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扩大

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扩大

蔡昉 [1]

导读：作为人口转变结果而形成的人口结构特征，以及作为计划经济遗产的大规模剩余劳动力积淀，能够在改革开放时期转化为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收入提高的源泉，关键在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和就业的持续扩大。本章回顾改革如何推动劳动力市场配置机制的形成，劳动力大规模跨城乡、区域、部门的流动，就业的数量扩大和结构变化以及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阐述这一系列改革及其结果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和城乡居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关键；对劳动力市场发育、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就业扩大趋势进行展望；揭示未完成的改革任务和下一轮改革特点，并提出相关领域深化改革的政策建议。

[1]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劳动经济学、中国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等。

一 引言

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并非仅仅表现为国民总收入（GNI）总量的增长，还体现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国内外学术界在对中国居民如何分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研究方面，总体而言尚相对薄弱，甚至常常捉襟见肘。例如，在观察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的同时，研究者对收入差距扩大并保持较高水平的现象陷入困惑，在理论上无从形成自洽的解释。他们或者心存矛盾，任由这种解释上的不彻底性存在，或者以「但书」的方式把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列。

这种状况导致在总结中国经验及其一般意义方面，已有的理论成果尚不能尽如人意，甚至滞后于实践。改变这种理论现状，可以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向切入以形成突破，即一方面，在理论上需要打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束缚；另一方面，在实践上需要区分中国和西方国家经历的不同。其中，就业扩大和劳动力重新配置所发挥的作用不容低估，值得给予更大的篇幅进行讨论。

除了少数例外，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特别是增长理论家，坚持用新古典框架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拒绝接受能够恰当描述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同时也忽略了库兹涅茨式结构演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义。这就是说，他们既不懂得发展中国家具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也不重视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化，因而未能从经验上观察到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产生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果。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许多研究都发现，无论在当年的东亚经济体还是中国的高速增长时期，资本积累都对经济增长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资本投入的这个明显贡献，被不少主流经济学家批评为粗放型增长模式，认为由此驱动的高速增长既算不上奇迹，也没有可持续性。在艾尔文·扬对东亚经济奇迹和中国经济奇迹的孜孜不倦的批评中，把前述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缺陷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1] 。

然而，研究显示，在中国改革开放期间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人力资本）塑造了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而且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了高速增长，兑现了人口红利。同时，资本积累的贡献也得益于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的高储蓄率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形成，以及劳动力无限供给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经济体没有生产率的改善。二元经济发展特有的结构变化，还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做出巨大贡献。

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被延缓这个特征，本来是可以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相容的。这个假说预期，与发达国家相比，后发国家因其资本相对稀缺的资源禀赋，可以获得更高的资本回报，并以此支撑比前者更快的增长速度。然而，在实际观察和研究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经济学家往往忘记这一点，顽固地用新古典增长的圭臬评说二元经济发展。至于结构变化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效应，更是为主流经济学家所忽略。从这种理论教条出发，无论是理论说明所依据的规范，还是经验研究所采用的技术，自然服务于否认二元经济发展中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 [2] 。

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进行的一场争论中，各方研究对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就差异颇大。例如，根据艾尔文·扬的估计 [3] ，新加坡在 1970～1985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 0.1%；而马尔蒂的估计则是，新加坡在 1970～1990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 1.45% [4] 。两种估计竟达十数倍的差别。在关于「东亚奇迹」的学术争论尚未有穷期的情况下，中国经验成为新的关注领域，以往的对立观点也反映在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解释之中。

诸多经验性研究分别得出了以下结论：（1）中国改革开放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增长率占绝对优势地位的贡献因素 [5] ，或至少是一个显著的贡献因素 [6] ；（2）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中，资本深化或资本劳动比的贡献比重很高，且具有提高的趋势 [7] ；（3）另一种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因素进行的分解表明，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中，结构变化的贡献接近一半，而在三个产业的贡献中，第二产业占绝对优势地位 [8] 。

