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洪武朝的知识分子政策

洪武朝的知识分子政策

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

（一） 

如前所述，在打天下的过程当中，朱元璋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善于任用读书人，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建国之前，他对知识分子毕恭毕敬，十分热情。 

建国之后，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前后发生过很大变化。 

洪武初年，他仍然十分重视人才工作。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各条战线都急需人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知识分子的运动，来充实自己的官僚队伍。 

他继续打天下时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找人才。对知识分子还是坚持「给足面子」，嘱咐使臣们「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洪武元年徐达北伐，朱元璋命他一边作战，一边注意访取人才。徐达毕竟是武人，只要是读书人，不管本人是否愿意，都强迫他们赴京，不动身就动武。朱元璋得知，即发布公告，进行安抚，说：「所征人材，有不愿行者，有司不得驱迫，听其自便。」 

不过，这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经由一手变成了两手。天下未定之际，读书人不出山他不硬逼。因为逼急了，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对手那里去。他只能摆出宽怀大度的样子，置之不问。如今天下已经姓朱，形势不可逆转，读书人无处可逃，所以对那些太不给他面子的知识分子，朱元璋也时常不自觉地失去耐心，露出自己的獠牙。 

江西贵溪县的夏伯启叔侄想做元遗民，不愿当官，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了。朱元璋闻知大怒，夏伯启叔侄被枭首示众，全家都被籍没。和夏伯启叔侄一样被朱元璋杀死的还有苏州人才姚润、王谟，他们也是「被征不仕」，结果「皆诛而籍其家」。 

《明朝小史》更记载： 

帝既得天下，恶胜国顽民，窜入缁流，乃聚数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顶，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名曰「铲头会」。 

就是说，他痛恨那些托身寺庙的遗民，将他们埋入地中，只露其头，用大斧削去，称为「铲头会」。 

在朱元璋以前，虽然君权强大，但士大夫阶层还是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的。「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被尊崇。这是传统社会留给人们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朱元璋却毫不犹豫地封杀了这块空间。他认为，这些拒绝与他的政权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这个前乞丐的。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这就是所谓的「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读书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阳光雨露而活，不为他朱家服务，这本就是滔天大罪。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严光论》来继续阐述他的「不为君用即为罪」的理论。严光是汉光武帝刘秀故人，刘秀登基后他隐姓埋名，不愿出山。刘秀也只好让他潇洒自在地在富春江垂钓消遣。这本是中国历史上一桩著名美谈，不想在一千三百年后，却遭到了朱元璋的严厉批判。朱元璋说，假使王郎、刘盆子等辈混乱未定之时，严光到哪儿钓鱼？现在他之所以有地方钓鱼，是因为皇帝平定了天下。既受皇帝之恩，他理当出山服务。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显著。天下知识分子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由于大批知识分子加盟，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国家机器按计划有效运转起来了。 

（二） 

第二阶段是渐起轻视之心，言辞不再卑逊。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筐，随着身边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也在他们的熏陶下开始有计划地读书，博览经史，学作文章。渐渐地登堂入室。他发现，原来知识并不那么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样可以通古博今，甚至写出像模像样的文章。 

随着自己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了解了知识的堂奥，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迷信之心渐淡。他发现，知识分子们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他们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朱元璋明白了为什么人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做事畏手畏脚，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只会做君子，不敢当小人。所以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自己寻找功名富贵。真正的英雄，还得数他和刘邦这样的大老粗。明白了这一点，朱元璋渐启对文人的轻视之心。 

开朝之后，他在给宋濂的诰命中，这样坦率地谈到对宋濂的真实看法： 

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  （《明太祖集》卷三）  

也就是说，他认为宋濂虽然博古通今，学识出众，但缺乏决断力和实行力，办不了什么实际的事情。 

这样的话，朱元璋在建国前是绝对不会说的。对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评价，别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业的顺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胀起来。 

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定，大家都认识到天下姓朱已经没有任何疑问。朱元璋不再用像以前那样费力地去寻访、邀请，多如牛毛的知识分子就主动满怀热情地依附到朱家政权这张皮上。朱元璋广泛兴建的学校系统已经开始培养车载斗量的文化人，一时间知识分子极大丰富，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他对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逝。贵妃与皇后相比，是小老婆。按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孩子给她服丧。文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他更改古礼，朱元璋因此写了篇《孝慈录·序》，大骂这些知识分子为「迂儒」。说他们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审时度势，现实灵活地处理问题：「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又说，这些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朕观宫生之君，好内山林之士，任为股肱爪牙，暴贵其身，致君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国之危亡，非迂儒者谁？其丧礼之论，时文之变态，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见其情，甚不难矣。」 

