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过代发她们：堕胎权与命运控制
正义与争议：当法来凝视就性
1970 年前后，芝加哥黑帮时常接到不同女人的来电。他们会问电话那头的女人，「你是要一辆凯迪拉克，一辆雪佛兰，还是一辆劳斯莱斯？」
女人的声音通常惊恐不安。按照当时美国大部分州的法律，她和黑帮正在犯下重罪，共谋杀人。所以为防警察监听，黑帮使用了暗号。
不同的车对应不同的「服务」价位。最便宜的雪佛兰，意味着一次收费 500 美元，以今天的标准计算，超过了 4000 美元。凯迪拉克大约要 750 美元，劳斯莱斯最豪华，1000 美元。
但事实上，不论女人付多少钱，她的待遇都好不到哪里去。
她会被蒙上眼睛，带到某个不知名的地方，可能是某个汽车旅馆、某间秘密办公室、浴室，或者就待在汽车的后座，最糟的是被领进一条偏僻、黑暗的小巷子。
黑帮安排的人会拿出一系列金属工具，开始给她堕胎。这就是那个年代加诸女性的「重罪」。
结束后，她就会被留在那里，自生自灭。
运气好的人，会在几个小时之后站起来，强忍着眩晕回家，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运气不好的人，可能会一直流血，直到她死。她的家人不敢报警。
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平均每年有 200 多名美国女性死于失败的堕胎。
既然在那时，堕胎是非法的，为什么上百万女性仍然铤而走险？仅在 1967 年，根据古特马赫研究所的数据，寻求非法堕胎的女性数量就超过了 82 万。
多年以来，生与不生的决定权，被国家和医生抓在手里，直到妇女解放团体陆续建立。
在芝加哥，就有这样一个女性组织，代号是「简」。组织成员不惧芝加哥黑帮，与骗子周旋，自己组织非法堕胎。她们挑战警察，也挑战禁止堕胎的恶法。
在罗伊诉韦德案之前，「简」将如何改变 11000 名女性的命运？
一、不尊重女性的法律
匿名女性组织「简（Jane）」，成立于 1969 年的春天，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她们从事哪种地下工作，靠组织的正式名称就能一目了然，「妇女解放的堕胎咨询服务机构」。
对外时，组织成员一律称呼自己叫「简」。成员当中没人叫这个名字，这样做是因为它简洁又普通，打广告时容易被人记住，也是为了人身安全。
「简」最困难的时候，敢来参加组织会议的人只有 5 个。这是一群怎样的女人，竟敢在警察的眼皮底下，踏入芝加哥黑帮的业务领域？
「简」的初始成员、核心领导者之一名叫乔迪·霍华德。从乔迪身上，我们能看到女性的愤怒从何而来。
1969 年 1 月，是芝加哥最冷的季节。乔迪感受到的愤怒是双重的。首先是为她自己，她 29 岁，中产阶级白人，拥有两个不满 7 岁的孩子。在怀第二胎时，她被诊断患上了霍奇金氏淋巴瘤。
尽管那时，美国有些州法律罕见地允许「治疗性堕胎」，也就是为了母亲的健康或者性命，由医生来决定是否堕胎。但乔迪的医生不允许，为了胎儿的健康，他不但没有给乔迪做放射性治疗，甚至不给她开药。
每一天，乔迪都感到疾病正在摧毁她的身体。她不仅胸口疼痛、吞咽困难，还长时间地发烧。
仅仅过了 3 个月，肿瘤就像在她身上筑了巢一样，从脖子一路蔓延到腋下。它们不断膨胀，变得和高尔夫球差不多大。
到了分娩时，乔迪开始咳血。医生估计她活不了了，但孩子必须生下来。
后来，乔迪幸存下来。生完二胎，她开始吃药，接受放射治疗。
这时，乔迪想到再次怀孕一定会要了她的命。她请求医生给她做绝育手术。
医生拒绝了她，对她这种育龄妇女来说，输卵管结扎手术想都不要想。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避孕方法吗？有的，比如使用宫内节育器，但这种东西在当时甚至都不够安全。达尔康盾，曾经导致数千名女性盆腔严重感染、撕裂损伤，到 1974 年它停产时，已经造成 6 人死亡。
那么避孕药呢？直到 4 年前，也就是 1965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保障了已婚女性获得避孕药具的权利。而未婚女性想要合法购买避孕药，还得再等上 3 年。