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世界许多国家也在经历类似的经济增长、结构性改革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在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速度，以及人们生活水平改善方面能够与中国相媲美的事例。从理论上讲，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资源禀赋，一旦被转化为人口红利，固然是支撑要素快速积累和资源合理配置的经济增长源泉，同时也可以成为居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基础。

兑现人口红利意味着把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转化为比较优势，在参与全球分工的条件下，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根据李嘉图-俄林-萨缪尔森比较优势理论（即贸易模型），在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根据比较优势进行贸易的结果，因在前一类国家扩大了对相对丰裕资本的需求，减小了对相对稀缺劳动力的需求，因而资本所有者获益较多，劳动报酬则倾向于降低；而在后一类国家，由于扩大了对丰富劳动力的需求，减小了对相对稀缺资本的需求，因而劳动报酬倾向于提高，劳动者获益较大。把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两个国家，即最大发达国家美国与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进行比较，有助于讲清楚中国增长与分享的内在逻辑关系。

歌德借《浮士德》中人物之口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历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通过扩大就业和劳动力重新配置，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从而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高速经济增长和发展成果的分享，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预言。因此，一方面，讲清楚中国过去 40 年就业扩大和劳动力重新配置过程，就能同时解释经济增长奇迹和改善民生的故事；另一方面，这个异乎传统理论的发展经验，也应该促使主流经济理论的反思，同时有助于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

[1] 如Alwyn Young,“Lessons from the NICs:A Contrarian View,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38, Issue 3-4, 1994, pp. 964-973; Alwyn Young, “Gold into the Base Metal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1,No.6,2003,pp.1220-1261。

[2] 例如，艾尔文·扬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只需运用一点小小的技巧，即可把中国发展经验化神奇为腐朽。参见Alwyn Young, “Gold into the Base Metal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1, No. 6, 2003, pp. 1220-1261。

[3] Alwyn Young,“Lessons from the NICs: A Contrarian View,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38, Issue 3-4, 1994, pp. 964-973.

[4] C. Marti,“Is There an East Asian Miracle? ”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October 1996,Zurich.

[5] Xiaodong Zhu,“Understanding China’s Growt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6,No.4,2012,pp.103-124.

[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sia Ris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World Economic Outlook, September,2006,pp.1-30.

[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sia Ris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World Economic Outlook, September,2006, pp. 1-30; Louis Kuijs,“China through 2020—a Macroeconomic Scenario, ”World Bank China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9, 2010.

[8] 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经济研究》2017年第7期。

二 劳动力市场发育和改革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并不存在一般定义下的劳动力市场。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户籍制度和票证制度「三驾马车」，严格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和地域流动。这个时期由于生产队工分制度缺乏有效的劳动激励，虽然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得以积淀，却没有公开显现出来。在城市，户籍居民的就业绝大多数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得到安置，与劳动力供求无关，雇用与否和工资决定也不与劳动效果和人力资本挂钩，长期积累下来形成了严重的冗员。此外，城乡就业是被严格分割的，农村劳动力极少有机会进入城市就业，城市居民也不会自愿纡尊降贵到农村去就业 [1] 。

市场导向改革必然要求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体制改革。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至少包括如下几个主要功能。第一是按照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工资水平。因此，劳动力市场发育和改革，意味着改变工资形成机制，矫正对劳动力供求的扭曲。具体来说，就是给予企业自主权，决定雇用、解聘和工资，宏观上消除劳动力剩余和冗员。第二是按照工资、生产率等信号配置劳动力，也就是说要在体制上给予劳动者退出、流动和进入的权利。第三是劳动力市场制度与供求关系共同决定工资、劳动条件、聘用和解雇等决策。下面，我们将按照上述劳动力市场主要功能构成来简述改革过程。

我们先来考察劳动力市场配置机制如何渐进形成。作为计划经济的遗产，资源配置扭曲、微观环节没有自主权，以及劳动激励缺乏，造成劳动力配置和使用效率低下。一般来说，人们预期旨在发育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可以有两种方式，分别有两类风险。例如，前东欧转型经济体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教训表明，当以数量调整（裁除冗员）为主时，往往导致严重的失业现象；而在以价格调整（降低工资）为主时，则会造成居民收入下降，两种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民生稳定和社会安定造成损害 [2] 。

