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斯坦因在 1907 年

斯坦因方 1907 上

风云起：暗藏玄机之上，搅动国局之分

1907 年 5 月 23 日，对于英国人斯坦因来说，将是永生难忘的一天。

这天中午，毒辣的太阳高悬在敦煌明净的天空，三危山下的沙子蒸腾着滚滚热浪。吃过午饭后，负责监视斯坦因的士兵们困意袭来，倒头便睡，阵阵鼾声回荡在空旷的戈壁。

趁着这个机会，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看守王圆箓道士的带领下，斯坦因穿过狭窄、昏暗的甬道，如同一只嗅觉敏锐的猎犬，终于来到垂涎已久的藏经洞口。

踏进藏经洞的一刹那，斯坦因的身体涌过一股电流，借着摇曳的微弱烛光，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看到大约 7 平方米大的洞窟内堆满了 3 米高的古代经卷，一层摞一层，密密麻麻，只能同时容纳两个人站立。

斯坦因暗自心想，这下发大了！

不过他懂得「闷声发大财」的道理，故意掩藏了内心的狂喜。接下来的日子里，斯坦因和他的中国助手一起，通过花言巧语，设计诱骗王圆箓道士，最后从王道士手上，用极低的价格买走了大批价值连城的古代经卷文物。

回到英国后，斯坦因一下子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他到处炫耀自己盗取的这批中国文物，西方人见了也是大开眼界，没想到伟大的丝绸之路上，还能留下如此众多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结晶。

很快，斯坦因就在整个西方世界暴得大名。对于自己从王道士那里骗取文物的故事，他不但不以为耻，还引以为傲，甚至把它写成书，在西方读者中广为传播。

讽刺的是，西方人还很吃这一套，都把斯坦因看作是一个有着传奇探险经历的大人物。斯坦因不仅被英国政府封为象征贵族身份的「爵士」头衔，还得到剑桥大学等全世界多所高等学府的荣誉学位，走到哪儿都是座上宾。

斯坦因之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怀揣各种目的的探险家、学者、间谍纷纷前来中国的新疆、河西走廊等地游历、考古、盗掘……令中华文明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和损失，而这一切的开始，都要从斯坦因进入敦煌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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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多年前的敦煌，还是茫茫戈壁，风沙遮天。这座小县城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边，再往西走，就会进入新疆，所以自古以来便是交通要道，无数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僧侣都要在此停靠歇脚。

斯坦因一生在中国西北部进行过四次探险考察，1900 年开始的第一次探险考察地点主要是新疆和田地区，当时的清政府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所以根本没有精力管西部边疆的事情，这就给斯坦因钻空子盗取文物提供了大好机会。

尝到了第一次甜头之后，斯坦因一直谋划在中国开展规模更大的第二次考察。

斯坦因作为一个不懂中文的外国人，想要方便地在中国旅行，肯定最好找到一个本地的「地陪」，于是出发前，他就拜托当时英国驻新疆喀什的政治代表马继业（George MaCrtney）帮他寻找一位中文翻译。

这位马继业是新疆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大英帝国插手新疆事务的马前卒。马继业是个中英混血儿，他的父亲是中国驻英使馆参赞马格里，母亲是马格里在太平天国之乱中救下的女子。马继业长大后，无论在英国还是中国，都不受待见，都感觉低人一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俄两国在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展开了一场地缘政治大角逐，互相竞争，看谁能称霸这片区域。后来为了更好地对新疆加以渗透，英国决定在南疆重镇喀什设立领事馆，马继业凭借出色的语言能力，当上了驻喀什总领事，长期为斯坦因在中国的探险活动提供帮助。

最后在马继业的推荐下，斯坦因雇佣了一位名叫蒋孝琬的新疆「师爷」。「师爷」在清代不是一种官职，他们的工作只是辅佐官员处理文书，类似于现在的秘书角色，但不算公务员。

这位蒋师爷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当兵离开家乡，一直在甘肃、新疆的官场上当师爷，虽然头脑灵光，可惜运气差了点，始终没能混上个一官半职。

得知自己被推荐给斯坦因的时候，蒋孝琬已经在新疆干了 21 年的秘书工作，想进入体制当官却苦于没有门路，突然听说一位英国的「大官」想要聘请自己当助手，就感到命运之神终于眷顾了自己，他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很快就答应了这件差事。

