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吴宓的坚持：不合时宜的天真

吴宓的坚持：不合时宜的天真

历史的面孔

吴宓的坚持

不合时宜的天真

尽管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但坚强的普罗米修斯那崇高的精神并未被催垮。

——[德]施瓦布《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

1961 年，吴宓决定趁暑假去广州看望陈寅恪。

其实两年前，吴宓就想去广州了，但当时他因为课堂上随兴的一句「三两犹不够，况二两乎？」被学生和学校认为在讽刺当时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物资缺乏的状况，正在被严厉批判，实在是走不开。因为这句话，吴宓被学校停了课。听说陈寅恪和他一样不能再授课，吴宓很担心。

两年后的这一次，他决心要去，于是写了一封长信给陈寅恪，说自己要去看他，「请通知此行应注意之事项」。

陈寅恪的「旅行指南」很快就到了——他用了速度最快的航空信函，因为要「争取时间速复此函」。在信里，陈寅恪仔细嘱咐吴宓：到了广州之后应该如何乘车、下车、付钱；应该带多少粮票；赶火车最好不要太晚，会麻烦；旅馆条件不太好；晚上有点儿凉；早饭可能不够吃，但他可以帮吴宓买到鸡蛋……

现在读起来，感觉就像大人在指导小孩子出门，事无巨细——对于吴宓的拜访，陈寅恪迫不及待。

一路颠簸后，8 月 30 日夜里 12 点左右，吴宓终于抵达陈寅恪在中山大学的家，「寅恪兄犹坐待宓来相见」。那时，陈寅恪已失明多年。听到吴宓到来的消息，他拄着拐杖，摸索着慢慢走向这位哈佛大学的同学——相交半个世纪的知己。

那一年，吴宓 67 岁，陈寅恪 71 岁。

在广州的这几天是吴宓晚年最愉快的一段时光。两个人互相袒露这几年的经历和自己的思想……犹如在哈佛大学和清华大学一样，真诚而热烈。

吴宓是最爱写日记的了。在日记里，他郑重又慎重地记下了这次相见的情景，对陈寅恪的「中国文化本位论」主张非常认同：「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造了个「神迹」

陈寅恪是吴宓向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极力推荐，才得以从美国请回来的。

1919 年至 1921 年，吴宓与陈寅恪、汤用彤在哈佛同窗三年，并称为「哈佛三杰」。三个人要好到什么程度呢？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一般不单独骂他们其中一个，总是将三个人合在一起骂。吴宓一度很想不通：大家都是学生，不为名不为利的，他们几个对别人还挺有礼貌的，为何却被别人这么骂？

和同时代的留学生相比，吴宓不是那种特别有朝气、时髦的人。他 40 岁那年，「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温源宁在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的专栏里说吴宓「举世无双，见过一次，永生难忘」，相貌「价值连城，怪异得就像一幅漫画」，「是那种从不知晓什么是年龄的人」，「只看外表，从 30 岁到 100 岁，说他多大都可以」。

要说他有多像一幅漫画，就是特别瘦、苍白，脖子「比常人长一半」，「眼睛像是烧红了的两粒煤球」。

不过，在 1925 年，吴宓长得还没有这么惊悚。

那一年，清华大学成立，吴宓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梁启超人生的最后几年就是在清华度过的。除了梁启超，吴宓还把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样的国学大师都请到了清华大学担任研究院导师，以至于研究院后来一直被叫作「国学研究院」。就这个国学研究院来说，吴宓是绝对的第一功臣。

能邀请王国维加盟，在当时来说，可谓一段佳话。就在不久前，北大校长蔡元培也邀请过王国维。当时的北大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学府，而且蔡元培主张「兼容并蓄」，使得北大学术氛围非常宽松。王国维若去，一定大有作为。蔡元培兴冲冲去请王国维，却被王国维明确拒绝。轮到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跑来邀请时，王国维已经做好了拒绝的准备。蔡元培都说不动他，一个喝洋墨水的又有什么资格请他？

