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先锋女性」杨步伟：通往幸福的终极答案

「先锋女性」杨步伟：通往幸福的终极答案

历史的面孔

「先锋女性」杨步伟

通往幸福的终极答案

可是最要紧的，

我就是我，

不是别人。

——杨步伟

杨步伟是本书介绍的 9 位近代人物中唯一的女性。

她很特别。

在自传中，她写道：

可是最要紧的，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要是的话我倒随便）。我从前称九十磅愿意有一百二十五磅，后来我一百三十五磅还愿意一百二十五磅（近来倒是差不多了）。我在中国人当中算是白的，我从来不浓妆。我虽然以前穿过几年的西服，并且在中国剪短头发在熟人当中我比谁都早，可是我喜欢简单的装束。我的衣服虽然很多，我多半喜欢直的旗袍，因为这样可以刚刚不胖不痩。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就算在现在，敢于这样自我陈述的女性，也足够有趣、足够有魅力了。而杨步伟生于 1889 年。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女性处于什么境况？

1906 年 7 月 6 日，25 岁的鲁迅被母亲骗回家完婚。但此后，鲁迅终生没有再多看「妻子」朱安一眼。鲁迅多次对友人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1947 年 6 月 29 日，朱安孤独地去世了。她走时，身边没有一个人。

1909 年，在屈服于父亲的固执成婚后，顾维钧还是决定与张润娥离婚。他用了一种极其决绝的方式：他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书，让张润娥抄写 4 份。两家父母各自一份，自己和张润娥各自一份。张润娥默默按照顾维钧的要求办，收拾行李回国。此后，她削发为尼，常伴青灯古佛，至死也没有接受过顾维钧的援助。

1910 年，蒋百里学成归国。在家人的安排下，他和大他一岁的查品珍结婚。查品珍说「他可以负心，我不可背德」。蒋百里婚后立即北上就职，查品珍留在老家侍奉婆母。1938 年，蒋百里病逝。第二年冬天，查品珍悄然离世，时年 59 岁，终身未育。

民国历史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它不仅改变了国家结构，还重新构建了家庭结构。

中国古代的家族制是由同姓近血缘的族群聚集而成的。由族长统一协调成员的行为和利益，辈分本身就提供了天然的秩序，也成了天然的层级。其好处是家族内井然有序，方便个体找准自己的位置，从家族中得到庇护；代价是个体利益需要向家族利益妥协。有时甚至只是长辈个人的好恶，就能决定晚辈一生的荣辱和得失。

民国时期第一批觉醒的人，选择了和自己的家族「脱钩」。他们选中的第一个「钩子」往往就是家族为他们安排的婚姻。

男性要与旧时代决裂，女性却不得不在新旧道德逼仄的夹缝中生存。一面是恪守旧道德的父母公婆，一面是拥护新道德的丈夫。她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只因为民国婚恋革命是以男权为主干的，这些原配就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最终，她们在历史上只留下或明或暗的影子，定格为各种类型「悲摧」的代名词。

能从旧道德中杀出来，赢得属于自己的幸福，还能赢得漂亮、留下名字的，寥寥无几。

杨步伟就是其中之一。

我要决定我的幸福

杨步伟的婚姻，在她出生前就定下了。

中国古代的世家望族，往往保持着世世代代的亲密关系，以便形成事实上的阶层垄断。这叫作「通家之好」。保持亲密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联姻。联姻发展到极致，就是「指腹为婚」，即两家准妈妈（甚至连妈妈都还不是）坐在一起，为没出世的孩子定下关系：都是男孩就做兄弟，都是女孩就做姐妹，一男一女就做夫妻。

如果杨步伟再早出生几年，她大概就会接受这样的命运。不过，她出生在一个好年份：1889 年。这是晚清社会难得的美好时期。太平天国造成的伤痛正在被抹平，甲午战争还没有发生，洋务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大清一派「中兴气象」。

上到政府，下到民间，开明的人士越来越多，杨步伟的爷爷杨仁山就是其中之一。杨步伟出生时，杨仁山正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博览会。多年之后，杨步伟回忆起此事时，调侃地说道：「我比埃菲尔铁塔小 8 个月。」