通过这些痛快淋漓的斥骂，朱元璋将那些「山林之士」贬低成一群废物，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以防「牵制文义，优游不断」。这里面，有对知识分子弱点的灼见，更多的是一竿子打死的偏见。 

朱元璋不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对文人学士们的文字本行，也越来越敢于评头品足。朱元璋虽然中年之后才开始学习写文章，但因天分不错，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虽粗头乱服，却风格独特豪迈，气势吞吐千古，在古代帝王中独树一帜，他也颇以此自矜。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命文臣们作《阅江楼记》。读完之后无一当意者，于是亲自动手，写了两篇，给文臣们做示范。大臣们当然赞颂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单全收，扬扬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学家的宝座。不久之后，对当代文坛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满意了，写了《驳韩愈颂伯夷文》《辨韩愈讼风伯文》等文章，开始对中国文学史上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韩愈对于「格物致知，尚未审其情」，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辞藻，不通人情物理。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满纸咄咄逼人的霸气。高己卑人、予智予雄于此达到了极点。 

（三） 

第三个阶段，则是一边任用，一边残杀。 

在统治前期，朱元璋极少杀文臣。到了洪武中期，天下已如磐石之安，朱元璋对自己的流氓本性不再刻意压制。他对文臣，一方面要任用他们安邦治国，另一方面，因为知识分子到处都是，用不过来，稍不高兴，就随手杀掉，毫不可惜。 

洪武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直陈时务，朱元璋叫中书郎王敏将万言书读给他听，一开头茹太素说了一大堆套话，让朱元璋十分讨厌，他把茹太素叫进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又叫人接着念茹太素的万言书，听到后面有四件事可行，这才把茹太素放了，说你的错误在于文章写得太长，其实五百个字就足够了。过了几年，茹太素当到户部尚书，仍然爱提意见，因而「屡濒于罪」。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宴请茹太素，给茹太素倒了一杯酒，吟诗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磕头致谢，续韵吟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了，不禁为之恻然，但不久，还是找借口把茹太素处死了。 

洪武十五年  （1382）  四月，朱元璋设置僧司机构，大力崇佛。大理寺卿李仕鲁是声名颇著的程朱理学家，对皇上崇佛的举措颇不以为然，劝朱元璋崇儒辟佛，朱元璋不从，他一气之下，把手中的朝笏扔到地上。朱元璋大怒，叫武士当场把他摔死在台阶下面。 

同州进士王朴性格耿直，最爱直言极谏，有时见自己的谏言未被接受，还当面和朱元璋展开辩论。朱元璋开始几次对他的敢言劲头表示欣赏，后来次数多了不胜其烦，把他杀头了事。王朴根本不了解自己这类知识分子在皇帝心中无足轻重的地位，路过史馆，还高声呼喊：「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 

除了这类因为顶撞进谏而死者外，更多的知识分子死于朱元璋的文字狱。 

虽然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的防范戒备心理丝毫没有放松。起因是「士诚小人」这个典故。 

洪武初年，因为不满朱元璋的重文轻武，有一位武臣对朱元璋大讲知识分子的坏处。他说，这些人心胸狭窄，嘴巴又刻薄，经常变着法地骂人：「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如张九四  （张士诚原名）  优礼文人，请他们给自己改名，哪承想他们竟给他取名为『士诚』。」 

朱元璋说，这名字很好啊？有什么毛病？ 

武臣说：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讲，《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骂张士诚小人啊！ 

朱元璋听后，立即找了本《孟子》来查，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他不禁悚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读书人欺负他是盐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这样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们瞧不起。从此朱元璋就开始对文臣们大起疑心，阅读奏章多了一个心眼儿。 

朱元璋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显得十分豪爽坦率，但是这些话只能他自己来说，别人可千万不能说。实际上，做过乞丐与和尚，这一直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最大的一块伤疤，万万触碰不得，但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儿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因为起义起家，所以也讨厌人提「贼」和「寇」。大明臣民其实谁也没有胆子当着朱元璋提这壶水，也没有兴趣提这壶水，所以奏章中不用这些字，朱元璋却更不放心，总怀疑别人会拐弯抹角地骂他，遂将防区无限扩大，到了极为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为近乎「僧」字，在他看来就不怀好意，而「则」字也很危险，因为「则」在淮西方言中发音与「贼」同。 

