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从删《孟子》到给元朝皇帝磕头

从删《孟子》到给元朝皇帝磕头

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

（一）

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坐在便殿读《孟子》。

和所有皇帝一样，朱元璋大力尊奉孔孟，但是说实话，由于军务、政务繁杂，对于《论语》《孟子》这些经典，他只是听文人们讲解过一些片断，并没有系统地研读。如今天下已定，诸事都上了轨道，他也有兴致来阅读一下原典，吸取一些宝贵营养。

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读着读着，朱元璋的面色由愉快转为阴沉，眉头越皱越紧，呼吸越变越粗。终于，他把书往地下一摔，大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意思是说，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活得了吗？这话把身边的侍卫们吓得够呛，想，皇上这是怎么了？

原来朱元璋读到了这样一些文字：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老百姓最重要，国家次重要，和前二者相比，国君最不重要。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就是说，国君对大臣礼貌，大臣也对国君尊敬。国君视大臣如粪土，则大臣也视国君如无物。

朱元璋大发雷霆，立刻召见文臣，宣布即日起「罢免孟子配享孔庙」，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取消他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孔子一起吃冷猪肉的资格。

此命一下，举朝哗然。孔孟之道是中华立邦之本，朱元璋这一举动可谓惊世骇俗。大臣们当然纷纷上奏，表示反对。

朱元璋命人把堆了一桌子的奏章都搬出去烧了，宣布朕意已决，谁也不许再说，否则以「大不敬」的罪名处死。

这下朝廷上立马静下来了。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的厉害。可是孔孟在中国被崇拜千年，毕竟会有几根铁杆粉丝。刑部尚书钱唐就坚持己见，还是要进宫为孟子求情。

朱元璋一听钱唐为这事而来，命令金吾侍卫将他在殿前活活射死。金吾侍卫遵命拉弓，钱唐肩臂之上各中两箭，鲜血直流，不过仍然英勇不屈，愣往里闯。朱元璋见状，也觉得钱唐是个汉子，就叫他进来说话。钱唐跪在皇帝面前，痛陈孟子之不可废，说孟子已经被天下尊奉千年，一旦废绝，不但中国震动，四夷也会惊愕，会怀疑中国还是那个尊奉圣人之道的天朝上国吗？

朱元璋想想也是这么回事。从钱唐舍命闯关这件事上，他也见识了孟子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分量。于是命人把钱唐送到太医院好好治疗，不久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

（二）

配享是恢复了，可是朱元璋还是觉得不能听任《孟子》里的大量「毒素」流传下去。

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命令臣下「删孟」，将《孟子》中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反动文字」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八十五条，只剩下一百多条，编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那么，被删的八十五条里都有些什么内容，让朱元璋深恶痛绝呢？

第一类当然是那些主张「民贵君轻」，「大臣可以不尊重皇帝」的字句。删掉这些文字，虽然有些可笑，但毕竟可以理解。

可是另一类删节，乍一看就不太好理解了。比如孟子「有恒产而有恒心」这一揭示统治规律的名言，朱元璋也无法容忍，删掉了「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以及「五亩之宅」之类的话。

另外许多主张皇帝必须实行「仁政」的条文，居然也被删去了。比如这句话：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还有一类更奇怪的，就是孟子攻击商纣王的话，也都被删除了。比如：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曷）丧，予及女（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这是为什么呢？

（三）

其实在删《孟子》以前，朱元璋还做过好多令臣下不太好理解的事。

比如在推翻元朝之际，中原汉人皆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强烈要求朱元璋彻底清算元朝的罪恶，惩办那些欺压百姓的元朝统治者。

可是朱元璋没有这样做。在进军大都之时，他要求军队不得危害元朝皇亲贵族，因此「元之宗戚，咸俾保全。」

在元顺帝仓皇北逃后，明军俘获了皇子买的里八剌。大臣们要求在南京举行「献俘」典礼，以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朱元璋却拒不同意，理由是这是对前皇子的侮辱。他说：「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他对俘获的元朝贵族一概极尽尊礼，封给他们很高的爵位，赐给极为优厚的生活条件，让汉族人继续对他们行礼如仪。