杨仁山早先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得曾国藩重用，负责军队的粮草供应。曾国藩过世前，还特意交代儿子曾纪泽「杨仁山是个大有作用的人，一定要好好关照他」。

后来曾纪泽被派遣到英法两国担任公使时，还特意邀请杨仁山做参赞。杨仁山到欧洲不久就迷上了欧洲的科技。他不仅把全部薪水都买了天文望远镜、地球仪、照相机等一大堆仪器，还安排长子去法国和德国研究科学、学习测量。

西行归来，杨仁山断定：西学兴起是迟早的事儿。所以杨仁山对所谓的仕途毫不在意，还劝诫子女不必强求仕途。他已经为后辈打下殷实的家业，认为「学科学不怕没饭吃」。

杨步伟 7 岁那年，撞见祖父和父亲聊英国宪法和人权。在杨家，这已然是常态。年幼的杨步伟一脸懵懂，却对「人民有权」极其感兴趣，赶忙追问什么叫「人民有权」。

杨仁山告诉她：人民有权，就是百姓可以选举代表，代表可以投票，判断是非对错，管着政府。

杨步伟似懂非懂，就问他们，她是不是有权决定她自己要做的事。

父亲解释道：第一，权力不能滥用，要先看事情对不对，才能说要不要做。第二，她现在还小，要等到有了学问，知道世界大事，才能有权和用权。这就要多读书知道古代事，要进学堂学习现代事。有了学问和经验，才能用自己的权力去判断。所以，就连外国人，也要等到 21 岁才能行使他的权利。

从那天起，杨步伟就隐约感觉到：自己的事，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人能在人生的早期就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实在是件很幸福的事。尽管今天人类的平均寿命已经延长了很多，从年近古稀（70 岁）到今天的「百岁人生」，但人如果能尽早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明确自己的使命与追求，就可以尽早获得一种笃定的状态，让自己的一生活得更加充实而坚定。

我们如果去盘点那些自认为幸福的人的故事，无论是轰轰烈烈还是平淡如水，就能发现：他们总是在有了笃定持久的价值观，发现了值得一生坚守的东西之后，才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幸福。这个值得坚守的东西就像心灵的种子，生根、发芽、壮大，陪伴他们一生。

而原生家庭正是播下这颗种子的地方。

不幸的人生大多是从不幸的童年开始的。童年的伤痕往往需要一生的时间去修复。但如果在童年播下一颗幸福的种子，这颗种子就会成为一生遮风挡雨的树荫。幸福的定义各有不同，状态也因人而异，但是「认定自己独立自由」却是共同的答案。

在那个大转型、大动荡的年代，各种思潮纷至沓来，杨步伟依然保持着淡定与笃定，成为为数不多的幸福一生的人的典范。正是这颗种子，奠定了杨步伟一生幸福的底色。

长辈为后辈播撒的心灵种子，才是人生真正的起跑线。

杨步伟稍大一点儿后，进入当地的旅宁学校上学。可巧的是，这所学校正是杨仁山主持创办的。早年杨仁山为官之时，同僚曾提议他顺应风潮，开办学校，也算是为地方做善事。杨仁山从谏如流，主持创办了这所学校，没想到今日荫及子孙。

一次考作文时，杨步伟开篇第一句就是：「女子者，国民之母也。」

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稀松平常，我们如果不将其代入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就无法读出杨步伟写下这句话时的气魄。要知道，即使是当时女权代表吕碧城对女权的定义，也只是吕碧城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一文中提到的：「民者，国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凡人娶妇以成家，即积家以成国。」借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然后以家喻国，凸显女性地位。而杨步伟一开口，就把女性抬高到了「国之母」的地位，着实惊世骇俗。

随着年龄的增长，婚事问题越来越重地压在杨步伟心头。男方妈妈是个守旧的女性，看不惯她接受这么多教育，总劝说杨家长辈让她收了心，安心做人妇才好。

21 岁那年，杨步伟还记得双方家庭的「盟约」。她找到祖父：当年说 21 岁就可以用自己的权，现在可以了吗？

在杨步伟的自传中，她描述道：祖父不说话。他拿一种四千年文化的眼光来照在她这个 20 世纪的问题上。然后，他问了一句：「你不会后悔吗？」

杨步伟的回答极其简单：「不」。

随即，杨步伟写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

行文简洁明快，逻辑酣畅。就算用今天挑剔的目光来审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番极具说服力的表白。

