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唐绍仪的孤独与坚守：生不逢时的谈判专家

唐绍仪的孤独与坚守：生不逢时的谈判专家

历史的面孔

唐绍仪的孤独与坚守

生不逢时的谈判专家

事能知足心常惬，

人到无求品自高。

——唐氏家训

1938 年 9 月 30 日上午，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现武康路）树木成荫，街道安静，偶有行人经过。

突然，一栋小房子的门被打开了。一个高大的男人走了出来，施施然离开。

没过多久，大门再次被打开，一群人神色慌张，匆匆忙忙将一个受伤的老人抬上汽车，呼啸而去。伤者被送往广慈医院（现上海瑞金医院）抢救。但老人因头部遭受重创，伤势过重，当天下午在医院去世了。

被刺杀的老人正是清朝二品大员、民国元老、中国第三代外交家——唐绍仪。

唐绍仪的遇刺震惊了整个上海。在上海的法国官员立刻展开地毯式的搜索，当天晚上即逮捕了 9 名嫌犯。后来证实，国民党军统特务赵理君收买了唐家的一位常客，以古董商人送货上门的名义进入唐宅，实施了刺杀。

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上写道：

唐绍仪在沪毙命，实为革命党除一大奸……总理一生，在政治上之大敌，我党革命之障碍，以唐奸为最也。

然而，庆幸自己的政敌终于死了，恐怕才是蒋介石当时真实的心情。唐绍仪虽然坚持待在沦陷的上海，态度不明，但他并未真正投向日本方面。所谓「大奸」实在太冤枉。

这个悲惨的结局，必然不会是 12 岁就踏上远赴美国求学之路的唐绍仪所能想象到的。

1874 年秋天，12 岁的唐绍仪作为第三批赴美幼童之一，踏上了人生的征程。起程前，唐绍仪和同行的同学拍了张照片。小小少年样貌俊朗清秀，穿了件质地良好的袍子，表情严肃地面对着镜头。对于大洋彼岸的世界，他很自信，无所畏惧。

唐绍仪这朵璀璨的浪花，即将涌进属于他的大海，掀起滔天巨浪。

唐家湾的孩子

和大部分赴美幼童不同的是，唐绍仪并非贫寒家庭的孩子。他出身买办家庭，称得上富二代。

他出生于唐家湾。唐家湾过去属于中山，后划归珠海。那是珠江口西侧一处山地上的小山村，站在制高点上，天气晴好时可以远眺珠江口。唐家湾脚下的海面叫作伶仃洋，是进出广州的水上通道。来往的船只都会在伶仃洋西侧的小岛上休整，最多的时候，能有 50 多艘西洋船只围着小岛停泊。

今天的唐家湾有个令人羡慕的称号——「与近代文明伴生的中国南海第一湾」。中国近代史的许多大事都与唐家湾有关，唐家湾也为中国近代史贡献了许许多多风云人物，唐绍仪的族叔唐廷枢就是其中一位。

唐廷枢是容闳的校友，曾因「英语说得像英国人一样」成为香港海关总翻译，后又因卓越的经商能力被怡和洋行看中，加入成为买办。

而当时容闳正在大力推行幼童留美计划，因缺乏生源回到广东寻找合适的幼童。唐廷枢向他推荐了自己的族人，其中就包括唐绍仪。

唐绍仪的父亲唐巨川在上海经营茶叶生意。1840 年上海开埠后，唐家的很多族人开始北上，辛苦经营，包揽了上海大部分的茶叶出口生意。他们大多先是开茶栈，又成为买办。

说到买办，当时对买办的要求可是很高的：需要精通外语、贸易，要既懂西方环境，又要熟悉国内环境。用现在的话说，要是复合型人才。

唐绍仪的父亲了解西方，不似当时的中国人一般，把西方想象成充满了妖魔鬼怪的地方。在与西洋人的交往中，他敏锐地意识到要想跟上世界潮流，就必须学习洋务。因此唐绍仪很小就被父亲带往上海，学习西方语言和文化。