然而吴宓一出场就把王国维惊到了。一见面，吴宓也不多说话，上来就行三鞠躬的大礼。王国维原本以为这位喝过洋墨水的家伙一定是穿西装打领带，上来就握手，没想到这位青年穿长衫，执弟子礼，比一些老学究还恪守传统礼仪。王国维不禁大为感动，立即就答应了吴宓的邀请。

很久以后，王国维回忆起此事时，依然心生感慨。他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敬，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

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这段时间，基本就是吴宓教育事业的顶峰了。吴宓亲自起草了国学研究院的规章制度，申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

可惜的是，1927 年王国维投湖自尽，1929 年梁启超病逝，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发展不得不暂时中止。这所存在仅 4 年的国学研究院只招收了 70 多名学生，却培养了 50 多位相当有成就的学者，例如历史学家周传儒、考古专家吴其昌、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力等。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是唯一一个可与西南联大比肩的「神迹」。

画家陈丹青为此专门画过一幅《清华国学院》，以记录这一盛况。在画面中，梁启超独占前排 C 位；王国维站中间，陈寅恪、赵元任两位青年翘楚分列左右。最独特的是后排角落中的一位，他又黑又瘦，脸庞在半明半暗间，五官几不可辨，服装的设色与背景接近，仿佛融为一体。这幅画很好地展现了吴宓当时的状态。

1926 年陈寅恪抵达清华大学任教时，吴宓已经受命去担任清华西洋文学系主任了。他结合哈佛大学与中国国情，确立了完善的规章。其课程设置成为后来中国多所大学外文系的样板。

他常常去听大师们讲课，像个学生一样认真做笔记。吴宓深深陶醉于国学课堂：有这群大师坐镇，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有望了！

学生们觉得他有点儿呆，但认真细致，学问极好，敬佩他的人居多，骂他的人也有。温源宁的评价相对客观，「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教师，吴先生无可挑剔」，讲课言之有物，极力申明自己的主张，唯一的缺憾就是太古板了。

对于自己没能继续留在心爱的国学研究院，吴宓认为自己是被排挤了。但他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排挤，因此有些愤懑，隔三岔五就在日记里写：谁谁谁做了什么，谁谁谁说了什么，谁谁谁今天有个什么表情……他们是小人！

一旦他这样想了，第二天他就不会给人好脸色看。可是，如果谁突然对他友善了，他又立刻怀疑起头一天的判断来，认为自己大概是误会那个人了。于是，他又开始想对对方好一点儿。

他就是这么一个敏感又天真的人。温源宁说「他从不吝啬，总是想着要给别人以帮助，却总是被朋友也被敌人误解」，「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整个世界，吴先生都不能相安无事」。

凡胡博士反对的

至于说到吴宓最不能相安无事的，大概就是胡适了。

除了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还有一个身份：《学衡》杂志的主编。这本杂志公开宣扬的宗旨是：反对白话文运动，维护传统的写作方式。这简直是赤裸裸地和当时胡适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理念背道而驰。

所以，基本上刚一回国，吴宓的学衡派就和胡适的新文化派杠上了。对双方来说，那都是一场相当英勇的战斗。

有意思的是，新文化派一方除了胡适，其他人不是只在日本留学过就是根本没出过国，而他们的主张却是反对传统，全盘西化。学衡派大多有多年留洋经历，对西方文化知之甚深，却主张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新文化派挖传统文化的坟墓，留洋派却为传统文化守江山。

起初，学衡派是相当有自信的。比国学？学衡派个个都有扎实的国学功底。论西学？学衡派主力几乎都有留学经历，而且上过名校，拜过名师。论观点？学衡派客观、理性。比独立性？学衡派不拿工资，不收赞助，全靠各位同人定期捐款。吴宓觉得，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必胜之局。

