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比比·哈尔达的治疗

比比·哈尔达的治疗

解说疾病的人

在她二十九年的生命历程里，比比·哈尔达多数时间都在忍受疾病的煎熬，这病真是折腾坏了家人、朋友、和尚、手相家、老处女、宝石命相家、预言家，还有白痴。

为了治好她，城里关心她的人从七条圣河带回过圣水来。每当夜里听到她在痛苦中挣扎尖叫，我们都喃喃为她祈祷。

那时，家人把她的手腕用绳子捆绑起来，在她身上敷贴黏糊糊的药泥。智慧的人用桉树油揉她的太阳穴，用草药汁熏她的脸。按一位盲眼基督徒的建议，她还一度坐火车前去亲吻圣徒和殉道者的坟墓。她的手臂和脖子上佩满了护身符，提防着邪眼的魔力。她的手指则饰着好些幸运石。  

医生的治疗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对抗疗法，顺势疗法，阿育吠陀疗法——时间一长，所有的康复艺术都施用过了。他们的建议五花八门，没完没了。试过 X 光、探针、听诊、注射之后，一些医生只是建议比比增加体重，另一些却要她减肥。如果有人禁止她睡过黎明，则必有另一家伙非要她睡到中午不可。这一个要她做头手倒立，那一个就要她在一天特定的时段吟诵吠陀诗文。还有人建议带她去加尔各答接受催眠治疗。

一个一个专家走马灯似的看过后，女孩得到了这样一些药方：忌食大蒜、饮大量的苦药酒、冥思、喝青椰子汁、服用打了生鸭蛋的牛奶。一句话，比比的一生，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劳而无功的治疗方法。  

比比的病发作起来毫无征兆，她因此只能待在一幢未经粉刷的四层楼房里。本地她唯一的族人就是一个堂兄，加上堂嫂，他们在二楼租了一套公寓。她随时可能失去意识而不知羞耻地发狂，没有人盯着他们不敢放手让比比过马路或者上电车。

她每天就坐在楼顶的储藏室里，那是个坐着还好、站起来就不舒服的地方。储藏室的进口垂着帘子，一洞窗户没有铁栅，室内满是旧门板做成的货架，隔壁还有一个茅坑。她盘腿坐在一块黄麻垫上，为她的堂兄哈尔达在我们院子门口开的化妆品店清点存货。

比比做这些事没有报酬，她只能得到三餐和日常所需，再就是足够的棉布，让她在每年十月的假日里找一个便宜的裁缝添置些衣服。晚上她就睡在楼下堂兄家的一张折叠床上。  

每天早上，比比趿着一双破塑料拖鞋来到储藏室。她穿的居家外套长到膝盖以下好几寸，我们十五岁就不再穿这么长的衣服了。她的小腿几乎看不到寒毛，却散布着不少苍白的麻斑。我们晾晒衣服或者刮鱼鳞的时候，她悲叹自己命运多舛，恨恨责难造化的不公。

她不漂亮，上唇太薄，而牙齿又太细了。她说起话来牙龈往外龅。「我问你，一个女孩整年整年坐在那里打标签、列价格，看不到什么未来，把最好的青春都浪费了，你说这公平吗？」她仿佛是在跟聋子说话，嗓门大得有点过头，「我不该嫉妒你们吗？你们当了新娘又当妈，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我不该想描一描眼睛、头发洒点香水吗？不该想养个孩子，教他分辨是非善恶吗？」  

日复一日，她向我们倾倒无尽的苦水，事情终于再明白不过了——比比需要一个男人。她需要依靠，需要保护，需要他来安排她生活的道路。像别的女人一样，她想要天天安排晚餐，想要责骂仆人，想要在她的立柜里攒钱，每三个星期去一次中国美容院修修眉毛。

她缠着我们讲述婚礼的细节：珠宝啦、喜帖啦、还有悬在床上的晚香玉的幽香啦。在她一再坚持下，我们拿出饰有蝴蝶花样凸饰的结婚相册给她看。于是她神情专注地研究起婚礼的场面来：泼进火里的黄油，相互交换的花环，涂上朱砂的鱼，成盘的贝壳和银币。