乔迪的医生给她开了避孕药，但副作用太大了。这些药让她的经期严重紊乱，要么干脆不来，要么一直流血。
乔迪太害怕再次怀孕，她的情绪越来越糟。终于，医生同意给她做绝育手术。就在乔迪慢慢从麻醉剂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医生愉快地对她说：「恭喜你，你已经怀孕 8 个星期了。」
乔迪感到绝望，即便她的身体能够承受住第三次怀孕，肚子里的胎儿也不可能健康的，她已经接受 2 年的肿瘤治疗了。她只能将唯一的希望寄托于「治疗性堕胎」，但是决定权掌握在医生和医院董事会手里。
为了合法堕胎，乔迪又在医院住了 10 天。她向她的肿瘤科医生、放射科医生、妇科医生等等十几名医生请求，一层又一层地取得堕胎许可。到了最后，医院董事会却拒绝了她，理由竟然是她并没有立马死掉的危险。
乔迪崩溃了，「我就像被关在医疗系统里的犯人，我病得非常非常严重，我有癌症，我有两个小孩……」
这太荒谬了。
乔迪该怎么办？难道要她给芝加哥黑帮打电话，还是像某些女性那样，自己堕胎，采用特殊的工具和方法？
在非法堕胎中，约有 30% 的女性都是自己操作的：她们会故意滚下楼梯，或者使用高锰酸钾、火药、松节油、漂白剂、威士忌，还有毛衣针、钩针、衣架、剪刀……这些方法太危险了，会把她们的子宫、肠道、膀胱穿烂。
芝加哥所在的库克县医院，有一整个侧翼大楼，住的全是这样的病人，每个星期至少有 1 人死亡。
如果说，乔迪曾经生活在中产阶级的幻梦中，那她就在也彻底清醒了：原来社会就实是这样的，妇女想要获得安全的堕胎，必须跨过层层阻碍。而这些阻碍，归根到底是出于利益算计。
比如宗教方面，尽管第一个为堕胎服务的神职人员咨询团体，即「纽约堕胎问题神职人员咨询服务机构」，在 1967 年就成立了，但主流的天主教徒仍然强烈反对堕胎。
教皇保罗六世决绝地说，「堕胎，即使是出于治疗原因，也绝对禁止」，甚至连避孕也「根本错了」！
这些天主教徒同时手握选票，就连尼克松都想要讨好他们。
尼克松曾经给红衣主教写信，公然反对堕胎。这种可耻行径得到了回报，在 1972 年总统选举中，尼克松连任成功，天主教徒功不可没。
政客对堕胎争议的利用，让女性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
法律也不帮助她们。在那个年代，堕胎在几乎所有州都是犯罪，在芝加哥所属的伊利诺伊州，则是重罪杀人。就连讨论一下堕胎都不行，因为这也是共谋重罪。
这样的社会就实，彻底点燃了乔迪的怒火。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想法：「我们为什么要尊重一条不尊重女性的法律？」
最后乔迪采用的办法出人意料。她向精神科医生发出警告，如果医院不给她堕胎，她就自杀。她的目的达到了。
这件事彻底改变了乔迪。堕胎手术才过去 2 个星期，她就开始积极地参加各类左翼集会。这年 2 月，在「致力于变革的选民大会二月会议」上，乔迪遇到了海瑟·布斯。
海瑟·布斯（左） 乔迪·霍华德（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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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瑟·布斯（左） 乔迪·霍华德（右）
海瑟是一位民权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她总是很忙，虽然比乔迪小 5 岁，但参与的运动比乔迪多，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等。
她似乎敢于挑战一切。
从 1965 年到 1969 年年初，海瑟一直在帮人寻找可靠的堕胎医生。每个月都会有好几名女性向她求助。最开始求助者是她朋友的妹妹，后来海瑟的名声传到了伊利诺伊州之外。
可是目前，海瑟忙不过来了。