她先是绕开了「对错」这个扯不清的话题，变成了「他们没错，我也没错，就是处不来」，然后搬出自己的父母。让父母蒙羞就是「不孝」。「不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个极严重的问题，任谁也不敢担负这个罪名。在极礼貌的措辞下，她展示了极坚决的态度。

杨仁山读后大为赞赏，认为她真是成人了，证明她配有自由权了！这番措辞既遵循礼数，又不至于让对方伤心，还成全对方母子的感情，杨仁山相信孙女将来对自己、对别人的事，都能处理得很好。

有了祖父的支持，杨步伟又去寻求父亲的支持。父亲说：这样好像有点儿对不起那个男孩，他没做错什么。

杨步伟说，只是他不幸遇上了，她也只能说抱歉。

尽管杨步伟做了一切能做的努力，到底还是在两家掀起了轩然大波。最终还是祖父杨仁山一锤定音：「一个人若是不愿做这样的事，一定要他做，一生不能过好的。所以自古以来不知牺牲多少人。我们人类总要给各种事往好里改良。你们口口声声说母命难违，那么我是父亲，我来悔这个约。」

直到这一刻，杨步伟才真觉得轻松了，「现在可以算是无条件的自由了」。

「相夫」的高境界

从社会的一般评价标准来看，成年后的杨步伟绝对是一个「事业女性」。

在日本完成了医学博士阶段的学业后，学成归国的杨步伟踌躇满志，打算开设一家妇幼医院，守护中国女性的健康。

由于这所医院是杨步伟与两个好闺蜜林贯虹、李贯中三个人的共同理想，恰好每个人名字里都有「木」字，所以取一个「森」字，又因为林贯虹英年早逝，三人少了一人，所以取一个「仁」字，「森仁医院」由此横空出世。

其中，林贯虹值得单独说一说。

林贯虹是林则徐后人，生性豪爽，和杨步伟在旅宁学校时就是同学。当初，她就是看了杨步伟那句「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对其极为佩服，她对杨步伟说她以后一定是要伟大的！不如改叫「杨步伟」。

杨步伟的闺名叫杨兰仙，官名叫杨韵卿，个个雅致，而「杨步伟」这个名字男子气十足，所以起初她并没有接受。后来，林贯虹因病去世，为了纪念好友，她才以「杨步伟」自命。

在杨步伟的努力下，医院的业务蒸蒸日上，前来就诊的女性越来越多。多年以后，杨步伟回忆起这段时光也自豪地说：经她的手治好的女人有好几百，经她的手出生的孩子也有好几百。

假如时光就这样静静地走下去，杨步伟大概会和林巧稚医生一样，成为中国的妇科圣手。但是一段插曲彻底改变了杨步伟的一生。

在一次朋友聚会中，一个赴美留学生闯了进来。朋友告诉杨步伟，此人叫赵元任，在美国任教，刚从美国回来。赵元任对杨步伟一见倾心，尽管他比杨小三岁，可是感觉对了，年龄又能算什么呢？

赵元任任职的清华大学，距离杨步伟的医院大约 9 千米，可这也挡不住赵元任每天「打卡」的诚心。有一次，赵元任进来时脚步匆匆，踢碎了一个花盆，当下表示要赔偿。从此以后，每到杨步伟生日，赵元任就赔她两盆花，累计赔了 90 盆。

杨步伟是森仁医院的主力医生，经常忙得顾不上招待赵元任。赵元任也不在意，有机会就聊天，没机会就做自己的翻译工作。经典译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种场景下完成的。

这个赵元任，如果我们不用重墨把他展开讲一讲，那么本章内容至少缺失了一半的价值。

赵元任是清朝诗人赵翼的后人，就是写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那个赵翼。也许应了祖宗的预言，赵元任从小就是学霸，但是用「学霸」这个词来形容他实在是太弱了，因为每个学校都有学霸，并不罕见，赵元任这个级别的，用「学神」似乎更贴切一点儿。