当时斯坦因找助手的条件是略懂维吾尔语，而且能够适应沙漠旅行，懂维吾尔语是为了方便交流，因为斯坦因本人不会讲汉语，只能讲占新疆大多数人口的维吾尔族的语言。

蒋孝琬虽然谈不上精通维吾尔语，但马马虎虎能够与斯坦因交流。后来两人在一起搭档时间长了，拥有出色语言学习能力的斯坦因也开始用汉语和蒋孝琬说话。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讲斯坦因去敦煌盗宝的故事，都忽略了蒋孝琬这个关键人物，甚至有些人以为斯坦因是直接和王道士交易的。

其实仔细想一想，就算斯坦因的城府再深，他毕竟不会说汉语，更不会写中文，怎么可能直接和王道士交流？更不用说要应付敦煌当地方方面面的政府官员了。斯坦因的成功背后，必定得到了一位精通人情世故、熟悉中国官场规则的能人帮助，而这个被历史选中的人就是蒋孝琬。

蒋孝琬是斯坦因的命中贵人，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蒋孝琬的帮助，斯坦因不会那么轻易地取得中国官员和王道士的信任，从而顺利地从敦煌盗取宝藏。

斯坦因 1914 年重返敦煌时，对比当时聘请的李姓师爷，就能强烈感受到蒋师爷的过人之处，蒋师爷出色的社交和办事能力让斯坦因无比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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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斯坦因的盗宝过程之前，我们先要介绍下斯坦因的大致经历，以及他为什么会如此热衷来中国探险考察？

1862 年 11 月 26 日，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斯坦因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但因为当时犹太人在欧洲遭受歧视和迫害，父母没有让斯坦因继承犹太教传统，而是让他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

很多人一生的兴趣和志向，早在青年时代便展现出来，斯坦因也不例外。

斯坦因在上学时最喜欢读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他最崇拜的偶像就是世界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等再长大一些，有两位旅行家对斯坦因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位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去西天取经的唐僧玄奘，另外一位就是 13 世纪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

后来斯坦因在东方旅行时，身边一直装着的两本书就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游记》。

其实最早吸引斯坦因的不是中国而是印度，原因有两点。

一是 19 世纪下半叶，欧洲语言学家发现古印度的梵语和欧洲的希腊语、拉丁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说明印度和欧洲的语言很有可能同根同源，语言学家给这种语言起了个名字，叫「原始印欧语」。

斯坦因对印度发生兴趣的第二点原因是，在他之前，有一位叫乔玛的匈牙利人曾经孤身前往东方旅行，并在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发现了长期不为人知的藏族文献。乔玛 19 世纪初去东方的原因是想寻找匈牙利人的起源，因为传说匈牙利人跟古代中亚的匈奴人有着密切联系……乔玛的传奇经历最终成为匈牙利爱国主义的象征，刺激了包括斯坦因在内的国民对于遥远东方的想象。

有了兴趣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把理想变为现实。

为了实现自己到东方去的梦想，斯坦因在大学期间，广泛阅读了有关印度、波斯和中亚的书籍，系统学习了梵语、波斯语等古老语言。关于未来的职业，斯坦因当时的想法是最好能留在欧洲大学里当一个研究东方学的教师。

受到大学里一位教授经历的启发，斯坦因也想像那位教授一样，先在印度生活一段时间，然后以这段经历为跳板，再回欧洲谋求教职。

由于印度早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所以斯坦因当时要去印度，只能从英国出发。1883 年，斯坦因获得博士学位后，匈牙利政府给他了一笔钱，供他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从事两年的博士后研究，这正合斯坦因的心意。

在英国做研究期间，斯坦因又回匈牙利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强制性军事训练，他在军训中学会了当时最先进的地形测绘技术，为今后的探险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证。

斯坦因在英国的学习十分刻苦，再加上学业优异，毕业时得到了两位东方学大佬的肯定和推荐。有了大佬的站台，斯坦因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到印度去工作，担任旁遮普大学注册员和拉合尔东方学院负责人。

不过到了印度以后，斯坦因慢慢改变了志向，他不再想一辈子呆在学院的象牙塔中，做着寂寞深奥的学问。遥远的东方像一块磁石，强烈地吸引着斯坦因的脚步。

与此同时，中国新疆出土了一批古代文书，上面写满了如同「天书」般的古代中亚文字，再加上此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带回文物的激励作用，斯坦因相信塔里木盆地下一定埋藏着高度辉煌、复杂的古代文明。