「好多客人啊，」她说道，手指摸着我们周围那些面孔，好些我们猛不丁都认不出来了，「我结婚的时候，你们可都要来啊！」  

期盼开始疯狂折磨她了。她有好几次一动念，想着全部希望所系的一个丈夫，病就差点儿再度发作。在一罐罐爽身粉和一盒盒发夹当中，她躺在储藏室的地板上，身子蜷作一团，嘴里颠三倒四说着胡话。

「我的脚不会浸到牛奶里去了，」她喃喃地说，「我的脸抹不成檀香膏了。谁会给我擦姜黄粉啊？我的名字不会用红墨水印到请帖上去啦……」  

粗率直露的独白，忧伤自怜的情感。她的孤苦、她的无助，像热病时的汗珠从全身的毛孔密密渗出。在她最难熬的时刻，我们用披肩把她裹起来，从水池的龙头接水给她洗脸，再拿酸奶和玫瑰水给她喝。在她不那么抑郁的时候，我们鼓动她一起去找裁缝，添置些衣裙，一方面让她换换环境，另一方面说不定真的会增加她结婚的机会呢。

「女人穿得像洗盘子的，哪有男人肯要你？」我们跟她说。「你攒那么多布，都让它喂虫子啊？」她不高兴了，话也不说地噘着嘴，接着争辩了几句，终于叹了口气。

「我要去哪里？我为谁打扮啊？」她反问道，「谁会带我去看电影，去逛动物园？谁会给我买酸橙汽水，给我买腰果？认命吧，我操这些心干什么？我的病治不好了，我不会结婚的了。」  

可是时隔不久，医生就给比比开出了一单最令人咋舌的方子。一天晚上，比比下来吃晚饭，下到三楼时摔在了楼梯平台上。她又是砸拳，又是踢脚，汗水涔涔流下，迷迷糊糊地不省人事。她的呻吟在楼梯井里回荡，我们马上冲出门，带着棕扇、糖块和几杯冲头的冰水前去安抚她。孩子们抱着楼梯栏杆目睹她宿疾发作，我们唤仆人去叫她的堂兄。

等哈尔达从店里出来，十分钟已过去了；他除了脸有点发红，竟懒懒的无动于衷。他叫我们不要大惊小怪，然后毫不掩饰他的鄙夷，把她塞进人力车送往综合医院。就在那里，做完一系列血样检查，束手无策而有些气恼的主治医生铁口直断，唯有结婚方可治好她。  

消息在我们的窗棂之间传递，穿过晾衣绳、越过鸽粪斑斑的房顶护墙，就这样传开了。第二天早上，三个手相师分别看了比比的手相，一致认定她的掌纹毫无疑义地显示婚姻即将来临。无聊的家伙在肉摊边叽叽咕咕说一些下流的话，老奶奶们翻查历书，要定一个订婚的良辰吉日。

这些天，我们送孩子上学、取洗好的衣服、在配给店排队的时候，都低声议论着。显而易见，男女之事乃是这个可怜女孩一直需要的。我们第一次想象起宽大的外套底下她的身段来，估摸着她能给男人带来多少乐趣。我们第一次注意到她明净的脸色、慵懒而修长的睫毛，还有她那无可争议的美丽双手。

「他们说这是唯一的希望。她是火气太旺。他们说——」我们顿了一下，红了脸，「男女那事儿可以给她消消火。」  

不消说，这个诊断让比比高兴得不得了，她即刻着手为婚姻生活做准备了。她拣哈尔达店里一些损坏的货品给脚趾甲上了油，又把手肘的老茧清掉。她不理会储藏室里来了新货，却缠着我们要起菜谱来。她要粉丝布丁和木瓜煲的菜谱，一得到就用歪歪扭扭的字体誊录在存货账簿里。

她一遍遍开列客人名单和甜点清单，还列出了一串度蜜月想去的地方。她涂甘油来光滑嘴唇，拒甜食减轻体重。一天她央我们谁陪她去找裁缝，让他给缝了一套那一季流行的伞形风格的沙尔瓦—卡米姿。大街上她看见珠宝店就拖我们进去，凝视着玻璃柜里的宝贝，问我们喜不喜欢那些头饰的设计和挂坠盒的样式。