在中国进行就业体制改革之初，农村和城市都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富余现象。据当时的调查，无论是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还是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长期积淀的冗员，都占到各自领域就业总量的 30%～40% [3] 。中国城乡的就业方式、雇佣关系和工资决定的市场机制，经历了一个增量改革在先，然后触及存量改革的过程。虽然企业在进行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之初，就被赋予了雇用和解聘自主权，政府原则上也倡导打破铁饭碗，但是，由于当时尚不存在重新配置劳动力的市场机制，缺乏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之外的就业机会，也没有建立起失业保险制度，因此，企业管理者既不愿意、不敢也不被鼓励使用这个自主权。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市场配置机制仅仅应用于（城市）新成长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劳动力。例如，在城市，政府允许三种就业渠道同时存在，即劳动部门介绍的就业、自愿组织就业以及自谋职业三者结合。在农村，随着人民公社被废除，农村劳动力不再限于在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农业中分享收入，而开始在乡镇企业等非农活动中就业，劳动力从此具有了机会成本。由此，对于通过市场自行就业和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就业，雇佣条件和工资等已经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国有企业在遭遇经营困难的严峻情况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用工制度改革，从此打破了存续几十年的就业「铁饭碗」。首先，下岗职工在获得一定社会保障的条件下，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再就业。其次，城镇新成长劳动力不再由政府统一安排就业，也需通过市场自主择业。最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更是从一开始就只有市场这个唯一的配置机制，从而具有了更加均等的机会。从此，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机制逐渐形成。随着新成长劳动力、再就业职工和进城农民工的就业和工资决定已经由市场机制调节，相应形成就业竞争的局面，也从存量上推动了企业职工的去留以及工资水平等决定的市场化。

我们再来看改革如何推动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的行业间以及在城乡间重新配置。实行农村家庭承包制是赋予劳动力从生产率低下的农业中退出权利的关键改革。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户有权决定种植和经营内容，可以自主支配劳动时间，劳动力和其他投入要素就开始了重新配置。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先后经历了从「以粮为纲」到多种经营，从单一的种植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从农业到乡镇企业，从「离土不离乡」到进入小城镇直至大中城市从事非农就业的转变。

农村劳动力流动依时间顺序分别经历过几个重大的制度突破。第一，随着人民公社被废除以及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农民最初被允许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突破了就业的地域限制。第二，政府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邻近城镇就业，第一次突破了城乡就业藩篱。第三，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随着粮票等票证制度被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入各级城镇居住、就业也就不再有技术障碍。虽然户籍制度仍然把公共服务供给在城乡之间割裂开，农民工及其家属尚不能在打工地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但是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的制度障碍已经显著弱化。

城市劳动力的流动性提高以及劳动力进入城市部门，是通过以下几个步骤，从增量调整到存量调整逐步推进的。第一步，对待业青年和返城知识青年就业安置采取自主择业和创业的方式；第二步，新成长劳动力和进城农民工完全通过劳动力市场就业；第三步，下岗和失业职工以市场为主实现再就业。城市各类非公有经济新创企业，是农业转移劳动力和城市转岗及新成长劳动力吸纳的主要领域。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就业，在 1978 年占到全部城镇就业的 99.8% 以上，1998 年下降到 51.0%，2015 年进一步下降到 16.6%，与此相应，私营个体企业占比从微不足道的水平提高到 47.0%。此外，经过长期的流入与沉淀，2015 年进城农民工已经占到城镇就业的约 36.9% [4] 。

最后我们来观察劳动力市场制度如何逐渐完善。一般来说，从劳动力的计划配置体制到市场配置机制的转轨，需要经过一系列解除规制的改革过程。然而，中国在劳动力市场发育过程中，一方面不断解除旧的规制，另一方面也在构建劳动力市场制度，即对用工关系、劳动条件、工资和待遇等进行规范。

