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为家乡建小学花了 30 万，赌博花了 4120 万

知乎盐选 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为家乡建小学花了 30 万，赌博花了 4120 万

赌场上的李培英就像抽了「大烟」一样，什么都不想，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筹码，就看是赢是输。

赌场上的李培英就像抽了「大烟」一样，什么都不想，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筹码，就看是赢是输。

贪官档案：

贪官九：李培英，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

终审判决时间：2009 年 7 月 6 日

判决罪名：受贿罪、贪污罪

判决结果：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执行死刑时间：2009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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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纵观李培英的成长轨迹，应当说他出身贫寒，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曾经勤奋工作，有一个奋斗的青年；曾经事业有成，有一个辉煌的成年；最终却走向了堕落，以悲剧的晚年收场。

1950 年 11 月，李培英出生在河北省广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68 年中学毕业后当兵，1969 年成为我国较早的一批飞行学员中的一员，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8 年民航体制改革，李培英被分配到了首都国际机场。由于工作出色，不久，李培英便当上了机场公安分局的局长。先后出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集团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02 年 12 月任首都机场集团总经理、党组书记（后改任党组成员）；2007 年 1 月任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

当了一把手，这对出身农家的李培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变，随之而来他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他善于交际，更乐于交际，于是乎花了大量的时间用于「迎来送往」。在面对朋友的请托时，与其说有了权力的李培英有了帮人办事的底气，倒不如说是找到了炫耀自己拥有权力的机会。当了一把手之后，李培英开始感觉没有自己干不成的事，也没有自己办不了的事，上上下下关系也都比较通，这个时候开始飘飘然了。这种改变也慢慢开始在工作中有所显露。

此时的李培英集经营、人、财、物大权于一身，下属唯李培英的命令是从，凭一句话、一个批示，李培英就能随意调动大笔企业资金，制度规定早已经形同虚设。李培英在接受检察机关讯问时曾经说到，「基本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大家也都听我的，也都配合，这个事让财务办也就办了，让投资公司办也就办了。」当时的李培英可谓一言九鼎，这也为他的犯罪提供了「契机」。

2000 年 9 月，李培英未经首都机场领导班子集体研究，通过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张琦（化名），从首都机场委托民信公司理财资金中私自转出 4000 万元公款，用于与他人一起成立北京海问创业新技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海创公司），李培英担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002 年 12 月，李培英将 4000 万元作为首都机场委托给民信公司的理财资金，转交给王某的广联公司。在此「理财」之机，李采取降低理财利息、收益率的手段，将这 4000 万元打入理财亏空中，平账处理。如此一循环，4000 万元就被其个人控制、支配、占有，而且账面上早已做平此款。2007 年 4 月，李培英个人从海创公司分得董事费 12 万元。

从 2000 年 9 月至 2007 年 6 月案发，李培英从未向首都机场领导班子通报过投资入股海创公司的事，也未通知单位有关职能部门对海创公司进行监管，首都机场的档案材料中也无入股海创公司的记载。

4000 万元，虽是以首都机场的名义入股成立公司，但至案发，在长达 7 年的时间里，首都机场的相关负责人对此均不知情。李培英利用职务之便，让首都机场对该笔投资款项的来源不知情、无职权的办公室秘书、法务部助理具体办理接受函件、加盖单位公章的行为，不能代表首都机场的意志。据此，法院认定李培英的该投资行为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怎一个「赌」字了得！

当了一把手的李培英已丧失了根本的廉洁意识，贪欲之门大开。他为自己找到了堂而皇之的理由：「个体户有什么本事，身价几千万、上亿，心里面也不服这个气，觉得我怎么就不可以……」于是，大权在握的李培英也就有了大手笔的「表演」：

深圳一辉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朱明辉（化名）为了能巴结上李培英，以李培英的名字办理了一张长城信用卡送给他，并陆续存入 10 万元，李培英个人消费 7 万多元。不过很快，朱明辉就发现李培英的兴趣不在于此。小试牛刀后，朱明辉得出了结论：「李培英不是小恩小惠就能打动的人，不能用这种小市民的做法。」「你要投其所好！」很快朱明辉就发现，李培英喜欢豪赌。赌博需要钱啊，要李从工资里拿钱是不可能的事。没有钱又喜欢去赌，自然要找到愿意出钱的人，而这样的人不请自来。朱明辉「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1998 年至 2001 年，在朱明辉的陪同下，李培英先后 14 次去澳门赌博，赌场上的李培英就像抽了「大烟」一样，什么都不想，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筹码，就看是赢是输。李培英由一开始的 5000 元、一万元、五万元发展到后来的出手就是几百万元！最多的时候李培英一次下注就输了 600 万元，钱在李培英的赌桌上真的不值钱了！「成百万的输了五六次，到那个时候就把钱当成塑料牌了！」李培英作了如是的诠释。