按今天的标准，唐绍仪真的是赢在了起跑线上：老爸是大老板，族叔是大富翁，在一线城市有产业，在贵族学校附近有学区房。

所以说，所谓的起跑线不是送孩子去上各种补习班，而是父母自己的水平。对于孩子来说，真正的起跑线是父母为孩子打造的原生家庭环境和成长环境。

就当时来说，家族是对下一代最具影响力的。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特定的人才总会在一个地区扎堆出现。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南方出才子，北方出皇帝」。一种精神气质在当地积累、沉淀、渗透、传承，就形成了当地独有的地域性格。比如江浙人的「闯荡」、福建人的「爱拼才会赢」，而广东人则是开放、务实。唐绍仪沐浴在这样的氛围中，加上本人聪明好学，简直就是为幼童留美计划定制的人选。

1871 年，唐绍仪进入上海出洋预备学校接受语言训练。1874 年秋天前往美国。他先是居住在美国家庭，进入当地中学就读。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又肯下功夫。中学毕业后，他先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大学学习。

然而，容闳的留学计划遭到守旧派的反扑，仅仅做了 4 期就不幸夭折。1881 年，清政府总理衙门决定撤销留美教育处。唐绍仪的学业夭折，于当年夏秋间回到中国。他在美求学时间仅 7 年，没能取得学士学位。但唐绍仪在这几年里和寄宿的美国家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后，他将自己的几个侄子送往美国接受教育，也是托寄宿家庭照料。

外交才华崭露

唐绍仪回国后，曾和其他回国的小伙伴一样，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继续上学。不过他的家庭背景够强大，远大的前程正在等着他。

正当詹天佑在福建水师的军舰上搬炮弹的时候，唐绍仪开始进入官场，展现出他的外交才华。

在后来的 16 年里，他在朝鲜任职，与袁世凯合作得相当愉快。甚至有传言称他与袁世凯的感情好到两人成了结拜兄弟。有段时间，袁世凯奉调回国，唐绍仪独撑大局，扛住了日本、俄国的各种明枪暗箭，把朝鲜治理得井井有条。

他这段时间的工作受到了英美等国外交官的关注，袁世凯更是对他非常欣赏。到 1898 年离开朝鲜时，唐绍仪已经从跟班晋升为三品大员了。

唐绍仪之所以能成为清末民初外交战略家，其在朝鲜的经历必不可少。当时他已经可以用国际化的眼光去处理朝鲜事务了，并展露出卓越的外交能力。

回国后，他曾协助袁世凯处理山西教案赔款事宜，成功地使德、英、美、法籍传教士同意降低赔款金额。其中，法国主教原先坚持的 84 万两白银赔款，在他的折冲下，最后竟以 17.9 万两白银结案。还记得有谁从这笔赔款中获益吗？孔祥熙。他回国后的建校资金中就有这笔钱。

此后，唐绍仪升为天津海关道。这会儿正是八国联军侵占天津的时候，他差点儿被英军处决。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去世了，还有一个孩子受了轻伤，而他本人也一度遭受监禁。但唐绍仪仍竭力争取，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最终从列强手中收回了天津的行政权。

在铁路、矿产、渔林等问题上，他分别与英、德等国交涉，为中国收回了部分主权和利益……后来他通过整顿变更了海关行政管辖权，将海关由「外务」转回「内务」，收回海关行政权、用人权，切断了外国人干涉中国外交事务的途径，维护了中国主权的完整。

中国的海关税务竟然由一位英国人长期掌控，这件事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然而外国列强们却认为这理所当然——你们的借款不就是由你们的税务来担保的吗？

英国政府长期通过时任天津总税务司的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干涉中国的外交事务。唐绍仪在朝鲜的时候，英国政府就干过这件事，这让他一直很不高兴。

一位曾在海关任职的英国人认为：「具有他这种才智的中国人憎恶他们的海关方式——一个中国机构，却被置于外国压力之下，被用于维护外国利益，而非维护中国的利益。」

1906 年，唐绍仪发现机会来了，于是他利用英国新旧两位大使交接的空档，在户部下设税务处，把海关总税务司在外务部的管辖权转到税务处，并宣布，总税务司的所有决定都要由税务处的主管同意。他做这些是有理有据的：为了提升海关的效率，所以需要改善管理。

赫德有点儿蒙，他还没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英国代理大使向唐绍仪抗议，认为他这样做不对，他得站在英国政府的立场上考虑，要保证总税务司的职权范围不发生任何变化。