对着莎丽店的橱窗，她指点着一件洋红色的丝质莎丽，一件青绿色的，然后是一件色如金盏花的，说：「婚礼一开始，我就穿这一件，再穿这一件，再穿这个。」  

然而哈尔达夫妇却另有打算。他们对比比的幻想无动于衷，对我们的担心毫不在意，一如往常地做着生意，一起挤在那间不过壁橱大小、三面墙壁都塞满了染发水、头油、浮石和雪花膏的化妆品店。

「我们可没时间听馊主意，」有人一提起比比的话题，哈尔达就这么回答，「治不好那就得忍。还嫌不够吗？比比惹起了多少烦恼，增加了多少开销，给家门的名声抹了多少黑！」

他的老婆，坐在窄小玻璃柜台后面他的身边，摇着扇子扇她那麻麻点点的前胸，也跟着连声附和。她是一个颇有点吨位的女人，打的粉过于苍白，脖子上的褶皱又令它们结成一片一片的。

「再者说了，谁会娶她？她什么也不懂，说话颠三倒四。都快三十岁的人了还生不来煤炭炉，煮不来饭，分不出茴香和孜然。想想她怎么去伺候一个男人吧！」  

他们也不是没有道理。从来没有人教过比比怎么做女人；因为疾病，她在大多数事情上仍旧天真无知。哈尔达的老婆认定邪魔攫附了比比的身体，不让她靠近火焰。没人教过比比如何穿莎丽，而不必别上四个不同的位置；她也不会运用任何特殊技艺绣出家具套，或钩出围巾来。

他们不准她看电视，因为哈尔达想象那是电子器件，会让她兴奋发作的；这样她便不大知道我们世界里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娱乐。九年标准教育之后，她正式的学习就中断了。  

为了比比，我们跟哈尔达争：「她要的就是这个嘛。」我们都说白了。但是哈尔达和他老婆实在是不可理喻。他们对比比的怨恨动不动就爆发出来，一说起这嘴就比找给我们的零钱还碎。当我们坚持说新方子值得试试的时候，他们争辩道：「比比不懂得尊重，也缺少自我控制。她在有意渲染她的病，就是要引起别人注意。给她个事做就最好了，她总是惹麻烦，不要去沾。」  

「那为什么不把她嫁掉？至少你们不用再管她了嘛！」  

「那就把我们赚的钱全浪费在婚礼上？要我们请客、订手镯、买床、办嫁妆？」  

但是比比的牢骚仍在继续。一天快晌午时，我们帮助她穿上蓝色镂花雪纺绸莎丽，还专为这事儿借给她一双拖鞋，然后她一脚高一脚低地急急赶去哈尔达的店铺，非要他带她去相馆照张相，好把她的照片像别的待字闺中的女孩子一样，给有合适男子的人家传看。

透过阳台的百叶窗，我们都注视着她。汗水已经在她的腋下湿了一片。「除了 X 光，我从来没照过相，」比比焦急地说，「未来的公公婆婆也该看看我长什么样。」然而哈尔达拒绝了。他说谁想看看她就自己来看，看她这么又哭又闹，把顾客都赶跑了。

他骂她是败坏生意的祸根，是累赘，是赔钱货。镇子上哪个不晓得她？还要看照片！  

第二天，比比就干脆罢工，跑来给我们讲哈尔达和他老婆那些蠢笨的生活细节，逗大家开心。

「每个星期天，他都给她拔下巴的毛。他们把钱上了锁，冻在冰箱里。」为了让院子其他楼里的人听见，她大摇大摆地边走边嚷。她每叫嚷一阵，竖起的耳朵就多一些。

「洗澡的时候，她拿鹰嘴豆粉往手臂上擦，还以为可以增白呢。她右脚第三个趾头没有了。他们午觉一睡睡那么久，你知道为什么？没办法取悦她！」  

为了封住她的嘴，哈尔达只得在本镇的报纸上登了一行招婚广告：「女孩，性情不稳，身高一米五二，欲寻丈夫。」家有少年郎的父母都知道这位未来的新娘是何许人，却没有一家愿意担负如此明摆着的风险。

谁又能责怪他们？很多人谣传，比比用一种根本听不懂的语言流利地自言自语，而且睡觉都是没有梦的。甚至那个在超市补手提袋、只剩四颗牙的孤寂鳏夫，你劝他去提亲他都不干。

尽管如此，为了让她分分心，我们开始教她为妻之道。

「耷拉着脸一点好处也没有，男人需要你用表情和言语来爱抚他们。」我们鼓动她跟周围的男子随便聊聊，练习一下，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遇到追求者呢。

