd F. Heatherton, C. Peter Herman, and Janet Polivy, “Effects of Physical Threat and Ego Threat on Eating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no. 1 (1991): 138–143. Michael Macht, “How Emotions Affect Eating: A Five-Way Model,” Appetite 50, no. 1 (2008): 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