例如，早在 1994 年，中国就颁布了《劳动法》，随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期间，政府又分别出台了工资指导体系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规，都发挥了规范劳动力市场和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积极作用。然而，一般认为，这个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调整方向，仍然是通过解除规制和增强灵活性，扩大市场配置劳动力的作用和范围。中国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得以被转化为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与此不无关系 [5] 。

随着中国经济于 2004 年前后迎来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也加快了步伐。主要表现为政府加强了关于就业和劳动关系的立法和执法。例如，2008 年同时有三部相关法律开始实施，分别为《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分别对签订劳动合同、参与基本社会保险、禁止就业歧视和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等诸多方面做出规定。2008 年法律生效的当年，由于劳动者权益意识觉醒、有法可依格局形成及执法效果 [6] ，劳动争议案件受理件数比上年陡增近一倍，随后保持在新的均衡水平上。

其他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作用也得到进一步加强。例如，中央政府于 2004 年要求各地至少每两年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一次调整，并且该制度被广泛适用于农民工。根据 287 个城市的数据，相比于 2003 年，2013 年实际最低工资水平平均提高了 1.6 倍。此外，工会组织及其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作用也得到加强。2004～2015 年，全国工会基层组织数量增加了 3.8 倍，所覆盖的单位职工人数增加 1.7 倍。工会作为职工代表与企业方就涉及职工权利的事项进行集体协商，工资集体谈判和集体劳动合同覆盖率得到扩大。

[1] 在1966～1977年间，累计有大约2000万城市中学毕业生被送到农场和农村人民公社落户就业，应该被看作是以强制性方式进行的人口迁移。

[2] John Knight and Lina Song, Towards a Labour Market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6-7.

[3] 分别见J. R. Taylor, “Rural Employment Trends and the Legacy of Surplus Labor, 1978-1989,”in Kueh, Y. Y. and R. F.Ash (eds.), Economic Trends in Chinese Agriculture: The Impact of Post-Mao Reform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张小建主编《中国就业的改革发展》，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第101页。

[4] 对该比重的估算细节可参见蔡昉著作（Cai Fa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rospects: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Reform Dividend,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中对表3.2的说明。

[5]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表现，受到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推崇并当作经验借鉴。参见Ministry of Finance of India,Economic Survey,2005-2006,New Delhi,Ministry of Finance,2006。

[6] 参见Cai Fang and Wang Meiyan, “Labour Market Changes, Labour Disputes and Social Cohesion in China, ”Working Paper, No.307,2012。

三 就业扩大和就业结构变化

对经济史的观察显示，经济增长、贸易扩大以及经济全球化，虽然理论上都可以被看作是做大蛋糕的过程，但是，却不存在一个「涓流效应」，即做大的蛋糕未必能够自然而然地在所有群体中合理分配。甚至可以说，能够充分分享增长和开放红利的情形，绝不多过出现贫者愈贫、富者愈富「马太效应」的情形。而决定能否分好蛋糕的关键，至少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内，即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表现在增长与开放是否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及产业结构是否按照规律发生了变化。

美国政界和舆论界认为，全球化导致美国岗位流失，造成中产阶级群体退化，就业岗位和收入分配出现两极分化。这也得到了一些严肃研究的证明。例如，斯彭斯等学者分析美国就业增长和结构时发现，美国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海外，与此对应的就业岗位也随之丧失，1990～2008 年，新增就业几乎全部来自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部门，因此得出「产业外包摧毁了美国经济」的结论 [1] 。

我们可以对应观察中国在同一时期非农就业的扩大。采用与斯彭斯等类似的分类方法，基于中国分别在 2004 年、2008 年和 2013 年进行的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我们把非农产业中依据法人单位（corporate units）进行统计的就业，按照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进行分类，观察各自的增长规模和整体的结构变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可贸易部门中，制造业的就业占比最大，在非贸易部门中，建筑业的就业占比最大。在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所覆盖的时期，中国（包括城市和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十分迅速，2004～2013 年年均增长率为 5.9%，2013 年就业总数达到 35213 万人。并且，可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就业增长速度相对均衡，同一时期前者年均增长率为 6.9%，后者为 4.7%。