一个中国的机构变动，要中国政府站在英国立场上去考虑？这难道不是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吗？

然而，唐绍仪很淡定：哪有什么变化？下一任总税务司还会是英国人。赫德自己能力不行，还不让有才干的中国人加入海关？毕竟，中国也想保证向英国的借款能快点儿还清。

英方表示，提升效率很好。中国人才当然可以加入海关，赫德同意就行。另外，英国总税务司的职权范围要保持不变，并要求唐绍仪将相关内容写下来，告知所有国家。

唐绍仪表示他会告知赫德，但此事与其他国家无关，不必公开。

英方仍坚持让唐绍仪写下来。

唐绍仪说他会口头上跟赫德说，让赫德写下来。

总之，他就是不肯写下「职权范围不变」，并坚持在正式文件中用「改善」（improvements）而不用「改革」（reform），以此避免激怒列强。事实上，海关总税务司的任何行动都要获得税务处的同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海关的机密或非机密部门任职，实际上就是在收回海关的行政权力。

更重要的是，这一变动在维护中国主权完整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中国政府完全收回海关权奠定了法理上的基础：海关将不再拥有独立性和特殊性，它只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

当时的英国驻中国大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尤为佩服唐绍仪，他指责伦敦《泰晤士报》称呼唐绍仪为「此人」（this man）太不尊重人。他认为唐绍仪是一位绅士，地位举足轻重，为人慷慨，待人真诚，是位不可多得的廉洁清官。

而跟唐绍仪打交道多年的赫德对他的外交手腕有深刻的印象：「唐氏在朝鲜即跟随袁氏，非常能干，惟对外人却极其尖酸刻薄之能事。」他建议英国政府对唐绍仪严加防范，不要给他出招的机会。但他也承认，从中国的立场来看，唐绍仪「是相当合适的」。

事实上，唐绍仪在处理西藏主权这件事上，早就给英国政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坚守主权底线

负责西藏问题，对于唐绍仪来说既是对他此前外交能力的认可，也是他遭遇的第一次真正的考验。

1904 年，英国入侵西藏，攻占了拉萨，并和地方代表签订《拉萨条约》。条约规定：未经英国允许，不许任何国家干涉西藏事务，也不许任何国家派人进西藏。这意味着西藏不再属于中国。

消息传来，举国震动。清政府立刻宣布不承认《拉萨条约》。到底是有了一定的外交经验，清政府这次对关键点把握得很准：清政府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西藏地方代表无权在条约上签字。

然而，大清的力量早已被掏空，不可能用武力制止英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启谈判，签一份新条约把利益争取回来。但是这个度太难把握了：既要英国吐出既得利益，又要确保英国不会被激怒，还要让其他列强死心。就算在今天，这也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通过英国驻印度政府，英国先是以唐绍仪级别不够为由拒绝谈判，此后又以讨论谈判地点来拖延。按道理来说，面对国内外的压力，清政府应该是最着急的，但是唐绍仪却不慌不忙，并不急着出发。

唐绍仪深谙谈判技巧。谈判的因素包括谈判技巧和谈判人员的心理素质，以及最重要的——掌握对方的底牌。既要知道对方想要什么，又要知道对方不想要什么。

他跟英国谈判代表说：他现在只有中文版的《拉萨条约》，请英国代表把英文版的发给他。

英国谈判代表说：他们还有些条款要修订，英文版就先不给他看了。

再三交涉之下，英国外务部才让谈判代表直接把《拉萨条约》英文版和修订过的版本给唐绍仪。

现在来看，同一份协议，谈判的一方竟然会不给另一方看英文版？这种谈判很荒诞，这个头开得就很不妙。

果然，当年 3 月唐绍仪抵达加尔各答时，当时的英国驻印度总督态度蛮横，让他快点儿签字，并表示他们没什么好谈的，他们是不会改条约的。

唐绍仪拒绝签字。不仅如此，他还提交了一份新的协议草案。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英国须承认中国为西藏的「主权国」（sovereignty），而非「宗主国」（suzerainty）。这就是唐绍仪坚持要看英文版的原因，懂英文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