按照明初习惯，逢年过节、皇帝生日之时，文武大臣都要上表庆贺。所上的表笺，照例由学校教官代作。虽然表笺中都是毫无营养的陈词滥调，但因为都是颂扬自己的话，朱元璋很喜欢阅读。读来读去，越来越多的敏感词蹦了出来。出现次数最多的敏感词是「则」字。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因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被处死；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因表内有「以则天下」句而被处死。其次，表笺中若有「生」  （近「僧」）  、「法坤」  （近「发髡」）  等字样，也以为这是讽刺他曾出家为僧之事。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杀。祥符县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像魏」句，因「取法」音同「去发」，贾翥亦未免一死。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一句，因「法坤」音同「发髡」，「藻饰太平」音同「早失太平」，许元送了性命。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事例，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朱元璋的想象力实在惊人，他制造的文字狱也因此触目惊心，骇人听闻。亳州训导林云在所作《谢东宫赐宴笺》内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朱元璋以为「式君父」为「弑君父」之隐语，林云因此而被杀。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在所作《贺立太孙表》中有「永绍万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朱元璋以为「有道」为「有盗」之谐语，吴宪也因此身首异处。怀庆府学训导吕睿在所作《谢赐马表》中有「遥望帝扉」之语，朱元璋以为「帝扉」隐含「帝非」之讥，吕睿也遭杀头之祸。此外，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被杀，人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后来只能揣测也许是因为「寿」字与「兽」字同音之故。 

除了在表章里挑毛病之外，朱元璋还将文字狱扩展到文学作品当中，看到谁写的诗文让自己不舒服，就把作者抓来杀掉。 

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洪武年间，四明僧人守仁应诏入京，闲着没劲，作了《翡翠》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朱元璋读了之后，对守仁说：「你不想见我，说我法网密吗？」于是以谤讪罪将他处死了。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则记载，一位叫来复的和尚在给朱元璋的谢恩诗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看后大怒，说：「汝诗用『殊』字，是谓我为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将之斩首。 

明初「吴中四杰」之首高启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七年，朱元璋读到高启创作的《上梁文》中，以「龙蹯虎踞」一词形容魏观的府治。朱元璋以为此语只可用来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故将高启腰斩。 

（四） 

讲到这里，我们不妨逸出一笔，介绍一下中国文字狱史上很有意思的一种文字狱：外国文字狱。 

朱元璋不仅对本国臣子的表笺深文周纳，对外国来的表笺亦是如此。文字狱因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走出国界，走向了世界。 

那是在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废黜高丽国王自立，毕恭毕敬地上表明廷，请朱元璋赐他一个国号。朱元璋批准他用「朝鲜」国号，李成桂又赶紧派文臣李恬为谢恩使，来感谢更国号之恩。在谢恩表中，李成桂为了表示恭顺，没敢用朝鲜国王的名义，而用了「权知国事」这个头衔，朱元璋疑忌顿生，认为李成桂这种做法是对他的不尊重，命人将谢恩使李恬按在地上痛打，「棒恬几死」，在他回朝鲜时，又不给他马骑，让他忍着伤痛，步行回家。 

李成桂得知此事后更为害怕，于是又专门巴巴地派人来谢罪，在《谢罪表》中这样解释：「照得小邦僻处荒远，言语不通，闻见不博，粗习文字，仅达事情。其于制作，未谙体格，以致错误，非敢故为侮慢。」就是说朝鲜国文化水平不高，对明朝文件格式不熟悉，犯了这个错误，绝对不是有意的。朱元璋这才饶了他。 

这事刚过去不久，洪武二十九年朝鲜恭贺新春的表笺又起祸端。朱元璋认为表文中有「侮慢之辞」「轻薄戏侮」「不停当的字样多有」，扣押朝鲜使臣不许回国，还命朝鲜马上把起草表文的人押来问罪。朝鲜马上老老实实把作者金若恒送到南京，在给明朝礼部的信中说： 