然而他们就是输了。他们不是输给了运气，而是输给了时代。事实上，对吴宓来说，这是一场一开始就注定会输的战斗。

经历了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经历了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的退位……眼睁睁看着军阀崛起，战争不断；政府派系林立，吵闹不休。梁启超他们把西方文明一股脑儿扔进中国年轻人的脑袋里，新一代的年轻人有一种突然醒来的感觉，反叛的火焰在他们的血液里奔涌燃烧。在思想上，他们迫切地想要与过去做切割。

切割的第一刀就是文化。新文化派的口号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不是很提气？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一听就懂，一目了然。在大争之世，要的就是这种鲜明的态度、激烈的表达。

最终，鲁迅的一篇檄文终结了这场论战。他在《估学衡》一文中极其尖刻地说：「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古董」这个词本来就挺刺耳了，他还说吴宓他们是假古董？发出的还是「假毫光」？一听就冒着酸腐之气，难见天日。

相比于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这种不屑一顾更加伤士气。学衡派的知识分子难以忍受这种羞辱，变得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学衡》杂志开办第二年，一位核心主创人员决然离去，临走时还扔下一句话说《学衡》的内容越来越差，他和它早就没有关系了！

主创一走，形势更差。人员接二连三地离去，再也没人捐钱，连稿子来源都成了问题。最后只剩下吴宓一人还在坚持。没有人手，他就一个人身兼编辑、校对。为了充实版面，他不得不到处求人投稿，直接拒绝者有之，答应了又反悔者有之，还有已经投了稿又把稿子要回去的。

不是没有人愿意投稿，而是吴宓坚持不降低标准，他认为《学衡》不是他一人的，甚至不是杂志社成员的，而是全体中国人的。它是他理想中最完美、最高尚的杂志。如果降低用稿标准，那它和街头小报有什么区别？中国何苦要有这么一份杂志，他这么孤独地坚守又是为了什么？

在随后的数年间，吴宓辗转于各大高校，哪里给的工资高就去哪里，好省下更多的钱去养活《学衡》。他的坚持没有得到任何响应和认可。连陈寅恪都劝他「杂志对社会没什么影响力」，只是「吃力不讨好」。吴宓气坏了，他大概这辈子都没有像恨胡适这样恨过一个人。据说，在一次酒会上，胡适不知死活地去找吴宓聊天问他们学衡派又有什么阴谋，吴宓挤出三个字：「杀胡适！」

配合吴宓那一双如烧红了的煤球的眼睛，想象一下这句话的语气……反正当时在座的人都吓到了。

现在来看这场论战，我们依然很难说哪方的坚持是正确的，哪方又是错误的。新文化运动看起来仅仅是文体的革命，但它其实从思想上解开了禁锢中国人的枷锁。民主、自由、科学等新思想在大众间的普及更为便捷。连梁启超也开始用白话文写作。

但与此同时，更多的人不加分辨地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奉西方文化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却忽略了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其发展的过程。

吴宓希望通过这场战斗，通过自己的坚持，让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文明时，也要看清其局限性；在摒弃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时，别忘了它也有先进性。正所谓，不知其来处，便不知其去处。他要勉力护佑的是中国文化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共鸣，不让它在大众中消失。吴宓就像困守孤城的孤军，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种宣告：传统没死，传承没断。吴宓的这些努力——包括《学衡》和《大公报》文艺副刊——在当时来看，是那么逆潮流，那么不得体，那么孤独，又那么悲壮。

1932 年，昔日学衡派成员不满吴宓「大权独揽」，联合投票罢免了吴宓的职务。吴宓在孤独中坚守，又不得不在孤独中放手。然而继承者们只坚持了不到半年，就决定放弃了。1933 年 7 月，《学衡》彻底停刊。到那一天，吴宓已经苦苦坚守了 12 年。

为人师者，相互辉映

和新文化运动一战，暴露了吴宓一生的弱点——不懂政治。

前文讲孔祥熙时，我提到胡适在政治上的天真。可是，相对于吴宓，胡适已经可以算是一个老到的政治家了。在政治上，吴宓就是一个单纯的「傻白甜」。

吴宓当初去美国，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新闻记者。学了一年，他就放弃了。后来他去了哈佛研究院，也花了点儿时间学习政治甚至经济学，但他主要的学习方向还是文学。