唐绍仪坚持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英方当然不同意。唐绍仪决定「以退为进」：他在印度待得太久了，脚上的病越来越严重，肿得不像样子，他要回国了，不和英国人谈了。

回国后，他又使了一记妙招，建议清政府把《拉萨条约》中西藏该付的赔款付了，让英国尽快从战略要地春丕撤军。这把那位印度总督气得直跳脚，写信大骂说他这样就是在宣布中国对西藏是有主权的！英国不同意！

没过多久，英国政府改组，撤换了态度强硬的印度总督，换成了英国驻华公使，谈判地点也换成中方的主场北京。这一次，唐绍仪巧妙地施展了他的文字天分：既不提「宗主国」也不提「主权国」，而于其他条款中间接表示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

1906 年 4 月 27 日，《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签订。尽管条约中没有明确说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但内容实际上间接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唐绍仪一看条约既然签订，又向英方发了一封照会，声明：条约中所提到的「外国」「他国」是包括英国在内的，不包括中国。

唐绍仪与英方签订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成为中国加强在西藏的主权地位的关键性因素。

当然，英国对西藏并没有死心。1913 年，英国又挑起一轮西藏问题的谈判。这次代表中国去谈判的是唐绍仪的女婿顾维钧。在老岳父打下的基础上，顾维钧成功阻止了英国的企图。

到「二战」末期的 1943 年，英国还在暗中支持西藏分裂势力闹独立，丘吉尔还在中美英三方会谈上说西藏是独立国家，遭到宋子文的强烈反驳：「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哪里是什么独立国家？」丘吉尔有点儿尴尬，辩解说中国在西藏地区没有实权。这一下，连罗斯福都看不下去了，说：「有没有实权和你英国有什么关系？」丘吉尔哑口无言。

主权在握，就是这么理直气壮。

与袁世凯决裂

唐绍仪在晚清时的游刃有余，与袁世凯在清政府的权势密不可分。事实上，唐绍仪一生总是依附在某一位强者的背后。这让他的事业达到了前两代外交官从未达到的高度，也注定了他会有一个悲剧结局。

1911 年的第一次南北和谈是唐绍仪事业的高光时刻，同样也埋下了他与袁世凯决裂的导火索。

当时，中国南北方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如果只论战斗力，袁世凯的北洋军甩革命军几条街。但是袁世凯的背后却是一个行将没落的王朝，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次冲突，中国恐怕会再出现一次南北朝。最好的结局就是南北议和，让南北实现统一，共同打造一个新中国。

两边都是成熟的政治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和谈。更重要的是，当时列强紧盯着我们，如果不和谈或者和谈失败，外国人的手必然将立刻伸进来，干涉调停。事实上，在整个和谈期间，六国政府就不停地发照会，督促双方「尽快达成协议」。

临行前，袁世凯对北方谈判代表唐绍仪反复强调：什么都可以谈，但「民主共和」什么的绝对不可以。

而南方代表伍廷芳最担心的就是北方代表不接受共和理念，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那么和谈从根子上就不成立。

没想到北方代表唐绍仪第一时间就表示完全接受共和理念。

在他出发前，英国记者去北京车站送行时，唐绍仪就公开表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共和政体。当时《泰晤士报》一位记者还得知，在去上海的火车上，唐绍仪就在「卧车四号房中剪了辫子」。因此，当唐绍仪抵达上海时，他没穿清朝官服，而是一身西洋人的装扮。在一位记者披露的未记录的对话中，唐绍仪直接表示：「就个人而论，本人倾向共和。此乃解决当前危机之唯一办法。」

北洋派主张「拥袁共和」，意思是新国家要以袁世凯为领导。但是在唐绍仪看来，这都不是事儿。拥不拥袁是次要的，共和才是根本。如果大家拥护共和，这次和谈不提拥袁，袁世凯也能当上大总统。可如果不能实现共和，新国家根本就不能建立，中国将永无宁日，袁世凯到哪里去当大总统？

对唐绍仪来说，能不打仗就不要打仗，他内心的一个更高的理想是维护国家的完整。

在英国记者的记录中，唐绍仪向伍廷芳提到，未来的共和制国家千万不要忽略了包括「满、蒙、藏及其他领土之完整」。这反而是当时南方政府尚未考虑到的。伍廷芳回答：「我方并未声言完整之领土，仅提联合之十八省。」