甚至在推翻元朝之后，大臣们纷纷献上「捷奏」之章，批判元代皇帝的无道，颂扬洪武皇帝的雄武，也让朱元璋很不满意，因为奏章里面有贬低元朝君主的词语。朱元璋对宰相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对于中原汉人来说，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是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是拨开云雾，重见青天：我堂堂中华乃是「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居然被一个野蛮的骑马民族统治，万里腥膻，人尽臣虏，这实在是莫大的耻辱。所以，大多数汉人都不承认蒙古人统治的正统地位。比如元末另一个起义领袖明玉珍称帝诏中就说，「元以北狄污我中夏，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消灭」。他要推翻元朝，「恭行天罚，草彼左衽之卑污；昭为茂功，成我文明之治」。意思是代替老天，推翻蒙古人的野蛮统治，重新回到汉族正统。

但是朱元璋自始至终坚持认为蒙古人的统治是「正统」。他从各个角度，竭尽全力为元朝的正统性辩护。

在即位告天文中，他这样说：「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也就是说，元朝的统治是受命于天，光明正大，理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他说「百有余年」，这就不但将元灭南末后的几十年视为正统，且在元、宋并存的十几年间亦将元视为正统。

不止于从天理的角度承认元朝的合法性，他还从个人感情的角度，表达对元朝统治的感恩戴德之情：「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

这似乎就更不好理解了。在大元帝国的统治之下，他父亲朱五四四处迁徙，还是落得饥饿而死。他朱元璋也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不光朱元璋如此，全体汉人都受蒙古人野蛮统治之苦：汉人打伤蒙古人要判死刑，蒙古人打死了汉人，只赔一头驴；汉人即使当了大官，见到蒙古人，行礼毕要把双手反背过来，做捆绑状，以表示归顺之意。按理说，他应该对大元怀有刻骨仇恨才对，怎么居然歌功颂德、感激涕零起来？

（四）

批判孟子和歌颂蒙古人，这两件事贯穿着一个意图：建立「朱氏天命论」。

朱元璋登上皇位之时，内心有点没底。因为中国人向来重视门第，讲求出身。自古以来，岂有乞丐而为天子者？所以许多人虽然畏服于他的刀剑，对于他这个人却相当瞧不起。被一个前要饭花子统治，天下精英们内心难免有点不是滋味。

所以，他一开始想找个名人联个宗，谎称自己是朱熹的后代。

可是再一想，这个谎也太经不起推敲了，不但不给能自己增光，反而会暴露自己的心虚。因此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为这个问题苦恼许久之后，朱元璋突然脑筋急转：自己的出身利用好了，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把坏事变好事。按照世俗之人的想法，无论谁当皇帝，也轮不到他这个要饭花子。然而事实是，天下那么多富贵人、读书人、有根脚人，谁也没当上皇帝，偏偏他一个乞丐当上了，这不正说明他有「天命」吗？

所以朱元璋一反历代统治者攀龙附凤之习，干脆坦然承认自己出身是「淮右小民」，而且还到处宣扬这一点。「口头上、文字上，一开口、一动笔，总要插进『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一类的话。」这就是为了强调自己命运的奇特和天命的眷顾。在朱明政府的中央文件中，天命论到处皆是。他说「人君开创基业，皆奉天命」，自己之所以能由布衣而登帝位，是因为父祖「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他对孔子后代孔克坚说：「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且古人起布衣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违之。」他又说，「朕本布衣，因元纲不振，群雄蜂起，所在骚动，遂全生于行伍间，岂知有今日者邪」。

为了证明这一点，朱元璋还写了许多文章，比如《周颠仙人传》《纪梦》，来宣扬自己身上的种种神异之处，进行自我神化。说周颠仙人早就看出他要当皇帝，说自己即位前一年，就梦见穿紫衣的道士授给他绛旗、冠履、宝剑诸物，证明自己是上天简授，确定无疑。

那么，为什么上天不挑别人，偏偏挑了他呢？朱元璋说，这就是天命的神奇之处，老天爷的心思很难猜，它总是习惯于出人意料。比如，当初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马上民族蒙古，能君临天下，统治汉人长达百年呢？