他的内心是矛盾的。起初，他的想法是，自己的所有研究都要应政治需要，也就是要为时代、为民众服务，但时代和民众觉得他不合时宜、不得体，他才发现自己不懂政治。此后，他决心完全不碰政治，不加入任何党派，悉心钻研学术。在他看来，只有独立的学者进行独立的研究才能产生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在当时那个环境里，这依然是太天真的想法。

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导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要负主要「责任」。

吴宓出生在陕西的一个大家族，家庭富裕，所以吴宓从小接受的是良好的传统教育，儒家思想深入骨髓。但到他少年时代，他却正遇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陌生而强大的种种外来事物，吴宓发现自己继承的孔家学说竟然有些力不从心。

他很幸运，赶上了从 1919 年兴起的留学美国的热潮。这波热潮对中国影响深远。留学生中走出了「两岸清华校长」梅贻琦、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气象学家竺可桢、语言学家赵元任、中国物理学奠基人叶企孙、桥梁专家茅以升、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东方红 1 号」卫星总设计师赵九章、「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两弹元勋」邓稼先……

这批青年赴美时，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的最低谷。山河破碎、神州陆沉，他们都历历在目。因此他们在选择专业时更倾向于实用，农、工、商、矿等马上就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战斗力的科目成为首选。据统计，在早期 117 名留学生中，学理工农医者多达 104 人。就连胡适当年的第一选择也是康奈尔大学的农科。可惜这终究不是其天赋所在，苦读一年之后没什么起色，他只好转战文科，才算学有所成，并在日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然而吴宓的选择与众不同。初到美国，他就在试图探索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路。他寻思着，把学问学好，回去办报纸、杂志，传播自己与众不同的、属于中国的解决方案。但西方文明给了他当头一棒。当别人看到美国科技发达、富强民主的时候，他看到的却是西方价值观里「金钱至上」、道德被踩在脚下的一面。就像梁启超在 1919 年游历欧洲时的心路历程那样，吴宓当时的心情也很复杂：东方文明看似没落，西方文明也救不了中国。

此时此刻，白璧德犹如一道光，照得吴宓心里充满了希望。在吴宓一生中，白璧德对他的影响一直不曾褪去。

欧文·白璧德一直在哈佛大学法语系教授比较文学方向的课程，直到 1933 年去世。白璧德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他的代表性著作有《文学与美国大学》《新拉奥孔》《现代法国文学批评大师》《卢梭与浪漫主义》《民主与领袖》等。

吴宓遇到他时，正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逐渐成形的时期。白璧德的学说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他认为现代社会之所以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主要是培根的科学功利主义和卢梭的浪漫主义导致的。他提倡恢复古希腊时期的规范、原则和纪律，以传统的文化和道德标准来拯救世界。他的这一主张几乎颠覆了当时的主流思想，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正准备攻读新闻学和化学工程的吴宓立刻被其折服，决定投身其门下。

白璧德当时正在研究东方文明，他向吴宓指出：中华文明重在伦理与秩序，但缺乏活力；而西洋文明主张个性张扬但又缺乏节制，双方各有利弊。无论是东方的内敛还是西方的张扬，都应该有「度」。现在的西方就是张扬过了度，而东方是内敛过了度。把两者很好地融合起来，可能就是未来思想文化发展的方向。

事实上，不仅白璧德，当时有很多美国、欧洲的哲学家，例如罗素等人，都意识到西方文明发展似乎进入了死胡同，试图从东方文明中寻找解决办法。但和白璧德一样，他们都不容于主流文化，一直遭到非议和攻击。

直到白璧德去世后很久，人们才真正去探究他的学说里有价值的内容。客观来看，他的新人文主义学说的总体思想是世界文化，也就是从世界的角度去融合西方和东方文明的精华，以此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当时吴宓立刻就理解了，他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人文主义者，认为白璧德是「学德山斗」，把他看作与苏格拉底、孔子并肩的「圣人」。