在 1968 年和 1969 年，她连着生了两个儿子。她还想完成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业，她也想参加其他政治性更强的活动，而不只是专注于堕胎问题。
于是，海瑟开始在各类集会上寻找对堕胎工作感兴趣的女性。她找到了乔迪，之后又找到几个坚定的支持者。
她们是一群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有色人种女性要到 1970 年之后才陆续加入），漂亮、有教养，年纪最大的约 32 岁。
她们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宪法学硕士、社会福利工作学硕士、化学硕士、人类学硕士等等文凭，在她们看来微不足道。
她们都为生与不生的问题苦恼过，有人 20 岁就成了母亲，有人害怕因怀孕失去工作。
「简」正式成立以后，创立者海瑟便离开了。工作的重任落到了乔迪、露丝、埃莉诺等核心成员身上。
在创立初期，成员们的主要工作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面对面地，为需要堕胎的女性提供咨询服务；然后通过电话联系医生，根据不同女性的怀孕周数，和她们能拿出多少钱，来互相匹配。
有的求助者被送去了英国伦敦、墨西哥或波多黎各，有的人则留在当地，等待「简」筛选出靠得住的地下医生。
所有成员都知道，她们在「犯罪」。
但露丝总是对大家说：「我们是这么好的人，我们做这么好的工作，我们永远不会被当场逮住的。」
大家都没想到，「简」的工作是如此惊心动魄。
二、危机
「简」成立不到一个月，危机就接二连三地发生。
第一次大危机，差点把组织暴露了。
当时，乔迪她们正四处寻找堕胎医生。她们希望这些医生不仅在技术上是可靠的，而且人品正直。
她们的要求太简单了：
首先，最起码的是，医生不会在酒气冲天的时候，拿起手术工具；
他不会在手术时，把女性绑在床上，甚至索要性服务；
他也不要狮子大开口，要价 1000 美元一次。这个价格拿去当时的华盛顿特区租房，都可以付 8 个月房租了，核心成员埃莉诺·奥利弗首次堕胎，就被这样敲诈过；
后来，当地医院的接待员，给「简」推荐了一名医生，说他去外国培训过，学到了「欧洲无痛技术」，而且价格不贵，每人每次只收 150 美元。
乔迪她们把一名孕妇转介过去，结果医生的无痛技术居然让她宫颈撕裂。孕妇被送进医院，警察立马围了上来，要求她说出非法堕胎的犯罪分子。
乔迪她们只能坐以待毙。
紧要关头，一名黑人民权活动者，站出来给乔迪顶罪。
他对乔迪说：「这一次我来承担风险。我可以在监狱里做我的工作，但你不可以。」
庆幸的是，受伤的女性康复了。所有人都躲过一劫。
第二次大危机，警察差点就逮住她们了。
那天是星期六，一名求助者正准备赶往「简」通知的堕胎地点。
因为没有多余的钱租房子，这个地点总在变化，有时是成员自己家里，有时是她们的朋友家里，有时是汽车旅馆。
这名求助者把地址写在了一张纸上。突然，警察冲了出来。
幸好她临危不乱，对警察说，她的儿子被放在邻居家里，在抓走她之前，她得去看看儿子。
警察相信了她的话。
她冲进邻居家，把「简」的电话号码塞给了邻居，说：「你必须立刻给这个女人打电话。告诉她，警察和我在一起。」
接到电话后，成员们开始疯狂地打扫房间，湮灭任何和堕胎有关的证据。负责堕胎的医生立马跑了。警察扑了个空。
每一次危机，都迫使她们做出重大改变。
她们调整了工作流程，把咨询地点和堕胎地点分开。
咨询地点，被命名为「前线」，成员们在这里向求助者解释堕胎手术的流程、术后护理、如何避孕等等知识，还要打包药片，分发堕胎基金捐款卡。
在咨询时，她们只会问对方，真的确定要堕胎吗，而从来不会问为什么要堕胎。
但求助者总是忍不住讲述自己的痛苦。有人说她丈夫打她，有人说自己才 15 岁，有人说自己已经 52 岁了，有人说她已经生了 4 个孩子……
咨询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疏导求助者的痛苦和罪恶感。
「简」会免费赠送《生育控制手册》《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等科普类书籍。她们想让大家意识到，通过堕胎，女性正在找回自己对人生的控制权。