他在《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民人檄》中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朱元璋说，蒙古族人少，文化落后，按理说不应该统治广大中国地区。但是他们居然就入主中原了。这恰恰说明，他们有「天命」，否则怎么解释？

基于这一逻辑，朱元璋必须视元朝为正统，因为这是上天的意志。所以他承认元朝直接受命于天，接续了三皇五帝的正统，「正名定统，肇自三皇，继以五帝，曰三皇曰两汉曰唐宋曰元，受命代兴，或禅或继，功相比，德相侔」。

（五）

与「天命观」相配合的是「恩德论」。

快要登上帝位之际，他遇到了一个理论难题：怎么看待农民起义？

肯定农民起义吗？

似乎当然应该肯定。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是起义者。他们用起义推翻了万恶的旧王朝，建立了光明的新社会。他们的合法性来源于这个朴素的真理：天下无道，就应该有人揭竿而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但是慢着。如果肯定起义无罪，那么再有后来者效仿他起兵反对他怎么办？

在推翻旧王朝的时候，他当然可以大喊造反有理、起义无罪。但是，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就必须让老百姓明白，以后不许造反，更不能起义。

这个弯子可不太好转。

所以，他要大力打造「朱氏恩德论」。

在朱元璋以前，中国人认为「有德者有天命」，可以拥有天下。而无德者就失去了「天命」。天下无道，人民就可以起来推翻它。而朱元璋要打造的「朱氏恩德论」是：因为你身处的王朝对你有恩，所以不管它有道无道，你都不应该带头起来背叛这个王朝。

朱元璋说，一个人有了天命，也就从上天那获得了天下的所有权。也就是说，全部中国领土的产权都归他一人。其他所有人，都是「寄居者」。

所以，开国皇帝对天下百姓来说，有两大恩德：一是开创了太平，使天下人不再相互残杀，可以保全性命；二是既然天下的土地都是皇帝家的，那么所有的粮食，都是在皇帝家族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人都是皇帝一个人养活的。每个人因此都应该对皇帝感恩戴德。

不要以为这是在开玩笑，这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朱元璋表达得最透彻。

从这个理论出发，元朝皇帝虽然统治低能，毕竟也建立了一套法律，安设了几名官员，比天下大乱还是要好。所以朱元璋说，「元祖宗功德在人」。在给元世祖的祭文中，他更这样颂扬元朝的统治：「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养之繁，功被人民者矣。」

元朝初建，统治秩序比较好，老百姓一度安居乐业。他朱元璋虽然生不逢时，没赶上好时候，吃不饱穿不暖，但毕竟也算是吃了人家蒙古皇帝的，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怎么能忘恩负义，不予承认呢？

「如予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

「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在内心深处，朱元璋对元朝当然是充满愤怒的，毕竟他一家人差点因为元朝的野蛮统治死绝。但对于他这样级别的政治家来说，考虑问题，不能从个人恩怨出发，而是要从天下大局出发。进一步说，不能从正义与否的角度，而是要从实用与否的角度出发。洪武四年，朱元璋命人在北平给元世祖盖了庙。洪武六年，他又在南京建了历代帝王庙，把元世祖和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都供在一起，还把蒙古帝国开国功臣木华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边上，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礼。他如此敬礼元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给天下百姓做个示范，让他们也敬礼新朝，告诉他们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

既然承认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大恩人，那么即使一时统治得不好，偶有雷霆，那也都是天恩，大家永远不能起叛逆之心。这就是朱元璋建立天命恩德论的最终落脚点。在他朱家政权的治下，天下再无道，人们都要老老实实当顺民，而不是逆民。任何情况下，起义都有罪，造反都无理。

（六）

理论构建到这儿，朱元璋发现他遇到了一点难题：

正是他本人推翻了大元王朝。他食元朝之毛，践元朝之土，世受元朝雨露之恩，却起兵打倒了大元王朝，这怎么解释？

虽然谁握住了刀把子谁就有了话语权，但要把这个道理讲圆满，也实在太考验人的智商了。

朱元璋开始是这样解释的：他当初参加起义，只是为了吃饭活命，并不是为了推翻元朝。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为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忽至，误入其中。」（《明太祖实录》卷三七）他宁肯降低自己参与造反活动的意义，也不能给臣民做坏的榜样。