1919 年 7 月 24 日，吴宓写下堪称此生最长的一篇日记。在日记中，他剖明心迹：做学者，深入研究几个课题，发表几篇文章，成为学术大家。生前名利双收，身后享受尊号。这种生活无疑很美好，但这是「自救」之道。「国家社会，种种责任，目前尚有不能放弃者。」他要做的，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具体方法就是创办自己的报刊，向社会宣扬自己的主张，不让传统文化消失在公众视野中，让它融进人们的思想、生活，这才是真正的传承。

他下定决心要通过《学衡》把白璧德的思想介绍到中国，通过《大公报》文艺副刊让人们理解西方古典文学的真谛。

也许在外人看来，那 12 年的坚持是吴宓一个人在战斗，但其实他并不孤独。如果说白璧德是当时在美国的孤独坚守者，那么吴宓就是在中国和白璧德站在一起的人。

1933 年，白璧德去世，吴宓大哭。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宓之崇拜白师……只以是故，非世俗攻诋我者所能知能解也。」

1933 年，《学衡》彻底停刊。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嘲讽吴宓，说他一生中唯一的弱点就是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从里到外都充满了人文主义的弱点。

不过，白璧德的其他几位学生就没吴宓那么固执。如梁实秋，就只谈白璧德的文学批评理论。还有一直反对吴宓的林语堂，曾经一度提到白璧德就忍无可忍，只是晚年常常提到「人文主义」，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于世界文化的构想。

钱锺书你的意见呢？

尽管当时中国热情的知识分子们对吴宓毫不留情地嘲讽，但他们也承认，吴宓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吴宓人缘不错，大概一方面是因为他热衷于帮助人，从不吝啬，另一方面是由于他那种发自内心的天真，让人实在是对他恨不起来。温源宁就说他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真诚，表里如一，他让每一个人都看到了这一点，却只有他自己没看到」。

吴宓爱慕过众多女性，和毛彦文、陈心一的感情纠葛贯穿了他的一生。为了追求毛彦文，他几乎见一个人就讲一次他的想法，私下跟朋友们讲，课堂上跟学生们讲，甚至跑到报纸上讲。朋友们看不下去了，怂恿金岳霖去劝他。金岳霖也不善于劝说，他对吴宓说：「你的爱情是你的私事，私事是不应该宣传的。我们天天上厕所，可我们并不宣传。」结果被吴宓大骂一通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他的学生钱锺书也曾经用「浪漫主义者」来形容吴宓，当时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吴宓敏感的心。当时温源宁邀请钱锺书为《吴宓诗集》写书评。钱锺书在英国留学，正是需要精进学业的时候。他自认「英文颇有进境，可以写出更漂亮的好文章」，因此他开始拿吴宓的「感情史」和他的「新人文主义」作为调侃对象，肆意挥洒，嘲弄讥讽。写完之后他很得意，还寄给吴宓看，叮嘱吴老师一个字也不要改。吴宓看到后既伤心又愤怒，也不去跟钱锺书吵架，就在日记里写：

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而又引经据典，自诩渊博……又按钱锺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犹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使亦尤深愤……

温源宁大概也觉得太过分了，最终没有登载这篇书评。不过，吴宓也因此很多年没有理睬钱锺书——要知道，吴宓是很喜欢这个学生的。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他每次讲到得意的地方，都要问：「钱锺书你的意见呢？」

吴宓讲课非常有趣，学生们都爱听。特别是讲《红楼梦》时，他能一个人演绎宝玉、黛玉、贾母等人物，绘声绘色，声情并茂。据说每到他讲课，听讲的人多得凳子都不够用。吴宓便会跑去找些凳子来，让学生们坐下听。他说自己就是紫娟，还特地写了一篇关于紫娟的研究论述。但陈寅恪说他其实是妙玉，他有点儿高兴又不好意思地默认了。