为了让大家放松，成员们会在「前线」准备饮料和零食，比如咖啡、茶、果汁、牛奶、椒盐卷饼、各类小饼干。
求助者还可以带家人或朋友陪同前来。有时候，挤在「前线」的人会多达三四十个。
因此「前线」很热闹，总的来说，更像是女性的放松派对，而不是医院那种死气沉沉的候诊室。
「简」的报纸广告 图源：Planned Parent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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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的报纸广告 图源：Planned Parenthood
咨询结束之后，会有另一名成员担任司机，把求助者单独送到另一个地点去堕胎，那里被命名为「阵地」。
为了躲避警察跟踪，每次往返，司机都得走不同的路线，在街巷里钻进钻出。
这两个地点都会时不时变化，通常求助者会在堕胎的前一晚得知「前线」的地址，而「阵地」的位置则保持隐秘。
另一个改变，则是「简」一直在加强控制力，不只是在咨询环节，还在原本由医生掌控的手术环节。
这种想法，是乔迪首先产生的。
乔迪觉得，只要控制权掌握在堕胎医生手里，她们就永远无法真正保障女性的安全，也不可能降低价格。如果一项服务，要靠求助者卖淫去筹钱，它怎么能算是好的事业呢？
为此，乔迪付出了漫长的努力。一开始，她想要医生和她见面，而不只是通过电话联系。
然后，她要求在手术过程中，医生必须允许「简」的成员在场。
乔迪给一些医生打了电话，假装底气十足。
她说：「你听着，我们是一个强大的组织，我们有很多业务。如果你想分一杯羹，你就必须按我们的方式，而不是你的方式做事。」
很多人一边震惊，一边挂掉了电话。最意想不到的一个人，反而同意了。他称呼自己是「卡普兰医生」。
怎么会是他，卡普兰不是和芝加哥黑帮有关系吗？乔迪十分忐忑。她没有见过卡普兰本人，对他的认识全都来自组织的创立者海瑟。
卡普兰是海瑟从西塞罗找来的。
在芝加哥，西塞罗是出了名的黑手党街区。
卡普兰拥有 3 人团队，包括一名有意大利口音的女接线员，一名叫作「迈克」的中间联络人，一名金发女护士。
卡普兰技术不错，对 13 周以内的孕妇可以进行 D&C 手术（即宫颈扩张及刮宫术），对时间更久的孕妇，他可以诱导流产。如果怀孕在 10 周之内，卡普兰用不了 15 分钟，就能完成一场堕胎手术。
而且，他的要求符合市价，每人每次收费 600 美元。
为了获得控制权，乔迪想和卡普兰见面。但卡普兰愿意做的最大妥协，就是派他的助理迈克出面。
初夏的一个夜晚，乔迪和迈克约好了。
这次会面，乔迪凭借高超的谈判技巧，把堕胎价格降低了 100 美元。迈克代表卡普兰医生，提出的唯一条件是，乔迪她们每周至少要提供 10 个客户给他。
类似关于价格的谈判，在后来频繁出就，卡普兰觉得，堕胎就像貂皮大衣，很多女人都想要，但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起。
对他来说，这只是一门生意罢了。他无法理解乔迪的愤怒和决心，自然无法战胜她。
他居然一再降价，从 600 美元，到 500 美元，再到 350 美元，最后是按日结算而不是按次，就好像他是「简」的雇员一样。
有一次，他甚至鬼使神差地同意了以 25 美元的价格，做了一次手术。
除了谈钱，乔迪努力加强和卡普兰的私人关系。
虽然直接联络人是迈克，但乔迪还是尽量每天都给卡普兰打电话。她希望能取得对方信任，到最后，乔迪甚至知道了他女儿的出生日期，并打电话祝贺他。
但乔迪想要的不是交个朋友。
到 1969 年结束时，卡普兰还是要对自己的身份保密：堕胎时，求助者会被金发护士蒙上眼睛，「简」的成员也不允许在场。
乔迪失去耐心，变得越来越烦躁。癌症折磨着她，不断给她造成新的痛苦，比如放射治疗让她的声带受损。她时常害怕，自己没有多少时间来完成这项事业了。
组织开会时，她会下意识地啃咬铅笔头，这种时刻，另一名核心成员露丝·苏格尔，经常会安抚她。