当送水工送完别家的水，最后来到储藏室给比比的水缸添水的时候，我们教她说「你好吗？」；当运煤工把煤篮卸在房顶的时候，我们让她向他们微笑，聊几句天气。回想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帮她做好相亲的准备。

「跟男孩子一起，他的父母多半会来一个，祖父母来一个，叔叔或婶婶也要来一个。他们会盯着你看，再问几个问题。他们会查看你的脚板儿，摸摸辫子多粗，会叫你说出总理的名字、背诵诗歌，还会让你用半打鸡蛋喂饱一打肚子饿了的人。」  

两个月过去了，一个应征的人也没有。哈尔达和他老婆不免得意起来：「你现在知道她不适合结婚了吧？你现在知道男人只要脑袋没病，就不会碰她了吧？」  

比比的父亲去世以前，事情还没落到这步田地。（她的母亲生下她就死了。）在他最后的几年里，这位垂垂老者，我们小学校的数学老师，一直在苦苦跟踪比比的病情，希望弄明白她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问题，就必有答案。」每当我们问他进展如何的时候，他都这么回答。比比安心了。一度我们也都很有信心。他给英国的医生写信，晚上去图书馆阅读病例纪录，每星期五戒绝荤腥以安抚祖先在天之灵。最终他书也不教了，只在家里辅导几个学生，这样可以每时每刻盯牢比比的病情。

可惜，就算年轻时有能耐心算开平方而且屡屡获奖，他却没有办法解开女儿疾病的谜团。尽管他如此费心劳神，却只能从病情的跟踪中得出仅有的一个结论——比比夏天比冬天更容易发作，而她总共罹遭了大约二十五次大的发病。

他把症状列成图表，附上如何使她平静下来的说明，在邻里广为散发。可是这些图表最后都丢失了，不是被孩子们折了纸船，就是翻过来作了杂货预算的草稿纸。  

除了陪陪她，除了抚慰一下她的不幸，除了偶尔留心一下她别出问题，我们实在无能为力。如此的孤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明了。一些日子里，午觉起来，我们为她梳头，不时记得换换分路的地方，不然头发就会掉得太宽。

应她的央请，我们在她嘴唇边和脖子上多毛的地方打了粉，又把眉毛清晰地描过，然后带她出去散步。我们漫步来到鱼池边，那儿每天下午有孩子们打板球。比比还是想俘获一个男人。  

「除了有时发点那个事，其实我身体完全没问题呀！」她坚持道。小径上有恋爱的男女手牵手闲步而过。她在路边的长凳上坐了下来：「我从没得过感冒。我从没得过黄疸。肚子从没痛过，也没有过消化不良。」

有时我们给她买洒了柠檬汁的熏玉米棒子，或者两个派沙的奶糖。我们安慰她，当她确定有男人在向她抛媚眼，我们又打趣她，笑着同意她的感觉。然而她不是我们的责任，私下里，我们曾为此感到欣幸。  

十一月间，我们得知哈尔达的妻子怀孕了。那天早上在储藏室里，比比哀哀饮泣。「她说我会传染人，像天花一样。她说我会坏了孩子！」她的呼吸沉重起来，眼光直勾勾地盯着墙上一块剥落的地方。

「将来我怎么收场啊？」登出的征婚广告到现在还没有回音，「让我一个人承受这样的诅咒，难道惩罚还不够吗？难道还要责难我传染了别人？」

哈尔达家里的不和开始渐渐升温。哈尔达的妻子认定比比待在近旁会传染未出世的孩子，于是用羊毛披肩包裹隆起的肚子。浴室里，比比用的肥皂和毛巾都分开了。据洗碗碟的女仆说，比比的碟子也不跟别人的一起洗。  

不久的一个下午，病又发作了，没有任何征兆。比比在鱼池边走着走着，就倒在了小路上。她战栗着、抽搐着，牙齿咬着嘴唇。

很快，一群人围住了这个痉挛的女孩，都急得不知怎么帮她。卖汽水的摁住她剧烈抖动的四肢，卖黄瓜片的试着掰开她的手指。我们中的一个取来池水淋在她身上，另一个拿香手绢擦她的嘴。卖榴莲的双手托住比比拼命左右甩动的头，卖榨甘蔗汁的则抓起那把平素用来赶苍蝇的棕扇，拼命地给她扇风。  