唐绍仪暂时放下了这一分歧，依然以推进和谈为首要任务。在唐绍仪的推动下，和谈进行得非常顺利，中国避免了一次陷入分裂的危机，真正进入「共和时代」。在整个议和过程中，唐绍仪并未因为自己拥护共和的主张而渎职，还是尽力为清政府争取到皇帝退位后的优厚待遇。

如果说孙中山教会了中国共和的理念，黄兴奠定了共和的基础，那么唐绍仪就是关键时刻的关键推手。这番关键举动，来自他一贯坚持的务实理念。在议和过程中，他若不在实行共和问题上与伍廷芳有一定的共识，议和势必更为困难，中国建立共和政体将遥遥无期。

然而，这将是唐绍仪最后一次的高光时刻。

没过多久，共和政府成立，他担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任内阁总理——他一生中最高的职位。但很快，他便与袁世凯彻底决裂。决裂的核心原因是袁世凯要实行总统责任制，但唐绍仪想实行内阁责任制。简单来说就是袁世凯想自己说了算，但唐绍仪想钳制袁世凯的权力。

但无论如何，我国至少在形式上暂时统一了。唐绍仪觉得自己的政治理想要实现了。公平来说，在那短暂的两个半月里，唐绍仪的内阁确实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他甚至还借鉴西方的方式，设立了一个新闻记者招待所，召开新闻发布会，以接受公民的监督。他在这段时间里，坚持「务贵新不贵旧」，启用了很多如顾维钧般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式人才，也为后来我国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然而，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这一套做法已经深受袁世凯厌弃。事实上，在当时北洋政府的人的记忆中，两人几乎每天都在争吵不休。他更没有意识到的是，一旦袁世凯开始不支持他，无论是他的外交事务还是总理事务都会变得特别尴尬。起初，袁世凯只是不支持他。在唐绍仪因为「四国借款」得罪外国财团，被外国财团评价为「最不明智且最缺乏政治家风范的一项行为」时，袁世凯不但没支持他，还故意在外国大使面前语调悲伤地谈论唐绍仪。后来，袁世凯公然违背南北和谈时确立的《临时约法》。再然后，他就对内阁下手了。不到三个月，袁世凯就彻底瓦解了唐绍仪的「混合内阁」。

唐绍仪只能辞职。此后，他基本不再出现在政治的核心圈子中。

夹缝间的理想

离开袁世凯后，唐绍仪投靠了孙中山。此后，他就开始辗转在不同的军事强人之间。然而，脱离了袁世凯的庇护后，完全没有势力的唐绍仪再也无法在军阀政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作为著名的外交家和中国第一任内阁总理，他的行动还是一直备受国内外关注的。这期间，他也没有停止发表自己的看法，尤为关注外交事务——在巴黎和会时，他还特地发电报给顾维钧，要求他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其间，唐绍仪也有东山再起的想法，但要么是被某军阀反对，要么就是不符合他的理想。

唐绍仪的前半生都在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统一而努力。但在退出政坛后，他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和平主义者。

在近代史上，唐绍仪最被人诟病的行为就是爱劝退。

辛亥革命后，他劝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后，他眼见袁世凯胡来，又劝袁世凯退位。袁世凯倒台后，继位的段祺瑞搞独裁，他又劝段祺瑞退位。百般劝说无果后，他转往南方和孙中山合作。不料孙中山也要组建军政府，他就又劝孙中山退位。

后来，看到蒋介石权力太膨胀，他又纠合一群老头劝蒋介石退位。不仅如此，他还联合粤系军阀差点儿让广东独立于南京政府。这也是蒋介石叫他「唐奸」的原因。

仔细梳理，我们就会发现一条规律：除了清帝，其他被唐绍仪劝退的都是军事强人，包括孙中山——因为当时他要建立「军政府」。凡是沾「军」字的，唐绍仪就会高度警惕，他甚至不允许谈判桌上有军阀的位置。

然而，此时的中国军阀割据，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唯有枪才是力量的保证。唐绍仪内心很清楚这一点。这也是他不断地依附在军事强人背后的原因。他指望能有一个人看到他的内心，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一个和平的西方民主国家。可惜，军事强人们都只是在利用他的名望。