其实，按照经济普查所使用的口径即法人单位就业数据，远远不能充分反映实际非农就业的增长情况。我们对城镇就业的几种不同统计口径进行比较，便可以看到这个差异，即实际就业及其增长大幅度高于前述情形。

在按年度进行的城镇就业统计中，一种口径是单位就业，不仅包括法人单位，还包括非法人的产业活动单位（establishments），该口径得出的就业数往往会大于前述法人单位就业数。根据这个「基本单位统计报表制度」获得的数据 [2] ，2015 年仅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就达 17778 万。由于这个单位就业数还不包括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以一旦把这两类就业数加入到统计中，城镇就业数就提高到 36758 万人。

此外，城镇单位大量使用临时雇佣人员和劳务派遣工（其中一部分是农民工），却往往不将他们作为雇员记录在报表中，致使这些就业者在单位就业统计中被遗漏。所以，以城镇住户为基础，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口径进行调查，得出的实际城镇就业总数竟高达 40410 万人，其与单位就业数以及个体私营就业数总和之间的差异，则可以被看作是非正规就业人数。

即便是这个数字，也遗漏了大量稳定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根据粗略的估算 [3] ，在其之外，仍有近 2000 万进城农民工未被纳入这一城镇就业统计范围。换句话说，如果把稳定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全部包括在城镇就业统计中，2015 年城镇实际就业人数可达 42373 万。

改革开放时期就业扩大的真实含义，不是三个产业的就业同时扩大，而是随着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和比重下降，非农产业就业不断扩大。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本地非农产业和城镇部门转移，显著减轻了农业劳动力剩余的程度。不过，如果从官方统计数据看，2015 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仍然高达 28.3%，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 29.3% 和 42.4%。许多研究者引用该数据，认为中国仍然存在着规模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甚至有人因此罔顾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事实，否认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不过，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和经验面前，无论是官方统计数据，还是以之为依据的学术观点，必然要遭遇到以下挑战。

其一，农业中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判断，与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历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不相一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农民工总人数为 2.82 亿，其中离开本乡镇 6 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为 1.69 亿，在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就业的为 1.12 亿。这意味着留在农村务农的劳动力数量大幅度减少，数据上显示出农业劳动力比重显著下降才符合逻辑。

其二，如果从这个官方数据看，中国在其经济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剧烈变化期间，农业劳动力比重每年下降的速度，还不到日本和韩国在历史上相应时期的一半。例如，在 1978～2012 年，统计数据显示的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每年仅仅下降 2.2%；而日本在 1953～1987 年农业劳动力比重每年下降 4.5%，韩国在 1963～1997 年为 5.1%。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特别的非典型特点，应该说这个数据明显低估了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成效。

其三，以往的研究提供了诸多证据，或者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异常地高于理论预期 [4] ，或者通过历史回顾，认为统计数据中显示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从早年起就被高估了 [5] ，而一些学者进行重新估算的结果，揭示出统计数据显示的农业就业比重明显过高 [6] 。

此前的一项研究通过合理修正国家统计局关于农业劳动力的定义，重新估算了 2009 年的实际农业劳动力，表明官方数据把该年农业劳动力比重高估了约 13.4 个百分点 [7] 。本文利用这个结果，以 2009 年为基准，把认为高出实际数的农业劳动力均等地分摊到之前各年份中，同时按照认为高估的程度重新调整之后各年份数据。由此得出，2015 年实际农业劳动力比重为 18.3%，至少比官方数据低 10 个百分点。统计数据与调整过数据之间的差额，则按照对应的权重分别摊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各年数据中（见图 1）。

图 1 重估劳动力在三个产业的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估算。

把这个重估的结果与国际劳工组织用模型估算的数据进行比较 [8] ，2015 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算术平均值）低 5.6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高 9.4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低 3.8 个百分点。而如果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中国仍然具有过高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应该说，这个重估的数据既能够如实反映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和产业结构变化的成效，又客观揭示了中国未来在改革、发展和结构调整上仍然任重道远的现实。

[1] Michael Spence and Sandile Hlatshwayo, “The Evolving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and the Employment Challenge, ”Working Paper,Maurice R.Greenberg Center for Geoeconomic Studie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2011.