「这里谁是医生？」  

「小心别让她憋了气。」  

「叫哈尔达了吗？」  

「她烫得跟火炭似的！」  

我们折腾了一番却未见效，乱哄哄的局面仍在继续。她与病魔撕扭着，被极度的痛苦摧残着，牙齿咬得嘎嘎作响，双腿纠绞在一起。两分多钟过去了，我们眼里看着，心里焦急如焚，却拿不出个法子来。  

「皮革！」有人突然叫起来。「她要闻皮革的味儿！」我们一下就记起来了。上次发作的时候就是闻了一只牛皮凉鞋，比比才最终摆脱痛苦的魔掌的。  

比比终于睁开了双眼。「比比，怎么回事？告诉我们你怎么了？」我们问道。  

「我觉得热，越来越热。烟雾在眼前飘来飘去，世界一片黑暗。难道你们没看见吗？」  

男人们护送她回家。暮色渐渐深了，海螺四处吹响，空气里晚祷的香烟越来越浓。比比摇摇晃晃地走着，嘴里含含糊糊地嘟囔着，然而终于没有说出什么话来。她的脸颊添了好些块乌青，皮也擦破了，头发乱成一团。手肘沾上的泥渐渐干了，一颗门牙缺了一小块。我们在后面跟着，牵着孩子，和她保持一段我们觉得安全的距离。  

她需要一条毛毯、一块止血布、一粒镇静药。她需要有人照顾。然而我们来到院子时，哈尔达和他老婆却不让她进家门。  

「就快生孩子了，跟歇斯底里的人接触医疗风险太大了。」他坚持不许。  

 那天夜里，比比睡在了储藏室里。  

六月底，他们的孩子出生了，这个女婴靠了产钳之力才得以呱呱坠地。那时，比比又到楼下来睡了，不过他们把折叠床留在了楼道，更不让她直接碰孩子。

每天一大早，他们就差她去楼顶清点存货，到了中午，哈尔达带来整个上午的卖货收据要她处理，还有一碗黄色的豌豆瓣儿给她当午饭。晚上，她独自一人在楼梯井用牛奶下面包。比比又发作了一次，不久又是一次，都落得无人看顾了。  

我们表示关切时，哈尔达说这干我们屁事，干脆地拒绝了对话。为了申言愤慨，我们开始去别的地方买东西了，这可是我们唯一的报复手段。

几周以后，哈尔达架上的货品落满了灰尘。标签退色，古龙香水变成了古龙臭水。晚上打那儿经过，我们每每看见哈尔达独自坐在里面挥动一只拖鞋扑打飞蛾。我们几乎看不到他老婆了。洗碗女佣说她还卧病在床，显然是产后出现了并发症。  

秋天来了，带着对十月假期的期盼，小镇开始忙碌起来。为了这个节令，人们忙着买东西、订计划。树上成串的喇叭嘹亮地放着电影歌曲，商业街和市场全天营业。

我们给孩子们买气球和花花绿绿的缎带，又成公斤地买蜜饯。我们搭出租汽车去拜望一整年都没见过面的亲戚。白昼越来越短，夜晚越来越凉。我们扣紧毛衣、拉上袜子。接着来了一股冷流，弄得人人喉咙都痒痒的。我们逼孩子们用温盐水漱口，再围上围脖。不过最后生起病来的却是哈尔达的孩子。  

那天午夜，他们召来了医生，着他给孩子退烧。「治好她啊。」哈尔达的妻子恳求道。她激动得直打哆嗦，把我们大家都惊醒了。「你要什么都行，怎么也要把我的女儿治好啊！」医生开出的处方是一副葡萄糖冲剂和用研钵粉碎的阿司匹林，还要他们用棉被和床罩把孩子裹严。  