斯坦因在梦中无数次地梦到玄奘和马可·波罗在书中描述过的旅途场景——伴着朝霞、落日和驼铃，跋山涉水，穿越荒无人烟的戈壁和草原，探索人类失落的文明……

于是斯坦因终于向英国政府提出了去中国新疆探险考察的申请，英国本来就对新疆地区蠢蠢欲动，当然会批准斯坦因的考察计划。

这便是斯坦因来到中国的背景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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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彼时的斯坦因恐怕还想不到，他到达敦煌以后，居然可以找到那么多无价的宝藏。

1907 年 3 月 12 日，斯坦因和蒋孝琬风尘仆仆地抵达敦煌县城。巧的是，前一天晚上，敦煌刚刚进行了最高权力的交接仪式，新到任的县长王家彦和即将卸任的县长黄万春互相交接了官印。

有了第一次的考察经验，斯坦因深知在中国活动必须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最好能和官员交上朋友，接下来什么事都好说。所谓「认识人，好办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斯坦因到敦煌的第二天，就主动去拜访了政府「一把手」王家彦和军队「一把手」林太清。

王家彦和林太清热情接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王家彦家中，他们共进晚餐，饭后斯坦因还用照相机给为王家彦照了一张全家福，王家彦自然十分高兴。

在与两位军政官员的交往过程中，斯坦因逐渐察觉出敦煌实权其实掌握在林太清手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掌握军队谁自然更有底气说话，再加上王家彦毕竟新官上任不久，初来乍到，很多事情还得听老人的话。

林太清先是派了几个士兵充当斯坦因的营帐护卫队，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斯坦因的安全，实际也有监视目的。然后，他还为斯坦因的骆驼队找到了一片上好的牧场。

斯坦因 1907 年到敦煌的时候还不知道藏经洞被王道士发现的事情，他是从一名来自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商人那里得知了这个重要的信息。斯坦因预感到这个藏经洞中一定有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于是很快就和蒋孝琬一起，前往莫高窟一探究竟。

不巧的是，斯坦因第一次造访藏经洞并没有一饱眼福。看守藏经洞的王圆箓道士外出化缘，藏经洞口破旧的木门上被王道士挂上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铁锁。斯坦因和蒋孝琬只得站在藏经洞口，透过细窄的门缝朝里窥视，但只看到了黑黢黢的一片，两人干着急也没有办法。

蒋孝琬问留守莫高窟的一名年轻和尚，能否打开藏经洞的大门让他们进去参观一下？和尚回答说，藏经洞的钥匙只有王道士有，要想参观只能等王道士化缘回来。

看着近在眼前的猎物但却无法接近，斯坦因也曾想过使用暴力破门而入，但这样做肯定会激发矛盾，引起当地政府的注意，不利于获取更多的猎物。为了「闷声发大财」，斯坦因与蒋孝琬经过一番商议，只好选择按兵不动，等待王道士归来后再做下一步打算。

结果斯坦因一等就是两个月，这段时间里，他也没有闲着，一直在敦煌县城西北部的长城烽燧遗址和沙漠废墟进行考古发掘。

敦煌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有过浴佛节的传统，那几天莫高窟会非常热闹，都是前来上香还愿的老百姓。为了秘密行事，斯坦因带着蒋孝琬重返莫高窟时，故意避开了浴佛节。

由于蒋孝琬已经和王圆箓提前联系好，斯坦因第二次来到莫高窟并没有扑空。王圆箓和其他和尚一起迎接了斯坦因一行人马的到来。

此时的王道士完全不知道这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本能地怀有一些戒备。斯坦因见到王道士的第一眼也感到了那种戒备，心想：「他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脸上不时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

为了不引起王道士更多的注意，斯坦因起初几天都假装对藏经洞不感兴趣，忙于调查其他石窟壁画，避免和王道士直接接触。

有一天，斯坦因在调查其他洞窟的时候，路过藏经洞所在的洞窟，他惊讶地发现，藏经洞口竟然已经被王圆箓用砖头封得严严实实。所谓做贼心虚，斯坦因不禁打了一个冷战，难道王道士已经觉察出他此行的真正目的？

斯坦因再次派出蒋孝琬去王圆箓那里打听为什么要用砖头封死藏经洞。原来，王道士封堵藏藏经洞是避免浴佛节期间涌来的大量香客产生好奇，并非专门针对斯坦因。能干的蒋师爷还从王道士口中套出了当地政府并不重视藏经洞的信息。