小邦僻居海外，声音语言，不类中华，必凭通译，仅习文意，所学粗浅，措辞鄙陋，且不能尽悉表笺体制，以致言词轻薄。何敢故为戏侮，以生衅端。 

就是说，朝鲜因为语言不通，要借助于翻译，所以出现「言词轻薄」的错误，并不是有意为之，请大皇帝原谅。 

这一风波还没处理完毕，紧接着又一个表笺惹了祸。洪武二十九年正月，李成桂派遣郑总到中国请求大明颁给他们诰命、印信。表文之中引用了商纣王的典故，朱元璋阅后，认为这是在讽刺他，于是说：「近日奏请印信、诰命状内引用纣事，尤为无礼……以此来使未可放回。若将撰写校正人员尽数发来，使者方回。」命朝鲜国将表笺的作者以及校对人员一起押送中国问罪。使臣郑总也倒了大霉，朱元璋不但将他拘留，还「遣人取家小」，命人到朝鲜把他一家大小都押来中国。 

这两次文字狱的处理结果，是郑总以及表文的作者金若恒、卢仁度都被朱元璋杀了头。朱元璋还在圣旨里这样教训李成桂：「如今两国之间，秀才每戏弄，不直不正。以小事大，事事都要至诚。直直正正，日头那里起，那里落，天下只是一个日头。」 

李成桂以权臣篡位，极度希望得到朱元璋的承认，所以他对朱元璋一直毕恭毕敬，忍气吞声，极力讨好。不论从哪个角度，他都不可能在表文中故意讽刺朱元璋。朱元璋郑重其事地在外国表文中大挑毛病，只能说明，他的心理变态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了。 

（五） 

人到老年，人格常会发生剧烈改变。朱元璋晚年身体很不好，多年超强度的脑力劳动又使他出现精神变态。他开始随心所欲，通过无节制的屠戮来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洪武晚年，稍有名气的文化人都难逃一死，死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字狱，第二种是牵连进各种大狱之中。 

除了高启，「吴中四杰」中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也没有一个落了好下场：杨基入明曾任山西按察使，后来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死于工所。张羽入明曾任太常寺丞，后来获罪贬谪岭南，没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徐贲入明曾为给事中，后来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时，他「坐犒劳不时」，也就是没有及时提供给养，下狱而死。 

除了以「吴中四杰」为代表的诗人作家外，明初还有一批最有才华的著名学者，被召集参与了《元史》的修撰。在修完《元史》后，大部分人都遭遇悲惨，比如王彝被朱元璋寻故杀死，高逊志「以事谪朐山」，傅恕「后坐累死」，张孟兼为吴印所讦而被杀，张宣「坐事谪徙豪梁，道卒」…… 

除此之外，还有太多著名文化人死于非命。「淹贯经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因为给蓝玉当过家庭教师，蓝玉案发，「行父子亦坐死」；「词采灿然」的诗人孙蒉，尝为蓝玉题画，「遂论死」；供事内府的宫廷画家赵原奉命画昔贤像，「应对失旨，坐法」；画家盛著奉命画天界寺影壁，结果画出了毛病，他在龙背上画了一只水母，惹得朱元璋大怒：「以水母乘龙背，不称旨，弃市。」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一时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 

不但这些文人小臣没有几个有好下场，就是那些一直追随朱元璋、功成名遂的大知识分子，也鲜有善终者。朱元璋起兵后，第一批追随朱元璋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长、陶凯、陶安三人。除陶安因死得早得了个善终外，李善长被朱元璋满门抄斩，陶凯因致仕后起了个号叫「耐久道人」。朱元璋「闻而恶之」，找了个借口把他抓来杀掉了。第二批追随朱元璋功劳最大的文士是刘基、宋濂，刘基因不被朱元璋所信任，罢官回乡，后被胡惟庸  （一说朱元璋自己）  毒死。宋濂则因其孙宋慎的事，被株连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在途中自缢于夔州。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以热情延请开始，以摧残屠戮告终，这种专制君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游戏，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上演过一次。 

那些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则大多被吓破了胆。有个可笑而又令人心酸的故事说： 

新淦有诗人邓伯言，宋潜溪  （濂）  ……以诗人荐之。廷试「钟山晓寒诗」，太祖爱其中二句曰「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不觉御手拍案诵之。伯言俯伏墀下，误疑触天怒遂惊死。扶出东华门，始苏。次日，遂授翰林。 

也就是说，朱元璋读到他的两句诗，大为激赏，用手拍了一下桌子。他却以为是皇上发了脾气，当然就吓晕了过去，太监把他弄出东华门，他才苏醒过来。 

朱元璋的文化政策成功地使明初文化人如履薄冰，收敛个性，粉饰现实，一味颂圣，循规蹈矩，点缀升平，埋下了永乐至成化年间「台阁体」的伏笔，同时也决定了有明一代学术不兴的基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