在成员们的共同努力下，「简」似乎发展得越来越好。虽然新成员总是加入又退出——有一次，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退出了组织——成员总数几乎无法超过 25 人，但核心成员始终坚定，而且她们的求助者越来越多。
到 1970 年春末，「简」每个月要安排近 100 次堕胎。大约一年半后，数量增加至每个月 300 次左右。求助者各种各样，有大学生、住在郊区的家庭主妇、职业妇女以及未成年人。
最让「简」惊讶的是，一名替芝加哥警局工作的女职员，居然也给她们打电话了。
她们本来担心，会不会是警察钓鱼执法？第一个帮助简的医生，T.R.M 霍华德医生，就是被假扮孕妇的警察逮捕的。可是，如果这位姐妹是真的需要帮助，怎么办？
最终善良战胜了猜忌。「简」替女职员找好了堕胎医生。她保证不会给「简」带去任何麻烦。她遵守了承诺。
随后，「简」慢慢地意识到，也许这就是她们在警察眼皮底下，却没被逮捕的原因。
不只是警局职员找她们堕胎，还有警察、法官、检察官的妻子、女儿或者情人们，都寻求过「简」的帮助。
「简」对当权者是有用的，而且她们不像芝加哥黑帮那样，留下一具流血致死的女尸。在「简」运作的 4 年里，她们没有造成一例死亡。
后来，警察又找过几次茬，但都有惊无险。芝加哥黑帮却给「简」带来了小小的麻烦。
三、拆穿谎言
1969 年 11 月底，有一天，卡普兰医生忽然消失了。中间人迈克，也不回电话。
乔迪很着急，她可以等，但那些需要堕胎的求助者无法等待，多怀孕 1 周，她们的生命就会多 10 分危险。她给迈克的电话答录机留言，过了快两个月，迈克才回复她。
这期间，「简」只能把大量求助者转给其他医生，很多人被迫忍受等待的煎熬。
在 4 年里，「简」筛选的新医生并不总是靠谱，有的医生在另一座城市底特律，他会因为一个芝加哥孕妇在底特律迷路，而把人骂得狗血淋头；有的医生在波多黎各，他会在手术前，当场加价 350 美元。
和这些无耻之徒相比，卡普兰的优点就显就出来了。
所以，当 1970 年 1 月，乔迪接到迈克的电话时，她几乎立刻同意恢复合作。
迈克解释说，自己目前在加利福尼亚，因为得罪了芝加哥黑帮，所以暂时避避风头。
这一年，某些限制正在减轻。
纽约、华盛顿、夏威夷、阿拉斯加相继通过立法，有限度地承认堕胎合法。其中纽约的限制条件是，在怀孕 24 周以内，由有执照的医生进行。
在全国层面，诸如美国公共卫生协会、计划生育协会、教会妇女联合会管理委员会等等国家组织，都支持堕胎。
3 月份，在得克萨斯州，两名律师合作代表诺玛·麦考维，控告地方检察官亨利·韦德，因为该州法律侵犯了女性由自己决定生育与否的基本权利。他们打算通过诉讼，挑战禁止堕胎的合宪性。
为了保护诺玛，他们给她取了个化名，正好叫作「简·罗伊」，后来，这个案子演变成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
人们越是公开地、大规模地讨论堕胎，就越会发就，将堕胎入罪，既没有法理依据，也不是法的传统。
正如后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克门所指出的那样，「把堕胎定罪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就象。禁止堕胎的法律不是源于古代，而是源于 19 世纪末的立法……
「在古代，特别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法律和宗教都不禁止堕胎……另外，根据英美普通法，胎儿胎动前的堕胎并不构成犯罪。」
布莱克门大法官还审查了普通法的先例，之后得出结论，即使是胎动后的堕胎，也很少被当作普通法意义上的犯罪。
一次次理性的讨论，却令一些狂热的反堕胎分子恼羞成怒，让「简」面临危险，也抓到了机遇。
那是同年春天发生的事。按照「简」的安排，卡普兰医生正在一家汽车旅馆，给求助者堕胎。
忽然，求助者的丈夫找上门来，一边砸门，一边叫嚣着：「婴儿杀手！我要杀了你！」
卡普兰夺路而逃，那个丈夫跟在后面，一直重复着「我要杀了你，杀了你」！
卡普兰吓坏了，他飞快地跑到一个公共电话亭，让乔迪赶紧来救她。乔迪开上车，火速冲了过去。让她意外的是，慌忙爬进车里的，居然是中间联络人迈克。