他的好友、美国前总统胡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唐绍仪为人正直，有才干，对中国的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但这位有远大抱负的人只能在一个旋涡和下一个旋涡中呼喊。

他太渴望让人们知道和平的好处了，然而没有人理睬——不是没有人理解，而是大家都知道这不可能实现。他如此急切，一度还想用自己的事例去告诉大家，一个没有战争的西方民主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931 年，唐绍仪开始担任中山县（今中山市）县长。他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兴建无税口岸，提倡实业，大力发展金融及交通事业。同时，他还加强农村建设，发展农林渔业、文教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在他担任县长的三年里，中山县发展卓有成效，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最终却被唐绍仪依附的军阀一口吞下，成了军队的「口粮」。唐绍仪自己也被军阀发起的一场军队哗变赶下了台。

他长于谈判与调和，认为什么问题都可以用谈判来解决。为了促进第二次南北和谈继续，他甚至挪用自己创业的金星人寿保险公司的资金来支持南方代表。然而，和谈仍然失败了——南北两方军阀根本没有把和谈放在心上。就像他曾在朝鲜的最后时光一样，当大势已去，所有的谈判技巧都不足以左右时代的变化。

他喜欢交游，周旋在各派势力之间，小心地维持着平衡。然而结果是他和谁都若即若离、非敌非友，于是谁也不拿他当自己人。当时的革命派报纸《民立报》评论他：「唐之为人，京官排挤者甚多。」

在那个时代，他太孤独了。最后，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这是他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当 1937 年日军大规模袭来时，唐绍仪依旧在为中日议和而努力。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中日长期冲突中比较剧烈的一次。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他光是处理和日本的冲突就有好几次。他在政治事业上的第一次大成就就是在朝鲜扛住了日本的明枪暗箭。之后袁世凯在对日本关系上昏着迭出，他也都经历过，甚至亲手处理过。这一次难道就处理不了吗？只要威望仍在，只要自己的谈判和调和能力仍在，他就能让中国恢复和平。他甚至为想象中的和谈定下了基调：建立一个自主的独立政府，日军退兵，废除《何梅协定》《塘沽协定》等不平等协议。

当日本炮制「南唐北吴」计划，打算让他出任傀儡政权的总统时，他依然态度暧昧。几乎所有人都在劝他离开是非之地，他却置若罔闻。

在那个时代，我们必须承认，只要还有一线和谈机会，能制止战争，我们就不能放弃获得和平的希望。如果仅从这点上说，唐绍仪并没有错。但是抗日战争不同。不管是他还是当时的国民党高层，乃至其他列强的领袖，都错估了中日战争的意义。

当时唯一保持清醒，认识到抗日战争意义的，只有毛泽东。他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 [1]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最终结局：不可调和，不可妥协。唯有一方倒下，战争才能终结。

当唐绍仪被自己的执念绑架时，他悲剧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唐绍仪此刻还不知道，如果自己再不就范，日本特务机关的下一步行动就是绑票，直接把他绑到南京，成为第二个溥仪。伪满洲国的惨痛教训就在眼前，国民政府决不允许再出现一个「伪满洲国」。

最终，戴笠发下「锄奸令」。一把斧头劈在了唐绍仪头上。唐绍仪伤重不治身亡，时年 76 岁。

唐绍仪走了，带着无尽的屈辱和遗憾走了。

作为中国第三代外交家，后来者皆尊称他为「少川老大」，并执之以前辈之礼。

然而时不我与。清政府的腐朽、国力的衰弱，以及后来动荡不安的时局，已非一个人的外交才能所能掌控。总的来说，他努力之后的成果实际上相当有限。

不过，他的努力为第四代民国外交家铺好了一条从列强手中继续收回主权的康庄大道。他起用新人，为第四代外交家打下了基础。他亲手发掘的一位青年才俊继承了他未竟的事业。这位青年循着唐绍仪的脚步从海外归来，又循着他的脚步踏上外争国权的战场。这位年轻人就是顾维钧。当唐绍仪的浪花消逝在海面上时，顾维钧正从海面涌起，并化成一座灯塔，为中国外交事业指明前程。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