赵元任 11 岁那年，父母双亡，不得已辍学在家。他整天放风筝、拆钟表，不进学业。可就是这样，在复学一年后，他就考入了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预科。后来「庚款留学」考试，赵元任考中第 2 名，胡适是第 55 名。

学神有学神的烦恼——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干什么。从中国到美国落脚，他的理想已经变了七八回：登船时立志做个机电工程师，坐上火车时就变成想成为物理学家，从康奈尔大学毕业想成为数学家，从哈佛大学毕业时又成了哲学系博士。

出来工作时，他也是「无迹可寻」的：在康奈尔教物理，回清华教数学，还顺带教点儿音乐。罗素和杜威先后访华，他又全程做翻译。如果这样下去，赵元任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就会是一团乱麻——每道刻痕都很精彩，但没有一道非常深刻。人们会惊叹于他跨了多少个领域，却会对他到底有什么成就感到一片模糊。

与杨步伟初识之时，赵元任留给杨步伟最深刻的印象应该是语言方面的才华。

在赵元任之前，中国汉语的发展始终基于经验主义。比如汉语的四声调，梁武帝问臣子是哪四个，臣子回答「天子万福」，四个字包含四个声调。至于具体运用，自己体会。近代以前，中国的语文教育就是如此，内容也不出经史子集。如果不是引入了标点符号，如何断句都是一门学问。

进入近代，在列强的字母文字表意精确的映衬之下，汉语「真成了退化的语言」。不仅中国人自己的学习成本高，对外交流更是困难重重。也难怪当时的激进分子提出要废除汉字，全面采用罗马字母组成的拼音文字。假如不是赵元任写了一篇《施氏食狮史》反讽，点醒大众在「某些场合非汉字不可」，今天的局面恐怕大不相同。

在杨步伟的提醒下，赵元任收敛精力，专注于语言学研究，成为积极推动普通话普及的人。中国在统一文字之后，又多了一项消除地域隔阂的利器。

用杨步伟的话说：赵元任找到了他的本行。因为他找到了她。

对于一个「学神」来说，还有什么比明确自己毕生事业更幸福的呢？对于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找到自己的终身伴侣更幸福的呢？杨步伟是赵元任事业的归宿，也是情感的归宿。相互成就，才是一段感情最真挚、最可贵的模样。

在把医院托付给可靠的朋友后，两人携手办成了堪称民国时期最「断舍离」的婚礼。他们没有去民政部门办理结婚证，而是自己在家里手绘了一张结婚证。婚礼也没有大操大办，只是请了胡适来当证婚人，和几个最好的朋友在家里做了几道小菜，吃了一顿饭。

最后，他们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寄去了一张结婚帖，大意是：大家接到这张帖子的时候，他们已经在 1921 年 6 月 1 日下午三点，东经 120 度平均太阳标准时间结了婚。除了两个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诗文、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直接把钱捐给中国科学社。

这样志趣相投的神仙眷侣，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只有赵元任的音乐代表作的标题最为适当：「教我如何不想她」。

婚后不久，赵元任得到一个机会，可以以北大教授的身份赴美进修，并且北大每个月还给他赞助 200 美元的生活费。这在赵元任看来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他非常想去，于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就这样摆在了杨步伟的面前：她要不要跟丈夫一起去美国？

放在当时，没人会拒绝这样的机会。但对于杨步伟来说，这意味着极大的牺牲。

第一，她必须放弃她创立的医院，基业没了。

第二，杨步伟的英语水平不高，去美国后无法行医，职业没了。

第三，她从受人尊敬的杨医生一下子变成了赵夫人，功业没了。

第四，此后余生，她要花大力气去相夫教子，事业没了。

这样的选择摆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女人面前都是大难题：当丈夫有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时，要不要放弃自己已有的事业、已有的机会，跟随丈夫而去？