卡普兰医生呢？
迈克喘着粗气，浑身发抖地回答说，他已经单独跑掉了。
忽然间，乔迪明白了。这是一个多么粗浅的把戏呀，迈克就是卡普兰，卡普兰就是迈克。她意识到，争夺控制权的机会来了。
她立刻邀请迈克去她家里休息，给他抽大麻，让他放松。
然后她建议说，以后堕胎可以使用她的公寓，迈克从加利福尼亚来芝加哥时，也可以住在她的家里。
迈克可以和她、她的丈夫以及朋友一起，喝酒、玩纸牌、打乒乓球。
几个星期以后，当迈克进行堕胎手术时，乔迪终于被允许走进房间。后来，乔迪带着另一名核心成员露丝加入进来，迈克再次接受了。
第一次进去时，乔迪只是帮忙挡住求助者的眼睛，之后她开始给迈克递手术工具。
有一天，迈克抓着一支海绵钳，突然对乔迪说：「来，你来抓紧钳子。」
这就是乔迪学习堕胎的开始。
可是没有经过正规医学院训练，她能够学会堕胎吗？
这个怀疑，在迈克的另一个谎言被拆穿之后，彻底烟消云散。
出于未公开的原因，乔迪和露丝得知，迈克也没有接受过医学院训练，他没有医生执照！
那他本来是做什么的？又是从哪里学到如此精湛的堕胎技术？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迈克面对镜头，公开了真相：
「我以前在建筑行业干了很多年，是一个砌墙工。我干那个赚了很多钱，但是做堕胎手术，可以让我赚四倍、五倍、六倍的钱……而且砌墙的时候，会把自己弄得很脏，但我做手术的时候，从来不会弄脏衣服。」
真实的卡普兰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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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卡普兰医生
迈克的师傅倒是一名有执照的外科医生。
那是在底特律，外科医生会在周末给人非法堕胎，迈克就给他当助手，也像乔迪这样给人递工具。
后来，迈克的哥哥付钱给那医生，让他教会迈克堕胎。
之后，迈克与哥哥、哥哥的女朋友——也就是迈克身边的金发护士一起，组成家庭作坊，四处招揽堕胎业务。
乔迪意识到，如果她学会堕胎，「简」就不用再依赖任何人，而那些求助者可以少付很多钱。一旦组织控制了堕胎过程，女性自己控制了生育，她们才能真正说，自由了。
乔迪学得很好，另外，她还要求增加两名成员，加入学习过程。到了 1971 年夏天，组织里面已经有了 3 名堕胎技术员。
她们开始自己给求助者做手术，迈克的工作量越来越小，减少到 50% 以下。
1971 年底，他彻底从「简」的身边消失了。
他教会乔迪等人堕胎技术，当然不全是出于善意。真实的原因是，芝加哥黑帮一直在找他麻烦。他们想要迈克合作。
迈克知道，一开始说是合作，之后就会变成替黑帮卖命，「我不想再牵涉进去了。我想全身而退……所以，我给了那些女人所有的手术工具。」
奇怪的是，芝加哥黑帮从来没有伤害过「简」。她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成员猜测，也许是因为她们手脚太干净了，赚的那点钱又太少了。
自从成员们掌握堕胎技术以后，越来越多的穷人和有色人种女性向「简」求助。
她们平均只需要支付约 50 美元，用于购买药品，支付「前线」和「阵地」的房租等必不可少的开支。
尽管有的人只付得起 1 美元，有的人甚至 1 分钱都拿不出来，但「简」从来没有因为钱拒绝过任何人。
到了组织发展后期，乔迪每周要拿出 3 天时间来做堕胎手术，有时一天要完成 30 多场。
她崩溃了，「我病了，生理意义上的病。我需要休息。我无法把一种颜色和另一种颜色区分开来。我无法辨别文字。」
1972 年 3 月中旬，乔迪自愿住进了精神科病房。不到两个月后，「简」遇到了成立以来最大的难关。
四、卷土重来
1972 年 5 月 3 日，芝加哥第 7 辖区警局。两个女人走了进去，对警察说：「我们的嫂子要去做堕胎手术。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罪行，想要你们阻止堕胎。」
接待举报者的警察和他的搭档，都不愿意掺和进去。