在他的讲桌前，除了钱锺书，还走出了诗人兼翻译家穆旦、《雷雨》的作者曹禺、《现代汉语词典》的主编吕叔湘……这些人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西方学术的历练。他们继承了吴宓的遗志，成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力。当他们也垂垂老去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又由他们的传人继往开来。吴宓当年「熔铸东西、全民普及」的梦想，在他们手上一点一点化成了现实。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吴宓拒绝了去美国执教的机会、拒绝了台湾的邀请、拒绝了香港某大学的邀请，选择留在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当了一名老师——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宓自己决定，不问祸福如何，我决定不到外国去。」

而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场动荡当中，吴宓为自己的学说、信仰，承受了一生最大的考验。

在那个特殊年代，对待传统文化的主流态度是极端的，甚至主张暴力摧毁。而吴宓始终主张：传统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应该取其精华，发扬光大。

我的实质就是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极具价值，应当保存发扬光大，在任何的政治统治和社会制度之下，都应该尽量多地去保存。

和以前相比，他已经「成熟」了很多，但有时候他还是会展示出不合时宜的天真。就在他说这段话的时候，中国到处都在「批孔」「除四旧」，不难想见他的这些观点、这种执着，会给他自己带来多大的灾难。

他的学生季羡林先生听了他的遭遇之后，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当然不会幸免……我对此丝毫也不会感到奇怪，以他那种奇特的特立独行的性格，他决不会投机说谎，决不会媚俗取巧，受到折磨，倒是合乎规律的。

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吴宓还在日记里自责没有去帮助朋友：1951 年，张宗芬疯了，他还能倾力相助帮她治病，保护她的子女。但现在他的好朋友疯了，他甚至都不敢前去看望，也不能为他请医生治疗。可见自己老了，胆子也小了。「自视实毫无人格，有生如死者矣。」

然而他错了，他已给世人留下了无可替代的人格魅力。

1971 年，吴宓被送往梁平县接受劳动改造。他仍然挂念着这么多年来音信全无的陈寅恪。思念与痛苦折磨着他，他终于忍不住，给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询问陈寅恪夫妇的情况——这也是那段时间里吴宓唯一通过审查寄出去的信。在信里，他小心地问：能否请陈夫人回信？

他没有得到回信。他不知道，在他写信的时候，陈寅恪夫妇已经离世一年多了。

1976 年，已经 82 岁的吴宓因为腿部残疾，一只眼睛患白内障近乎失明，卧床不起。在家人的一再申请下，他所在的学院终于同意家人把他接回家乡。60 年前，他就是从这里出发去往清华园，又从清华园去往美国的。从美国归来，他又在中国各地辗转。直到这时，他才有机会回到家乡。

吴宓围着世界画了一个圈，他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终结。只是去时的明朗少年，归来时已是身残心碎。

终于，那场动荡结束了，全国范围内恢复了高考。吴宓的外孙女也开始努力学习，准备参加高考。吴宓问外孙女，学校有没有老师教他们说外语，外孙女回答说没有。

吴宓问为什么没有，因为他听说高考会涉及这方面内容。

外孙女回答说因为没有人能教他们，学校的老师都不懂外语。

这个时候，吴宓颤颤巍巍、非常激动地说他可以教他们，他懂外语，可以去他们学校当老师。

事实上，那已经是吴宓人生的最后一年了。

1978 年 1 月 17 日，吴宓去世，享年 84 岁。

纵观吴宓先生的一生，他似乎一直在和主流唱反调。

当人人都在仰慕西方文化时，他却在质疑其中的弊端。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时，他为倡导中西文化融合而奔走呼号。当集体狂热「破四旧」时，他在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大声疾呼。

今天，吴宓的形象已经在时光流逝中日渐模糊，只剩下一个不合时宜、不识时务、孤寂、落寞的背影。人们不明白，吴宓这一生到底在坚持什么，又为什么坚持。

其实一切答案都在 1922 年吴宓亲手撰写的《学衡》发刊词中：「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