[2] 除非特别注明，数据来源见相应年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3] 详见Cai Fang, Guo Zhenwei, Wang Meiyan, “New Urbanisation as a Driver of China’s Growth, ”in Song, Ligang, Ross Garnaut, Cai Fang, and Lauren Johnston (eds.),China’s New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 Reform, Resources, and Climate Changes, Canberra and Beijing: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6。

[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sia Ris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World Economic Outlook,September,2006,pp.1-30.

[5] Thomas Rawski and Robert Mead,“On the Trail of China’s Phantom Farmers, ”World Development,Vol.26,No.5,1998,pp.767-781.

[6] Loren Brandt and Xiaodong Zhu,“Accounting for China’s Growth, ”Working Paper,No.395, 2010,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of University of Toronto.

[7] Fang Cai, Yang Du and Meiyan Wang,“Demystify the Labor Statistic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Journal,Vol.6,No.2-3,2013,pp.123-133.

[8]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KILM),ILO Official Website: http://laborsta.ilo.org/, downloaded in April 22, 2017.

四 增长与分享：人口红利双重效应

中国在二元经济发展时期的不寻常增长表现，可以说是以人口红利为必要条件，以改革开放为充分条件。由于中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生育率从高到低的人口转变，在进入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老龄化阶段之前，人口年龄结构呈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格局，有利于经济增长，即成为潜在的人口红利。以总和生育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抚养比开始下降，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依赖型人口增长速度为标志，这个阶段的起点可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但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够把潜在人口优势转化为人口红利，因此，应该把 1978 年作为人口红利期的起点。而随着 2010 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后进入负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到达谷底后转降为升，人口红利加快消失。所以，我们可以把 1978～2010 年看作是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

从图 2 可见，在人口机会窗口期，15～59 岁年龄人口迅速增长，该年龄之外的非劳动年龄人口稳定不变。这期间经济增长的杰出表现乃至收入水平提高，无不与人口红利相关。随着这个机会窗口的关闭，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非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明显加速。相应的，与这个变化相关的诸如潜在增长率、就业问题性质、劳动力市场变化、收入分配格局等一系列因素，也必然要发生变化。

图 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机会窗口期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5 Revision，DVD Edition，2015。

根据东亚经济体和中国的发展经验，一旦抓住这个人口机会窗口，首先能够获得独特的生产要素积累条件，如趋同过程（convergence）和资本广化过程（capital widening），可以延迟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形成一个突破「索洛限制」的效应。进而还可以通过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的流动，获得独特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即库兹涅茨效应。更重要的是，兑现人口红利的过程，可以使经济增长更加具有分享的性质，或称有条件的「涓流效应」。而这里所需要的条件则是就业友好型，进而做到包容性。下面，从兑现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发展的这三个方面进行概括 [1] 。

首先，我们来看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获得独特的生产要素积累源泉。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人口抚养比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且持续下降，为实现高储蓄率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改变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因而打破了「索洛限制」，使得中国经济在很长时间里没有遭遇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反而在世界上处于高投资回报率国家的行列，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此外，人口结构因素的优势，既保障了充足的劳动力数量供给，也使劳动力质量得以快速改善，从而成为高速增长的有利条件。

其次，我们来看改革如何创造出一种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这种效应是在丰富的劳动力供给作为一种禀赋条件，加上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劳动力扭曲分布这个制度遗产，在改革的条件下释放出来的。具体表现为，一旦解除了体制束缚，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国有企业冗员便按照生产率引领的原则，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及企业之间流动，成为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劳动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做出显著贡献。