一名警察抱怨说：「这都是什么蠢透了的狗屁事情呀。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谁在乎这个呀？」
但他们的上级全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上级指示说：「你们是凶案组的。你们必须调查。」
警察采取了行动。他们跟踪「简」的司机，从「前线」到了「阵地」。
对在场的所有女性来说，这群警察就像大块头军团，有名警察的身高甚至达到了 1 米 95。警察抓捕她们，不费吹灰之力。
至少 40 个人被带到了警察局，其中包括 7 名组织成员。
她们克制着自己的恐惧，在被铐在警车里的时候，还想着保护其他求助者，把记录着她们姓名、电话、住址的卡片边角咽进了肚子里。
没有被捕的成员开始疯狂筹集保释金。露丝筹集到了 1 万美金。
在律师的帮助下，第二天，她们就被保释了出来，但每个人都被指控犯下 11 项堕胎、共谋堕胎的罪名，累计刑期最高可达到 110 年。
保释出狱的同一天，露丝给病房中的乔迪打了电话：「好了，你的假期够长了。」
乔迪立刻办理了出院手续。「简」的堕胎预约中，还有将近 250 名女性在等待着。乔迪重新拿起了手术工具。
一方面，组织成员确保「简」继续正常运行，另一方面聘请了芝加哥顶级刑事律师乔安·沃尔夫森，替被起诉的 7 人辩护。
被逮捕的「简」组织成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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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逮捕的「简」组织成员（部分）
律师采取的策略高明极了。
早在约 1 年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受理了罗伊诉韦德案。律师估计，大法官们通过这个案子，很可能宣布堕胎合法化。她们只需要等待判决结果出来就好了。
于是，律师提出各种动议，来推迟开庭日期，比如「关于禁止提供审前和当庭指认被告的证词的动议」，理由包括「侵犯了她们受宪法第一条第七节保障的权利」「警察滥用权力」「她们拥有宪法赋予的隐私权」等等。
1973 年 1 月 22 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 7 票对 2 票，作出了有利于罗伊的判决。大法官布莱克门撰写了判决意见书。他写到，根据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系列判例，法院一再承认，宪法赋予了「个人隐私权」。
「这种隐私权，无论是建立在第十四修正案的个人自由和限制国家行动的概念中，正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还是建立在第九修正案对人民权利的保留中，其范围都广泛得足以涵盖妇女是否终止妊娠的决定。」
这就意味着，堕胎权受宪法保护的基础是隐私权。从一开始，就有女性主义者，其中也包括法学家，强烈抨击这种解释。
她们认为，堕胎权应该被纳入两性平等的议题之中，关乎的是女性的平等与自由。而隐私权这个基础，薄弱又危险，就像定时炸弹，为女性的未来埋下隐患。
法学家罗宾·韦斯特指出，为了更好地捍卫堕胎权，应该把责任论当成它的基础。她在《哈佛法学评论》中说：「女性必须能够自由地决定她生不生孩子，这不仅仅是为了证明她们有这种权利，而是要加强她们和其他人的关系：规划人生时要负有责任感……无论因为何种原因，女性决定堕胎时，常常会被重重束缚，深陷不可调和的责任与承诺重压之下。」
这些重压，包括不想负责任的孩子生父，不愿意招聘单亲妈妈的工作单位，没有为养育孩子创造良好条件的社会等等。
至于堕胎是否等于谋杀，则要牵扯到新的争议。胎儿何时算得上「人」，是受孕那一刻，还是胎动，或是出生？
大法官布莱克门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解决生命何时开始这一难题。当那些各自在医学、哲学和神学学科中受过训练的人无法达成任何共识时，在人类知识发展的这一阶段，司法机关无法推测出答案。」