李培英在赌桌上声势浩大，出手阔绰，赌场待他如上宾，有专门的「马仔」贴心侍候，端茶送水，无微不至！还有私企老板为自己出赌资，李培英在澳门赌场里过着神仙般的逍遥生活，大有乐不思「蜀」之感！赌性发作的李培英不仅在澳门赌，而且假借公出之名「周游」世界各地的赌场。「不知不觉」中，李培英已输掉赌资 2700 余万元港币，赌债均由朱明辉提供担保并通过深圳的地下钱庄为其垫付。

赌债是个无底洞，朱的公司已经没有钱为其还债了。于是朱到北京找李培英要债。等人家开始要赌债的时候，李培英害怕了。此时的李培英很清楚：「赌债是不能欠的，没准会对生命有威胁，对自己的位置更有威胁！」一定要想办法渡过「难关」！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李培英竟不知道自己到底欠了多少赌债，也就只能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了。李培英问朱：「你要多少钱？」朱老板毫不含糊地张嘴就是 3500 万元！有把柄在别人手里，明知是连蒙带骗，李也只有认了。3500 万元可不是个小数，自掏腰包是不可能的，李培英首先想到的是公款！直接从单位拿钱太显眼，怎么办？他颇动了一番脑筋，正好单位有委托理财的钱在外面，就从这里调！李培英大笔一挥，从首都机场委托给中国民族信托公司的理财资金中私自转走了 3500 万元，巨额的公款就这样挥霍在了赌场上！

还完钱后不到 10 天，李培英一时间手痒，又去了澳门。他连续两个通宵没睡觉，在澳门赌场「鏖战」，结果又输了 620 万元，连陪他去的私人老板都看不过眼了，劝他：「输得差不多了，赶紧走吧。」

由于没有人帮李培英还这笔账，这笔赌债一直拖了一年，按照赌场加收利息的规矩已达 800 余万元港币。正一筹莫展之际，卓京老板谭军（化名）上门求助借款，于是李培英狮子大张口，一下子便索要了 1000 万元。

作为回报，李培英先后利用投资、担保等方式为谭军提供 6.3 亿元的资金支持。此时已没有人敢陪李培英去赌了，他索性一个人到澳门赌博又输了 400 万。为了还这笔赌债，李培英在要钱的方式上也耍起了手腕，以朱明辉欠债要还钱的名义向一个香港老板蔡某索要 400 万元港币。为了赌博，一个电话就可以调来数百万的现金。为什么这些老板能够心甘情愿地给李培英送钱还赌债呢？李培英的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是无利不起早，你不帮他忙，人家也不会帮你。」「我们有资金啊，贷款也好、担保也好，帮他拆借也好，都能帮助他发展他公司的业务嘛！」权钱交易的勾当昭然若揭！李培英作为国企负责人，一边是从私企老板手中源源不断地拿到赌资，另一边是从国有资产中掏空了数亿元的资金。

受贿是挥霍的必经之道

对李培英来说，致命的是受贿罪。

第一名行贿人是陈小平。1994 年 7 月，深圳市经济协作发展公司总经理陈小平急需 2000 万元资金，找到李培英帮忙。李培英安排首都机场财务处以「以存定贷」的方式，将首都机场的公款 2000 万元借给陈小平，期限一年。到期后，陈小平除归还本金外，还给首都机场利息 63 万元，贷款服务费用 192 万元，合计 255 万元。其中的 192 万元进入了机场小金库。为此，李培英于 1995 年 1 月在深圳晶都酒店收受陈小平 30 万元。