研究表明，在 1978～2015 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劳均 GDP）实际提高了 16.7 倍，其中第一产业提高了 5.5 倍，第二产业提高了 13.5 倍，第三产业提高了 5.2 倍。在总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中，各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合计为 56%，其中以第二产业贡献最大。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为 44%。其中静态转移效应，即劳动力向初始年份劳动生产率较高产业转移的贡献率为 5%；动态转移效应，即劳动力向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较快的产业转移的贡献率为 39%（见图 3）[2] 。

图 3 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部门和结构贡献

资料来源：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经济研究》2017 年第 7 期。

最后，我们考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如何具有分享的性质。通过扩大就业和重新配置劳动力，从而兑现人口红利而实现的高速增长，从逻辑上讲，应该是一种分享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下面，我们回顾改革开放期间的经历，特别是结合发展阶段的变化，考察中国城乡居民如何通过在时间上继起且在空间上并存的三种途径，分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

第一，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虽然抑制了工资水平的提高，却保持并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使非农产业就业的参与程度显著提升，由此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1978～2015 年，在实际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水平分别增长了 29 倍和 20 倍的同时，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了 16 倍。这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非农产业就业参与率的提高，而不是工资水平的提高。

观察中国经济在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前的经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效果。例如，在 1997～2004 年农民工工资没有实质增长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力外出规模从不到 4000 万人增加到超过 1 亿人，农民工工资总额实现了年平均 14.9% 的增长速度，而农户工资性收入，即使在被低估的情况下，占农户纯收入的比重也从 24.6% 提高到 34.0% [3] 。

第二，在 2004 年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 [4] ，随着二元经济的一些特征逐渐消失，劳动力短缺显著提高了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普通劳动者工资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例如，农民工实际工资，在 2003～2016 年以 10.1% 的速度增长。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这一刘易斯转折点表征，相应推动了收入差距峰值即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按不变价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比率），从 2009 年最高点的 2.67 下降到 2015 年的 2.38，共降低了 10.86%；而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 2008 年最高点的 0.491 下降到 2015 年的 0.462，共降低了 5.9%。

第三，与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点相吻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明显加大了再分配政策力度，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充分化和均等化，使经济发展的共享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不仅城市职工和居民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大幅度提高，2004 年以后更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延伸到农村，城市社会保护政策越来越多地覆盖到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庭成员 [5] 。特别表现在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更加凸显了中国经验中内含的广泛包容性。

[1] 在这方面，经济学文献中有大量证据。请参见本书绪论。

[2] 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经济研究》2017年第7期。

[3] 蔡昉、都阳、高文书、王美艳：《劳动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220页。

[4]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定义以及到达时间的讨论，请参见Cai Fang, Demystifying China’s Economy Development, Beijing, Berlin, Heidelber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nd Springer-Verlag, 2015。

[5] 详见Cai Fang, “The Hukou Reform and Unification of Rural-Urban Social Welfare, ” in Kennedy, David and Joseph Stiglitz (eds.), Law and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stitutions for Promoting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xford,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41-454, 2013。

五 结语和劳动力市场展望

在中国长达 40 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劳动力市场发育和改革促进了就业扩大和劳动力重新配置，把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兑现为人口红利。这一方面体现在生产要素积累和配置有利于高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赋予这种增长模式分享的性质。然而，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转折点的到来，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相应的，无论是从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源泉，还是从维护经济发展分享性的路径来说，都要求完成未竟的改革任务。

在诸多出版物中，本文作者对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以及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条件下，中国如何保持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1] 。这里着重讨论上述变化的条件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因应发展阶段变化后经济与社会更加协调发展的要求以及一系列转变及其带来的挑战，应该通过深化相关领域改革和进行公共政策调整，建立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框架。

首先是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弹性到短缺的转变。在二元经济下，劳动力无限供给是有条件的，即计划经济遗产和户籍制度等制约，使得劳动力市场不能把剩余劳动力结清，而只能通过一个必要时间长度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过程。而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也是有条件的或相对的。一方面，生产要素替代并非具有完全弹性，也就是说，当劳动力成本提高，企业用资本（机器和自动化）替代劳动，会受到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制约。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等因素继续构成劳动力流动障碍，造成劳动力供给的扭曲。