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说他起兵之时，元朝已经失去天命，土崩瓦解了。他动不动手，元朝都注定要灭亡了。他的原话是：「盗贼奸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之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也就是说，元朝的灭亡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参加起义，不是为了推翻旧王朝，也不是为了当皇帝，而是因为实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救万民于水火。他是从群雄之手，而不是元朝之手取得了天下。

这两种解释似乎还不圆满。到了编写《大诰》时，朱元璋又发明了「殿兴有福」理论。他天才地将起义者分为「首乱」者和「殿兴」者两部分。首乱者，就是带头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兴者，就是他这样半路参加起义的人。

《御制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三》中，朱元璋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就是说，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愚民作乱。

朱元璋认为，带头作乱者都是忘恩负义、胆大妄为之徒，注定没有好下场。这就是所谓「殃归首乱」。

朱元璋还举大量的例子来论证他的观点：历代大型农民起义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确实多数都做了后人的铺路石：「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

至于为什么首乱不祥呢？朱元璋笼统地解释说，因为这些人引起了战乱，造成了流血，老天爷讨厌这样的人。

至于那些后来才参加起义的人，就没有什么责任了。因为动乱的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他们再加把火，是为了使火灾早点结束，早点还大家以太平，所以「福在殿兴」。

这一说法充满矛盾。既然天下无道，「天将更其运祚」，被推翻是必然的，总得有第一个起来反对它的，尽管他可能不成功，但是其发难之功是不容否定的。但朱元璋称之为「愚民」，说他们是「作乱」。然而没有流血，怎么会推翻无道的旧王朝，又哪来的新王朝？站在「首乱」者的尸体上，享受首乱者用牺牲换来的成果，却又这样大言不惭地辱骂他们，实在是匪夷所思。

绞尽脑汁，朱元璋的理论落脚点是：万万不要第一个揭竿而起。

说他狡猾也可以，说他愚蠢也可以，说他阴险也可以，说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论构建至此，朱元璋图穷匕见：不论怎么说，你们可千万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为了说服愚民，他又继续费尽口舌，推导出了宁可饿死，也强于造反之说。

他说，元朝承平时，富无旁忧，贫有贫乐。纵有天灾，「饥馑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

也就是说饿死强于战死，比起那样被杀死的，活活饿死还很「优游」舒服，相当享受呢。所以宁可饿死，也不能反抗他的统治。他又从多个侧面论证这个主张，说造反其实没有什么好处：从乱者并非俱能为人上人，除了那些「乱雄」和文武官吏外，「其泛常，非军即民，须听命而役之。呜呼，当此之际，其为军也，其为民也，何异于居承平时，名色亦然，差役愈甚」。也就是说，剩下的大部分，打了半天仗，也不过落了个普通军民，既然这样，何苦费事一回呢？

他在《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二》一节中说：

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翫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少壮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趋凶，父子皆听命矣。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

也就是说，当初啊，我亲眼见着许多大户人家、普通人家、穷苦人家的人跟着造反。那可相当苦啊：抛弃田地家产，一家老小跟着风餐风宿露。早上出去打仗，父子兄弟都去了，回来时，四个人往往死了两三个。不长时间，这一家就剩不下什么人了。

他通过这种「亲身经历」来谆谆告诫百姓不要起来造反。

（七）

说到这，我们就理解他为什么讨厌《孟子》了。

他要删掉「有恒产者有恒心」理论。朱元璋的理论是，有恒产当然有恒心，但无恒产也必须有恒心。也就是说，在朱元璋的统治之下，你就算沦为赤贫，走投无路，也不得起造反之心。

他删掉帝王必须仁慈的内容。也就是说，对帝王，不得有任何要求，什么样的帝王，百姓都应该服从。

他不许人们批评商纣王，并不是朱元璋喜欢商纣王，要像郭沫若先生那样为商纣王翻案，而是因为他主张，即使皇帝如同商纣王一样荒淫无道，臣下也不应该批评，更不应该推翻。

历代皇帝可能也有人和朱元璋一样，读了《孟子》感觉不舒服，不过他们还从来没有人想到可以「阉割」《孟子》。因为《孟子》是儒学体系的核心部分，正如黄仁宇所言：「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看，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