法庭上，李培英承认自己收到了这笔行贿款。但李说，他将这笔钱交给了家乡打井了。李培英出生于 1950 年 10 月，河北省邯郸市下属广平县人。李培英「出事」后，在有关广平县的一些互联网论坛上，有人发帖说，李培英对家乡有贡献。「因为 30 万元不够，我还用了岳父的 5 万元。」另外，李培英还捐款 30 万元为家乡修建了一所「培英小学」，捐款 15 万元为家乡修建柏油路。

第二名行贿人还是那个朱明辉，1996 年将自己的公司挂靠首都机场名下，1998 年 6 月到 2000 年 6 月，李培英为朱明辉提供贷款担保总计 3.9 亿元。1998 年 6 月至 2002 年间，朱明辉向李培英行贿 113.86 万元。后李培英用该款归还其在韩国赌博所欠的赌债。

第三名行贿人是胡和建。2000 年 9 月，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和建，从首都国际机场拆借资金 6000 万元用于房地产开发。2003 年 3 月，胡和建通过香港汇丰银行个人账户，汇给在美国读书的李培英的儿子李庆 10 万美元。

第四名行贿人是谭军。2002 年 6 月，李培英利用担任机场集团总经理的职务便利，接受卓京公司老板谭军请托，安排机场建设投资公司以合作开发上海香樟花园的名义为卓京公司提供资金 9000 万元，期限 3 个月；2002 年 9 月，李培英再次安排机场建投以合作开发上海香樟花园的名义为卓京公司提供资金 9000 万元，期限 3 个月；同年 8 月，李培英安排机场建投为卓京公司提供借款 3 亿元，期限一周；同年 9 月，李培英再次安排机场建投为卓京公司提供借款 1.5 亿元，期限 18 天。作为回报，谭军除了帮助李培英还了 1000 万元的赌债，还送给李在美国读书的儿子 100 万美元。2003 年 11 月的一天，李培英以有事需用钱为名向谭军索要 50 万元现金。当天晚上，谭军又将 40 万元送给李培英。

第五名行贿人是蔡汉德。2002 年 5 月至 2004 年 8 月，李培英接受香港繁荣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蔡汉德的请托，与繁荣公司签订最高额 5 亿元的投资协议。2003 年 3 月至 2004 年 8 月，李培英先后 3 次为繁荣公司及其合作公司从首都机场拆借资金共计 9.5 亿元。2002 年春节至 2003 年 6 月间，李培英收受蔡汉德 10 万元，并先后向蔡汉德索要人民币 100 万元、港币 400 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 534．24 万元。

第六名行贿人是王某。北京北广联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某，为融得巨额资金，经李培英安排，首都机场委托王某理财共计 15 亿元。为此，李培英于 2002 年 11 月在北京昆仑饭店收受王某所送中国银行长城卡一张，后李培英用此卡个人实际消费 32．88 万元。

帮家人帮朋友，亏国家

首都机场集团作为国有大型企业，国家为帮其发展壮大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李培英作为「一把手」，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而当其把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的时候，就意味着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

2000 年初，李培英决定将机场集团、机场股份的 5 亿元资金委托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理财。中民信用理财资金购买大量股票，2000 年下半年，该股票出现较大亏损，作为决策者的李培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这期间，李培英还暗地从这笔理财资金中私自转走 8250 万元。在提钱的过程中，狡猾的李培英为了掩盖自己的行径，并不是直接从账户里面提取，而是转到了其他的账户，又分别往下转到若干个账户，最后提走支票。此时，李培英转走的钱加上理财损失已经达到 2.6 亿多元。为弥补这些损失，李培英动用了自己苦心经营的关系网，找到了华闻控股下属北广联公司。作为条件，机场集团要追加 10 亿元资金交给北广联委托理财。在签订协议的时候，资产委托协议的收益率比正常的要低，等于最终还是由首都机场承担了理财的亏空。用机场的钱还了机场的账，而且从表面上看，等融资期满后，首都机场账上会显示本金全部归还，还有一定收益入账。

多么精心的设计！转来转去赚自家，亏来亏去亏国家！本为赚钱的理财投资，国家亏了 2.6 亿多元，而李培英自己却有了 8250 万元的「零用钱」！

有了 8250 万元的「零用钱」，李培英用其中的 3500 万元还了赌债，4000 万元是用于前边提到的海创公司的投资，第三笔支出，是给了李培英做生意的弟弟李济杉。据二审法院认定，李培英贪污的巨款中，有 750 万元给了李济杉，以避免他们因黄河集团公司拒绝回购黄河股份公司的股份而遭受个人损失。在北京拥有一家天竺乡村高尔夫俱乐部、一家投资公司和一家房产公司的李济杉因股票投资和高尔夫球技而闻名投资界。