这些消息让斯坦因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的眼前又燃起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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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总是习惯把敦煌文物流失的罪名加到那个可怜的王道士头上，好像都是他一个人的错，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王圆箓年轻的时候从军打过仗，总是随着大清的军队到处跑。光绪皇帝登基的第一年，王圆箓所在的军队来到甘肃酒泉驻扎，当地道教很是流行，道士们习惯在驻军士兵中传播道教教义。王圆箓就是在这个时候信奉了道教，成为一名道士。

从军队退役后，王圆箓就专职做了一名道士。王圆箓生存的那个时代，酒泉当地有很多荒废的佛教石窟寺，道士们就很喜欢占领这些石窟寺，把它们改建成道观。

1899 年前后，王圆箓云游到了敦煌莫高窟，并定居下来。王道士像其他道士一样，慢慢开始修复改造莫高窟，想把这里变成一座道观，没想到在 1900 年 6 月 22 日这一天，偶然发现了藏经洞。

秘藏千年的古老典籍终于重见天日！

藏经洞中的经卷都是印刷术出现之前的手抄本，涉及佛经、文书、方志、信札、契约、户籍、账簿、曲谱等等，书写时间大致是从 5 世纪到 11 世纪，书写的文字除了汉文、藏文之外，还有许多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里的中亚古代文字。

敦煌自汉代以来便是连接汉地中原和西域世界的大门，中国、印度、伊斯兰、希腊四大古老文明在此交会融合，但由于敦煌地处偏远，很多精彩的故事没有被史书记录下来。藏经洞中的这批经卷正好可以弥补那些空白的历史，谁掌握了它们，谁就拥有了重新解释历史的机会。

可惜王道士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目不识丁的退伍军人和道教信徒，根本没有认识到，也本不该能够意识到藏经洞的巨大价值。更可惜的是，王道士几乎在发现宝藏的第一时间，就曾把一些藏经洞写本和绘画送到敦煌乃至甘肃省政府官员手里。但这些本能应知晓这些宝藏价值的人，却没有做到他们本应尽到的责任。

1904 年，时任敦煌县长的汪宗翰亲自去莫高窟检点了一遍藏经洞文物，随后，他也只是命令王道士在原地点把这些经卷封存起来，直到 1907 年斯坦因的到来。

从 1900 年藏经洞被发现开始算起，在长达 7 年的时间里，那些重见天日的文物本来有机会逃脱斯坦因的魔爪，得到本国政府妥善的照顾和保存，但在那个清政府即将倒台的前夜，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没有人愿意对这批古老的文物负责。

相比之下，王圆箓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情——奉上级的命令，封存并看守藏经洞，甚至还让斯坦因一度感到不好对付。怪只怪斯坦因老奸巨猾，和蒋孝琬一唱一和，设计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

王道士不应该替一个时代和一个落后愚昧的政权承担藏经洞文物外流的全部责任，他也承担不起。

余秋雨在他那篇广为流传的《道士塔》中，把王道士刻画成了一个愚昧不堪、贪恋钱财的小人，说他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罪人！这其实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完全忽略了当时的时代环境和王道士曾为保护藏经洞和莫高窟付出过的诸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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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斯坦因到底是如何从王道士手上一步步骗取经卷的呢？

自从在莫高窟安营扎寨后，斯坦因无时无刻不想着进入藏经洞寻宝，他先让蒋孝琬替他去游说王圆箓打开藏经洞的大门。于是蒋师爷一天到晚缠着王圆箓，发现他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听说书人讲过《西游记》，熟悉唐僧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

蒋孝琬把这个信息告诉斯坦因后，斯坦因转了转眼珠子，顿时心生妙计，马上决定利用玄奘的故事作为诱饵，骗取王道士的好感，从而拉近关系。

通过蒋孝琬，斯坦因告诉王圆箓他是从印度来到敦煌，历经千辛万苦，详细讲述了一路上的旅途见闻，王道士听得十分入迷。斯坦因还说自己是玄奘的忠实信徒，慌称自己走的是玄奘从印度返回中国时走过的路，希望能看看玄奘取回的经卷。