摆在杨步伟面前的问题是两个选项的取舍，在考验她的决策能力。如果放在今天，估计有很多人会帮她找来许多决策工具，给每个选项打分，分值高者取胜。但是这个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它其实是在考验杨步伟「定义幸福的能力」。

今天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幸福的状态有很多种，但一定有一个内核，叫作「知行合一」。也就是你的知识、你尊崇的理念和你正在做的事情是并行不悖的，这个时候人才会感觉舒适。如果要做的事违背了你的信念、准则、价值观，哪怕是当时看起来很舒服、很正确的事情，过后你的负罪感也会挥之不去。所以，所谓「定义幸福」，就是定义「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幸福」。

杨步伟的终极追求是独立自由，事业和家庭这两个选项都可以成就她一生的幸福。如今两个选项起了冲突，她放弃了自己的基业、职业、功业、事业，选择了心爱的伴侣。

她没想到的是，她的人生因这次选择进入最低谷，但这次选择也让她的人生越发熠熠生辉。

守卫幸福的能力

金钱不等于幸福，但是我们不可否认金钱守护幸福的作用。往浅里说，有钱可以活得体面，活得有尊严，活得更自由。但是更进一步你就会发现，金钱其实是一种来自社会的奖赏，是其他人对你的某种价值的认可。而换取金钱的能力是一种生存的能力，更是一种守护幸福的能力。

初到美国的赵元任和杨步伟还没有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按照原计划，赵元任要去哈佛担任讲师。临行前，北大许诺每月给他 200 美元。赵元任心思就活络起来：有这些钱，这一年先不教学，继续精进学问该有多好？就算钱不够花，他卖掉一些值钱的东西，怎么也能支持一年。杨步伟非常同意他的想法：钱能不要就不要了，但能学习时是一定要学的。

到底是书生意气，赵元任对于国内纷乱的时局一无所知。他到美国时是 1921 年，正是中国各派军阀打得昏天黑地的时候。国内在校任职的教授都拿不到钱，何况他这个外派的。当发现说好的 200 美元没了着落时，赵教授急得发疯，不停地发电报催款。两口子盘点了一下手头的流动资产，总共不足 200 美元。他们租住房子时，连桌子和床都没要。房东太太看不过去，主动借了一条褥子给他们，两口子才不至于睡地板。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异乡，两人真的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我们评判一个人时，最好不要评论他在春风得意时的样子，因为即便我们的判断是错的，也会因为后果没有展现出来，看起来像是对的。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一个人在困境中如何破局。「患难见真情」，不仅可以用来看别人，也可以用来反观自己。

杨步伟在「困境面前，十分从容」，这短短的八个字，要做到绝对是不容易的。不难想象，站在杨步伟的位置上，很多人可能会抱怨自己所托非人。「我为你放弃了这么多，却换来这样的处境」，「所有的牺牲终究是错付了」，对于这样的话，我们肯定不陌生。

而杨步伟没有陷入抱怨之中。她先劝赵元任不要再等，赶紧自救。随后，他们在家里开始了自救计划。这完全称得上一次经典的精益创业教程。

她先是跑到商店橱窗研究了半天手提包，然后当掉了 3 件狐皮服装，换到了启动资金四五十美元。接着，她以月付的形式买了一台缝纫机，每月只付 3 美元。最后，她又买了一大堆假翡翠手镯，回来把自己的一部分衣裙剪裁了，仿照商店橱窗里的手提包样式，做成许多漂亮的手提包。

生产工具只用了 3 美元，最大限度降低了生产成本，给买原材料留足了资金。面料用自己的衣裙，保证面料质量的同时还有效利用了现有资源。剩下的就是考验杨步伟的手艺了。赵元任离开的那个夜晚，杨步伟整整忙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房东太太来看她一夜在做什么。杨步伟把做好的手提包指给她看，房东太太一看就喜欢得不得了，谈好价钱后足足挑了两大包，共付 250 美元。下午三点，房东太太约来自己的闺蜜帮杨步伟出货，一个下午又卖了 270 美元。晚上赵元任回来时，杨步伟拿着 500 美元的支票给他看。