王雁元系黄河股份公司总经理。他于 1998 年 4 月与李培英商定，由李济杉、姚建闽（李培英之友）及王雁元个人出资共计人民币 750 万元，以隶属首都机场集团的机场商贸公司的名义，购买黄河股份公司 500 万股份。3 人计划待该公司上市后，由其上级公司黄河集团公司以市价回购从而获利。

但是，黄河集团公司在黄河股份公司上市后，拒绝履约回购机场商贸公司名下的股份。为避免李济杉等个人遭受损失，2000 年 8 月，李培英从委托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理财的资金中转出 750 万元给上述 3 人。但是李培英要求将该股权证质押在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后来，经诉讼，该笔款加上赔偿款共计人民币 830 万元，已由黄河集团公司赔付给机场商贸公司，以「其他应付款」的名义挂账。

2005 年期间，李培英还曾要求其弟李济杉与华闻控股有关人士起草虚假的股权「转让」、「委托持股」协议，制造首都机场集团将其在北京海问创业新技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0 万元的股份转让给北广联公司、北广联公司再委托首都机场集团代持该股份的假象。

案发上海社保案

按照惯例，只有副部（省）级以上官员职务犯罪案件，才会异地管辖。而首都机场在北京，作为厅级官员，李培英涉嫌职务犯罪，按照属地管辖原则，应属于北京市检察院管辖。最高检察院指定由山东省检察院立案侦查，完全是按照副部级官员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模式操作的。涉嫌犯罪后，李培英的「待遇」由正厅级变为「副部级」，主要原因是李培英案与上海社保案有牵连。

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收购上海新黄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时，动用了 8 亿元的上海社保基金。上海社保案案发后，有关部门追缴社保基金，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面临巨额资金漏洞，公司常务副总裁王某找到李培英，要李帮忙。帮忙方式是首都机场斥资 11.2 亿元，收购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亿股份。」一位办案人员介绍说，「王某被刑拘两周后，2006 年 11 月 15 日，首都机场将 11.2 亿元资金注入华闻传媒。当时，许多人唯恐与社保案有牵连，而李培英『顶风而上』，自然引起有关部门高度关注。」

按照有关部门的统一部署，审计署开始对首都机场进行全面审计。「不审计不知道，一审计吓一跳。」办案人员介绍说，「首都机场违反基建程序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超规模建设达 80 多亿元。另外，还低价变卖在建工程，挪用专项建设资金 23 亿元。首都机场斥资 11.2 亿元收购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亿股份，属于违规为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堵塞资金漏洞。」

根据审计结论，中纪委成立了 302、314 两个专案组，对首都机场和李培英的问题进行立案调查，不久李培英即被立案调查。

「李培英案件是上海社保案的一个『串案』。」一位办案人员形象地比喻说，首都机场的钱太多了。注册资金 50 亿元，总资产 538 亿元，是中国机场公司「航母」，还投资入股了一些省市的机场。

2007 年 9 月，李培英的好朋友王某，因单位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收购上海新黄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时，向上海新黄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吴明烈行贿 1000 万元。因为行贿行为是单位领导班子研究决定的，所以属于单位犯罪，王某作为主要负责人「领刑」。

而李培英案件的「突破口」就是从王某那里打开的。审计署对王某管理的相关公司账目进行审查时发现，首都机场有一笔巨额资金在王某那里，账面显示是 15 亿元。这笔 15 亿元的资金，表面上是首都机场委托王某理财，后来转化为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在继续追查这 15 亿元的资金来源时，审计人员发现了问题——这 15 亿元资金，其中 9 亿元是从首都机场的账户上转过去的，6 亿元是从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转去的，而银行账户显示，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只通过银行转账 3.38 亿元，另外 2.62 亿元来源不明。