斯坦因说得情真意切，再加上蒋孝琬在一旁添油加醋，王道士的心理防线很快就被突破了。但直到此时，王道士对斯坦因仍然没有完全放下戒心，他答应先带蒋师爷去看藏经洞，所以蒋孝琬实际比斯坦因更早进入藏经洞。

蒋孝琬并没有空手而归，在他的一再恳求下，王道士答应让蒋孝琬带走一些经卷，以便仔细检查。蒋孝琬回到住处后，迫不及待地展开这些汉文写本，在昏黄的烛灯下，耐心地辨认上面有些褪色的字迹。

突然，「玄奘」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一捆卷子的起首，蒋孝琬赶紧将脸凑近了一些，没错，这就是玄奘当年翻译的一本佛经的抄本！

有了这个重大发现，蒋孝琬兴奋得一晚上没怎么睡觉。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蒋孝琬就匆匆去到斯坦因的营帐，把这个发现告诉了他。斯坦因得知这个消息后，也兴奋异常，他甚至觉得玄奘真是他的庇护神。

蒋孝琬马上找到王圆箓，归还了经卷，并告诉王道士发现玄奘译经的事情。这下王道士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溃了，他真的相信斯坦因就是受了玄奘在天之灵的指引，才来到敦煌，他没有理由不让他查阅藏经洞中的经卷。

就这样连哄带骗，斯坦因终于顺利地进入了梦寐以求的藏经洞。

第一次进入藏经洞，斯坦因故作镇静，等眼睛逐渐适应了洞中的亮度之后，他仔细地环视四周，洞中除了经卷还是经卷。由于没有下脚的地方，斯坦因向王圆箓提出要在藏经洞外找个地方查阅这些卷子。

王道士答应了斯坦因的请求，他在藏经洞外的甬道和前室里放了一张小木桌。每次，王道士从藏经洞中提出一两捆卷子供斯坦因查看，等斯坦因看完了，王道士再把斯坦因不需要的卷子放回洞中，然后再提新的出来……

就这样，持续 6 天，斯坦因和蒋孝琬如饥似渴地翻看挑选藏经洞里的卷子。

查阅过程中，斯坦因激动得心跳越来越快，他已经充分认识到这批卷子对于佛教和历史研究的重大价值，他一边翻检，一边盘算着如何将挑选出来的卷子从王道士那里带走。

起初是王道士先问斯坦因能否向寺庙捐一些「功德钱」，这个话题正中斯坦因下怀。斯坦因马上接住了这个话题，说可以捐钱，但要等到他看完全部的经卷之后，才能确定捐款的数额。此时，双方心照不宣，但都没有明说这是一场交易。

在挑选工作的最后一天，斯坦因突然决定想要带走藏经洞中的所有经卷，为此他愿意付出 2000 两银子（必要时可以翻倍）作为交换。

王圆箓生性胆小而谨慎，他害怕莫高窟的施主们知道他出卖经卷后惹麻烦，便拒绝了斯坦因购买全部经卷的提议。

经过一番谈判，最后王道士和斯坦因达成了交易协定，斯坦因用 150 两银子换走此前挑选出来的所有东西，再加上 50 捆典籍。他们还约定此事必须严格保密，除了斯坦因、蒋孝琬和王圆箓三个当事人之外，不能有第四个人知道。

随后的两个晚上，趁着夜深人静，斯坦因派蒋孝琬和两个随行的考察队员把他们此前费心挑选出来的全部卷子装箱，然后运到斯坦因的帐篷中去。在夜色的掩护下，蒋孝琬等人的行动竟然没有被任何人觉察，斯坦因的第一笔交易就这样做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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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圆箓做了亏心事之后，内心很不踏实，他甚至经常会做噩梦，梦到莫高窟的施主们知道了他出卖藏经洞中经卷的事情，然后集体到他的住处逼他下跪谢罪，每次梦到这里，王道士都会在战栗中惊出一身冷汗。

为了摆脱这种担惊受怕的状态，王圆箓急急忙忙地收拾好行李，启程到敦煌县城化缘，顺便探听他和斯坦因的秘密交易有没有走漏风声。

王道士走后，斯坦因把工作重心从搜集藏经洞经卷，转向了拍摄石窟寺壁画和泥塑艺术品。每天的工作完成之后，斯坦因都会独自在莫高窟峡谷附近的高地上散步。

敦煌的夜晚凉爽宜人，斯坦因喜欢那种风沙拂面的感觉，细碎的沙粒打在他的脸上，微弱的疼痛让他明白自己不是在做梦。整日面对莫高窟这个华美绚烂的神佛世界，斯坦因陶醉其中，他不知道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可以如此近距离地和千年前的艺术珍宝亲密接触。