朱元璋不一样。对于他这样赤手空拳开天辟地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他自己，人世间的一切，包括所谓真理，都是为他服务的。朱元璋袭用孔孟之道，是因为孔孟之道可以巩固他的统治。如果不利于他的统治，他当然可以改造它，甚至消灭它。对别人来讲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对他来说，却完全符合逻辑。

（八）

除了教育百姓外，朱元璋还要抓官员队伍的思想建设。

朱元璋做事的特点是考虑极为长远。在与元朝作战之时，他已经想到了未来王朝的巩固问题。所以，遇到那些宁死不屈的元朝官员，他权衡利弊后，挑出几个，大加表彰，在自己的大臣中树立「忠」的观念。

元太平路总管靳义在太平城破时投水自杀，朱元璋称之为「义土」，下令「具棺敛葬之」。元将领福寿死于集庆，石抹宜孙死于处州，余阙死于安庆，他也一一加以礼葬和祠祀，以彰其「忠」。他夸奖福寿说：「疾风识劲草，其福寿之谓乎？为人臣者当如是也。」

蔡子英为元至正中进士，累官至行省参政。元亡后他被明兵捕获，押至京师。朱元璋久闻其名，以礼遇之，但蔡子英不为所动，在羁所大哭不止。「人问其故，曰：『无他，思旧君耳！『」朱元璋闻听，十分感动，「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从故主于和林」。也就是说，命人给了车马路费，送他到北方草原去找北元皇帝去了。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有力地向天下人宣示了他对「忠诚」这一品质的推崇。

朱元璋善于招揽人才，许多故元的将领文臣投奔到他的麾下，为他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在奔向帝位的途中，他对这些人毕恭毕敬，遵礼有加，比如刘基因为做过元朝臣子，不想出山，朱元璋绞尽脑汁，想尽了办法劝他出来，又对刘基非常尊重，每次都「称老先生而不名」。

然而，建国之后，当这些人的重要性降低之后，朱元璋的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刘基为朱元璋的事业尽了肱股之力。可以说，没有刘基，也许就没有朱元璋的天下。因此，当元顺帝北逃、皇子买的里八剌被送到南京时，他和其他开国元勋一样，欢欣鼓舞，文思泉涌，写了一封祝捷文章，正要给朱元璋送上时，朱元璋却下了这样一道诏书：

因命礼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尝仕元者不许称贺。

也就是说，做过元朝官员的人，不要参与庆贺。

这对以刘基为首的在元朝当过官的人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朱元璋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以「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刘基易主求名，是「大节有亏」，犯了原则性错误，是不可饶恕的。因此在大封功臣之时，只封他一个伯爵，不久就把他赶回家里，最后还听任其政敌将他害死。

元翰林学士危素在元亡之际曾投井自杀，却被救出。朱元璋听说此事，认为其人忠义可用，把他招来，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侍从文官，十分信任。危素也卖命尽职，为朱元璋做了许多工作。可是天下大定之后，朱元璋看他就有些不顺眼了。有一天，朱元璋坐在东阁侧室的屏风后面，危素从屏风外慢步走来，履声橐橐，朱元璋问：「谁？」危素答道：「老臣危素。」朱元璋嫌他自称老臣，就嘲笑说：「我只道是文天祥来！」

元顺帝有头大象，能在宴会上起舞助兴。明军攻入大都后，把它运到南京。有次，朱元璋宴请群臣，叫人把大象牵来，要它起舞，这头大象却趴在地上不动。朱元璋一气之下，下令把大象宰了。第二天，便借这件事，叫人制作两块木牌，一块写着「危不如象」，一块写着「素不如象」，挂在危素的左右肩，把他羞辱一通。

后来，御史王著等人上书，弹劾危素是亡国之臣，「不宜列侍从」，朱元璋下诏把他贬到和州去看守余阙庙。不到一年，危素便郁闷而死。

这样的例子不止危素一个。许多元朝降臣都是「始虽荣遇，终必摒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