得知事情原委后，赵元任又高兴又伤心。他觉得是自己的错误害得爱妻过这种日子。随即，赵元任放下架子，跑去妇女俱乐部演讲，每次能拿 200 美元。经过两人的一番努力，他们的生活才逐渐宽裕起来，度过了人生中最窘迫的一段时光。

获取更大幸福的能力

婚后，杨步伟多次打算考取行医执照，等待生活稳定下来重操旧业。可惜两度生育打断了她的计划。后来又因为赵元任到处任职，一会儿去哈佛一会儿到耶鲁，一会儿去美国一会儿回中国，她只好逐渐成了全职太太。

其实，历代女性的所有焦虑都可以概括为「与社会脱节的焦虑」。尤其是当家庭与孩子逼迫她放弃一些机会时，这种焦虑就更强烈了。在这种焦虑的裹挟之下，女性哪里还能感到幸福？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旧在困扰着职场女性。

当年，这个问题也在困扰着两人的爱女赵如兰。她曾慨叹婚姻和事业不能两全。杨步伟就骂她：「净背些陈旧俗套的成语，从旧思想里如何能有新眼光呢？」

杨步伟的主张是：一开始要尽可能多地受教育，结婚前最好先去做点儿事。女性婚后一定会被占据原本可以花在事业上的时间和精力，这很可能使女人失去达到本行业最高地位的机会。但这不意味着女人不能又结婚又能达到最高成就，更不是说女人一结婚就要放弃一切事业。女人对家务事有兴趣并不可鄙，但是在成年的时节里学得越多，就越能拿家庭的发展当她学识长进的机会，不会拿家当退步的借口了。等子女们成人离手了，她在社会上立足就更有信心，不是个退步分子。

到了晚年，杨步伟依然没有放弃与社会连接的努力——公益是她一生坚持的事业之一。

1941 年年底，美国对日宣战。美国迅速进入战时状态，食物变得紧张起来。但是杨步伟发现，连同鱼翅在内的许多食材都被美国人当作垃圾扔掉了。深入了解后她才知道，美国人的菜谱中没有这些东西，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能吃，更不知道怎么做。

受此启发，杨步伟开始写《中国食谱》。她并不想写成一本符合美国人胃口、满是流程和计量的书，她要借助此书宣扬中国文化，让这本书成为中美文化的桥梁。

美国人对中国饮食的最早印象来自华工群体。他们出身底层，在工地周围也不能操办大菜，只能有什么吃什么，怎么简单怎么来。所以，「杂碎」就成了美国人对中国饮食的固有印象。即便是李鸿章访美带来一股「中国热」，也没有改变美国人对中国饮食的低端印象，反而组合出「李鸿章杂碎」这么一道不伦不类的菜品。

而杨步伟的《中国食谱》不仅向美国人解释了正宗中餐的做法，更让美国人感受到中国美食背后的文化魅力。为她作序的赛珍珠在序言中写道：「赵太太（杨步伟），我想提名她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因为她提供了一条通往和平更好的路……只有在如此文明的国度才可以创造出如此的美味。」

这本书出版后，立刻成了许多中餐厅老板、厨师和家庭主妇的必备书，前前后后再版 27 次，被翻译成 20 多种语言。许多人也是由这本书重新认识了中国。认识到「一顿饭」对中国人的意义，也明白了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用筷子吃饭。

1971 年金婚纪念日那天，杨步伟当场赋诗一首：「吵吵闹闹五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元任今生欠我业，颠倒阴阳再团圆。」赵元任也即兴和诗一首：「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1981 年 3 月，杨步伟去世，享年 92 岁。

1982 年 2 月，赵元任先生继归，享年 90 岁。

从想要自己的幸福到争取自己的幸福，再到守卫幸福……杨步伟最终找到了幸福的终极秘密——传播幸福。而传播幸福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创造一个环境，让所有参与者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在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看到自己的成果。

或许她没有什么划时代的历史壮举，没能终身成为一名医生或校长，但杨步伟从不依附自己的婚姻，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救助学生，传播中国文化，写下《中国妇女历代变化史》……她用自己的一生展示了内心充满活力，对世界始终保持关爱的独立女性应有的模样。

从这点来说，杨步伟又何尝不伟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