斯坦因心无旁骛地拍摄了几天后，敦煌县长王家彦的到来，扰乱了斯坦因的工作节奏。

自从上次在敦煌县城见过面之后，王家彦一直关注着斯坦因的动态，听说斯坦因滞留莫高窟十几天后，王县长隐约感到斯坦因可能在搞鬼，就亲自率领一批人马来到莫高窟。尽管不大情愿，斯坦因还是抽出时间面见了王县长。

王家彦对斯坦因说，他是出差去别的地方顺路来看斯坦因。斯坦因感谢了王县长的好意，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闭口不谈他和王圆箓之间的秘密交易。此时，王道士正在外出化缘，王家彦更是不可能从王道士哪里知道这件事。

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王家彦给斯坦因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说，斯坦因的活动引起了甘肃省政府官员的重视，他已经接到了上级通知，要想办法阻止斯坦因在甘肃地区的考古发掘，并劝说他尽快离开。

原来传统中国人最忌讳的就是别人乱动祖坟，一听说一个外国人要来中国「考古」，就理解成要挖坟掘墓，这还得了？！于是众人连着给大领导写报告，要求驱逐斯坦因。

王家彦告辞后，斯坦因越想越害怕，他马上又派他的得力助手蒋孝琬出马，到敦煌县城找王县长求情，恳求王家彦在给上级的报告回复中，保证斯坦因的考古工作是在沙漠中进行，并不会随便挖坟，就是求王家彦多说斯坦因的好话。

蒋孝琬又一次圆满完成了斯坦因交给他的任务，他在敦煌县城呆了 3 天，除了成功让王家彦替斯坦因打圆场之外，还打听到一条重要情报，那就是敦煌当地农民因为「采买粮」（一种粮食税）的事情，与官府的矛盾越来越深，敦煌官方准备等斯坦因一离开，就采用武力镇压农民暴动。

在敦煌县城期间，蒋孝琬还遇到了王圆箓。王道士经过多方试探，很高兴出售藏经洞经卷的行为并没有泄露。两人一起回莫高窟的路上，蒋师爷劝说王道士继续和斯坦因做交易，「这么好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人总是会抱有侥幸心理，王道士就是这样，特别是第一次交易成功后，他的胆子大了起来。

回到莫高窟后，王道士甚至向斯坦因索要上次交易双倍的价钱。斯坦因本来就是捡了便宜，自然一口答应，于是两人完成了第二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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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做完了两单无比划算的「生意」后，觉得也差不多了，就和蒋孝琬一起，开始给在敦煌骗取的文物打包装箱。

正在这时候，斯坦因突然莫名其妙地发起了烧，脸肿得像个包子。不过斯坦因的身体素质还是可以的，撑了几天后就慢慢好了起来。

在斯坦因生病期间，掌管敦煌军事大权的林太清也来看望他。林太清来的目的和王家彦一样，除了看看斯坦因到底在干什么，还要劝说他尽快离开敦煌。

林太清见到了面容憔悴的斯坦因，为了吓唬他，就大讲特讲敦煌正在流行一种叫做「白喉」的瘟疫，目的还是想让斯坦因赶紧走。

林太清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时，敦煌就爆发了一场大瘟疫，死了 8 万多人，那个传染病和现在的「白喉」好像十分类似。

为了吓跑斯坦因，林太清说的死亡人数可能有些夸张，但敦煌在近代确实遭受了「白喉」瘟疫的袭击，史书上说一家人只要有一个人染上了病，那全家人都会遭殃，如果一家人都得了病，那很快会传染给一条巷子里的邻居，生病的人都是九死一生。

就在前几天，负责保护斯坦因营帐的一位年轻士兵就染病死了。

斯坦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为了不染上「白喉」，斯坦因和蒋孝琬连夜加速打包行李和文物，临走前，还通知了敦煌官方。

王家彦和林太清听说斯坦因这个洋鬼子终于要走了，十分高兴，马上派了 5 辆由 3 匹马拉拽的大车去莫高窟帮助斯坦因运输行李。

斯坦因在莫高窟一共呆了 23 天，临走时他和蒋孝琬还专门去和王圆箓告别。

王道士得知他们即将离去，脸上又恢复了他们初次见面时的羞涩与安详，整个告别的场面温馨融洽，他们都在对方身上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到了敦煌县城后，斯坦因又拜访了王家彦和林太清。他们率领手下官员，都聚集在城东北门外的一家寺庙，欢送斯坦因的离去。