应对这种情况，需要通过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领域的改革，清除妨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障碍，以进一步挖掘扩大劳动参与率和增加劳动力供给的潜力。户籍制度改革在学术界和决策者中具有广泛的共识，然而在实际推进中仍然面临着激励不相容问题，即地方政府需要支付全部改革成本，而这一改革预期能够带来的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红利，却具有一定的外部性，不能由地方排他性地获得。因此，这项改革作为一种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做出顶层设计，对改革成本的分担和改革红利的分享做出制度安排。

其次是就业问题从总量性到结构性的转变。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是首要任务。而在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现象之后，产业结构变化和资本替代劳动会使人力资本不相适应的劳动者陷入摩擦性和结构性就业困难，导致自然失业率上升。伴随着因生产率和竞争力差异产生的企业新老更替，工人也将经历一个重新配置即转岗的过程。从旧岗位到新岗位的重新配置，通常是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结果，往往对劳动者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导致旧岗位消失的同时，伴随着与相关岗位对应技能的需求减少，乃至相关技能最终被废弃。

针对就业问题的结构性和摩擦性新特点，需要改变政府就业政策的思路，调整执行政策的手段。通过改善教育激励和培训效率，保持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增强劳动者应对就业冲击的能力和适应未来产业结构的技能，是应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挑战的根本途径。估算表明，中国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率每提高 10 个百分点，要求职工受教育年限增加约 3 个月，职工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比提高 3.3 个百分点，以及职工中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占比提高 3.8 个百分点 [2] 。

再次是工资决定和雇佣关系形成，从单纯依靠劳动力供求机制到劳动力市场制度发挥更大作用的转变。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针对劳动力市场功能不健全和劳动力配置缺乏效率，发育市场的关键在于矫正工资和劳动力市场信号形成机制中的扭曲。但是，在经济增长日益依靠创造性破坏机制加强创新的发展阶段，以劳动这个生产要素的载体——人为对象的配置机制，不同于其他以物为载体的要素市场。因此，通过劳动立法和执法、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更好发挥工会保护劳动者权益作用等形式，加快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也是进一步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是从主要依靠初次分配到更加倚重再分配政策的转变。在二元经济发展时期，通过扩大就业和重新配置劳动力，不断得到发育的劳动力市场，较好地发挥了初次分配功能，帮助实现了城乡居民对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分享。这个机制的效果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达到最大化，表现为库兹涅茨转折点的接踵而至。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都进入一个转变期，共享发展面临新的、更严峻的挑战。

在高收入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典型运作方式是：以工资率为信号、以人力资本为本钱，劳动力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不断进入到新创岗位中。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制度维护劳动者权益，社会政策保护居民基本需求不会遭到损害。但是，在进入高收入社会之前的中等收入阶段，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会产生冲突。如果任由工资率超越劳动生产率的支撑而一味上涨，甚至采取民粹主义政策，会过早导致比较优势的丧失，扭曲劳动力市场激励和人力资本回报，终究伤害经济增长动力。这也是一些国家经历过的情形，并付出长期困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的惨痛代价。

协调好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保持效率与公平的兼顾与统一，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课题。一方面，需要维护就业制度改革成果，坚持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原则。为了确保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应该坚持保护劳动者而不是保护岗位的原则。另一方面，中国的收入差距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仅仅依靠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功能并不能产生迅速降低的效果，还可能损害激励机制。着眼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性、加强社会保护和合理调节收入分配，明显加大再分配力度，既是发展阶段的要求，也符合国际惯例，在中国更具有十分的紧迫性。

[1] 参见Fang Cai,China’s Economic Growth Prospects: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Reform Dividend,Cheltenham,UK · Northampton,MA,USA: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6。

[2] 蔡昉：《警惕我国就业中的结构性风险》，《经贸实践》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