而在我们国家，胎儿何时具有生命权，则要明晰得多。
据《刑法学》一书记载，「按照我国通说，人的生命，起始于胎儿脱离母体后，开始独立呼吸」。
因此在我国，堕胎并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我国《民法典》第二章第一节第十六条，仍然保护胎儿「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予等」相关利益。
在罗伊诉韦德案最后，大法官也指出，堕胎权是有限制的，必须考虑到国家的重大利益。该判决做了详细规定：
在怀孕前 3 个月内，各州不得以任何理由禁止堕胎；
怀孕 3 到 6 个月内，出于关心母亲健康的理由，可以禁止堕胎；
怀孕 6 个月之后，因为胎儿已经具备了体外存活能力，可以全面禁止堕胎。
罗伊案之后，针对组织成员的指控被撤销了，法庭记录也被删除。
她们曾经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但就场没有狂热的欢呼，而是弥散着平和的情绪。大家的感觉是，解脱了。
随着堕胎合法化，一些诊所在春天陆续开张。「简」已经完成了她的使命。
1973 年 5 月 20 日，组织正式解散。她们总计帮助了超过 11000 万名女性堕胎。
乔迪、露丝、埃莉诺等等成员，再次融入日常生活的洪流之中，很少向别人提起这段经历。
半个世纪过去了，到了 2022 年 6 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 5 票对 4 票，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撰写判决意见书的大法官说罗伊案「从一开始就错得严重」。
多年来，这句话被反复提及：禁止堕胎并不会终结堕胎，而是终结安全的堕胎。但反对派用更野蛮的吼叫，将这些声音湮没了。
黑暗正在卷土重来。
乔迪已经在 2010 年因癌症并发症去世，露丝于 2004 年死于脑动脉瘤。埃莉诺还活着，她依然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罗伊案被推翻。
在人类历史上，有无数像「简」一样勇敢的女性，不论肤色、种族、年纪，曾试图用怒火焚毁一个又一个黑暗的时代。
这是她们的故事，也是我们女性集体的传奇。要永远记住，我们曾经驱散过黑暗。
参考资料：
《简的故事》，劳拉·卡普兰
《性与法律——从古希腊到二十一世纪》，杰弗里·R.斯通
《生命的自主权——堕胎、安乐死与个人自由的辩论》，罗纳德·M.德沃金
《刑法学》（第八版），主编高铭暄、马克昌，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描绘妇女挑战的 91 岁社会学家宝琳·巴特逝世》，《纽约时报》
《代号简：秘密堕胎网络背后的女性》，《纽约时报》
《认识朱迪思·阿卡纳，70 年代地下堕胎工作的先锋》，《波特兰月刊》
《罗伊案之前的教训：过去会卷土重来吗？》，古特马赫研究所
《芝加哥被遗忘的支持堕胎战士们》，《芝加哥》杂志
《乔迪·霍华德，1940–2010》，《芝加哥论坛报》
《来自地下堕胎网络的六条组织经验》，塞拉俱乐部杂志
《她从白宫前街的非法堕胎中幸存下来：这是我们的未来吗？》，《华盛顿邮报》
《在罗伊案之前提供堕胎服务的女性对其后的生活进行的「严峻」审视》，《洛杉矶时报》
其他文字、图片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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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到 2022-09-21 17:59 · 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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