五天之后，孩子的烧依然如故。  

「一定是比比，」老婆哭道，「一定是她干的，她把病传给了我们的孩子！真是不该呀，我们怎么让她下来了，怎么又让她进了这个屋！」  

于是比比又回到储藏室过夜了。应他老婆的坚决要求，哈尔达甚至把比比的折叠床连同一铁皮箱她的个人物件，一起搬到了那里。她的三餐都用淘箩扣好放到楼梯顶上去。  

「我不在乎，」比比对我们说，「跟他们分开住，我自己弄起个家，岂不更好？」她打开箱子——里面有几件家里穿的外套，一幅装在相框里她父亲的照片，一些针头线脑，还有各式各样的布料——把她的东西摆放在几只空架子上。

到那个周末，婴儿完全好了，但他们却没有叫比比搬回楼下去住。「不必担心，他们并没有把我锁在这儿，」比比这么说，想让我们安心，「楼梯下面就是外面的世界。现在我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去发现生活了。」  

然而，事实上她完全不再外出了。我们邀她一起去鱼池散步或者去看看庙里的装饰，她不肯去，说是在缝制一幅新的帘子，准备挂在储藏室的入口。她看起来有些苍白，她需要新鲜空气。「找丈夫的事儿怎么办？」我们提醒她。「你成天坐在这里，还能指望迷住男人吗？」  

她一点也不听劝。  

到十二月中旬，哈尔达撤下了货架上所有没卖掉的东西，装箱搬到储藏室里。我们或多或少成功弄得他关了门。临近年底，这家人搬走了，临走在比比的门下塞了一个装着三百卢比的信封。此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我们有人知道比比在海德拉巴一个亲戚的地址，于是写信过去说明情况。信未启封就退了回来，说是地址不详。我们赶在最寒冷的几周以前叫人把储藏室的窗扇修好，又在门框上加了一块铁片，这样她至少会有点自己的空间。有人捐给她一盏煤油灯，又有人送她一顶旧蚊帐和一双统袜。

我们一有机会就提醒她，她的身边有我们在呢，随便什么时候需要找人商量、需要任何帮助，都可以来找我们。有一阵子，我们把孩子支到屋顶去玩，这样如果她再度发作，我们也好尽早知道。

但是每个晚上，她都只得孤孤单单地过了。  

几个月过去了，比比的生活已经陷入一种深长的死寂中。我们轮流给她留茶饭。她喝得不多，也只吃一点点，而且开始有了与她的年龄不再相称的表情。

傍晚时分，她绕着屋顶护墙转一两圈，却从未离开房顶。天一黑，她就躲进铁皮门后，再也不出来了。我们没有打搅她。有些人开始怀疑她是不是要死了，另一些人则断定她必是疯了。  

四月的一个早上，那时天气回暖，可以在屋顶晾晒小扁豆薄饼了，我们听到有人在水池边呕吐。第二天我们又注意到这事，于是都去敲比比的铁门。里面没有声响，门也没上锁，我们便自己进来了。  

我们看见比比躺在折叠床上。她已经怀孕大约四个月了。  

她说她记不得是怎么回事了。也不愿意告诉我们是谁干的。我们混合热牛奶和葡萄干给她做了面糊，但她还是不肯透露那个人的身份。没有法子，我们只好四处搜寻强暴的线索和破门而入的痕迹，但是房间清扫过，一切都井然有序。折叠床边的地板上，她的存货账簿翻到了新的一页，里面有一串名字。  

她怀孕足月，九月份的一个晚上我们为她助产，她生下一个男孩。我们教她如何喂奶，如何给他洗澡，如何哄他入睡。我们给她买了块油布，又用她多年积攒下来的布料帮她缝衣服和枕头套。

不到一个月，比比的身体就复原了。她用哈尔达留下的钱粉刷了储藏室，给门窗装了挂锁。然后，她掸去货架上的灰尘，清点剩下的瓶瓶罐罐，以半价卖掉哈尔达的存货。她叫我们传一传甩卖的消息，我们都乐意帮忙。

从比比那儿，我们买了香皂和眼线笔，又买了梳子和粉盒。她卖完最后一件，就搭出租车去了批发市场，用赚到的钱进了新货。就这样，她在储藏室做起了买卖，抚养儿子长大。我们都尽可能帮她。

随后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在猜想究竟镇里的谁污辱了她。我们盘问过几个仆人，又在茶棚和车站就几个嫌疑人起过争论，但都没争出什么结果。

不过，展开调查并没有什么意义了。

就我们所知，比比已经治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