随着斯坦因的马匹离敦煌城越来越远，他回过头去，只望见城门口下的红缨官帽组成了一片红色的背景。斯坦因心想，这一去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机会回来，他长出一口气，嘴角浮现出了满足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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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敦煌后，斯坦因一行人马向东来到了安西直隶州（今瓜州县），他们暂时把装满藏经洞文物的箱子存放在安西直隶州衙门中，然后前往南部的祁连山西端考察。

出了安西城南大概 70 公里之后，斯坦因在榆林河峡谷两岸的峭壁上又发现了一大片佛教石窟，这就是因为河岸榆树成林而得名的榆林窟。

斯坦因和蒋孝琬兴致勃勃地游览了榆林窟，本来还想找出第二个「藏经洞」，结果找到天黑也没发现。

如同今天游客们喜爱在风景名胜处乱写「到此一游」一样，蒋孝琬当年也没控制住自己，在榆林窟第 10 窟的甬道南壁上用刀子刻下一句话：

「大清光绪卅三年五月廿一日，湖南湘阴县蒋资生与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当暮游历到此。」

这句话中的「蒋资生」就是蒋孝琬的别名，而「司代诺」就是斯坦因，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1907 年 7 月 1 日傍晚，湖南湘阴人蒋孝琬和英国总理教育大臣斯坦因游历到了这个地方。

更加讽刺的是，「英国总理教育大臣」这个头衔，是斯坦因在中国探险考察时用的护照上面写的，其实名不符实，但却让包括蒋孝琬在内的很多中国人上当受骗，一路上对他十分恭敬，还提供了很多帮助。

从 6 月到 9 月，斯坦因考察完河西走廊后，就返回安西，在县衙取回了 17 箱藏经洞文物。然后听说在他们离开敦煌一个月后，那里就爆发了农民起义，不愿意继续交粮食税的农民冲进县衙放火焚烧，县长王家彦也被迫下台。

听说了这个消息后，斯坦因又惦记起藏经洞里的宝贝，于是他又派蒋孝琬返回莫高窟，看看能不能趁乱再从王圆箓那里「捡漏」。

忠心耿耿的蒋孝琬带着 4 头骆驼回到了莫高窟，和王道士秘密会合。王道士听蒋孝琬说明来意后，想反正前两次已经卖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再卖一批吧。

最后，蒋孝琬满载 230 捆沉重的经卷回来向斯坦因交差。第三次交易获取的卷子数量比前两次都要多，斯坦因欣喜若狂，大大表扬了蒋孝琬一番。

1907 年 10 月 8 日，斯坦因和蒋孝琬离开甘肃，去往新疆哈密。

当 1908 年斯坦因结束了他的第二次中亚考察后，蒋孝琬经过斯坦因的推荐，在新建的英国驻喀什领事馆担任汉文秘书，一直到他 1922 年去世为止。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王圆箓倒卖藏经洞文物的事情还是被人发现了，所以他后半生饱受众人的指责和唾骂，导致精神失常，终日如鬼魂一般游荡在莫高窟附近的茫茫戈壁上，可悲可叹，最后死于 1931 年，终年 80 余岁。

然而，当后人把千古骂名全部推到王道士身上时，却往往没有意识到，那是因为一个国家各方面、全方位的落后，才导致了当时的官员与学术界普遍对敦煌文物的价值没有认识，这也才是造成敦煌文物流失海外的最主要原因。

斯坦因以后，又有不知多少来自欧洲与日本的盗宝者深入敦煌。但与斯坦因不同的是，这些人在来前，就基本都已是赫赫有名的国际学界权威、名家巨擘。他们不远万里，在莫高窟的漫天风沙中探宝掘金，国内政府和学界竟对他们的目的和研究课题一无所知，令人扼腕地没有任何反响，更别提曾有给予过什么限制了。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国学大师陈寅恪曾痛心疾首地说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直至今天，中国的学者依然在为「把敦煌学的中心抢回来」而孜孜不倦地努力着，而斯坦因的这段「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则永远都在无声地警醒着我们这些后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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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人 2021-08-02 09:42 · 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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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方 159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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