经进一步审查，2.62 亿元的来龙去脉很快就清楚了。原来，首都机场在委托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理财时，投入了 6 亿元资金，但股市风云变幻，最后只剩下 3.38 亿元。后经李培英与王某商议，首都机场终止了与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理财协议，转而委托由王某控制的北京广联经济开发有限公司理财，并要求北京广联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2.62 亿元的亏损。具体做法是：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转给北京广联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3.38 亿元，但北京广联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按照 6 亿元接受，另外首都机场再给北京广联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9 亿元理财资金，这样李培英就与王某签署了 15 亿元的委托理财协议，按照李培英的说法，要确保首都机场对外投资安全和增值。因为北京广联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替首都机场承担了 2.62 亿元的亏损，李培英就承诺通过降低理财收益的方式来补偿北京广联经济开发有限公司。而这 2.62 亿元的亏空，被北京广联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以融资成本的方式予以平账。

事情查到这里，李培英并没有多大问题，顶多是擅自违规动用首都机场资金炒股。因为按照当时国家规定，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股，也不得提供资金给其他机构炒股，更不能动用银行信贷资金买卖股票。一旦发现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违反规定，将没收其收入。不久，李培英就将 15 亿元的理财资金，转化为债权，并获得 2.8 亿元的收益，并没有给首都机场造成损失，李培英反而被许多人认为是理财高手。

在审计人员继续追查 2.62 亿元的亏损时，事情出现了转折。这个亏损是以「打包」方式出现的，就是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给首都机场理财时，共计出现了 2.62 亿元的亏损，但在细查每一笔亏损时，发现其中有 8250 万元是被李培英分三次转走的，用审计人员的话说，就是李培英「十分狡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涉嫌贪污」。

为保一命，极力辩解

李培英案，最高检察院指定由山东省检察院立案侦查。在法定的期限内侦查终结后，案件移送济南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2008 年 12 月 25 日，济南市检察院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侦查阶段，李培英涉嫌三个罪名：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正式起诉时，变更为两个罪名：贪污、受贿。

2009 年 1 月 21 日，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 月 6 日，一审判决认定，李培英贪污 8250 万元，判死缓；受贿 2661.44 万元，判死刑。

2 月 19 日，李培英不服判决，上诉至山东高级人民法院。在上诉书中，李培英说，「并非要对自己的罪行进行辩解，也没有否定自己罪行的意思」，「自首、主动退赃等情节应予认定」，二审要兑现办案机关「法内开恩」的承诺，不判死刑。

3 月 17 日，山东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法庭围绕是否适用死刑，展开了激烈辩论。

李培英在二审法庭上宣读上诉书时称：「办案机关的承诺完全没有兑现，导致一审判我死刑，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按照李培英的说法，办案人员曾对其承诺「法内施恩」，不判死刑。

庭审辩论阶段，李的辩护律师极力辩护，力求保住李培英一命。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该案若出现拐点，关键在于二审法院是否认定「其犯罪行为给国家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以及「是否存在自首、退赃或者立功等从轻或减轻情节」。

一审判决强调：「李培英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此项认定成为判处李培英极刑的关键因素。

而李的辩护律师则认为，李培英被指控的犯罪行为并没有给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带来经济损失，因为其贪污、受贿两项罪名涉案金额是 1.09114 亿元，案发后追缴回来的赃款就有 1.08947 亿元。其中，李培英的近亲属代为退赔了包括受贿款在内的赃款超过 6000 万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被告人亲属自愿代被告人退赔部分或全部违法所得的，法院可视为被告人主动退赔，酌情从宽处罚。李的辩护律师据此请求从轻处罚。

同时，辩护律师认为，李培英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认罪态度较好，主动交待受贿事实，有自首情节，请求对李培英从轻处罚。

此外，为免一死，李培英已经开始检举揭发他人，走立功减刑的路子。

济南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李培英是否在工作中有突出贡献，不影响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二者不能相互折抵。另外，李培英归案后虽曾对其犯罪事实予以供认，但在审理过程中，李培英又推翻供述，所以对李培英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的辩解不予采纳。

2009 年 7 月 6 日上午，山东高级人民法院宣读了终审裁定，驳回李培英上诉，维持一审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7 月 7 日，李培英被验明正身，执行死刑。

警示录：国企掌门频发落马警示深远

近些年，各个行业的国企改革一直在不断进行，国有企业一把手和高管层职务犯罪却有加剧的现象。安徽徽商集团董事长蔡文龙（正厅级）因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以及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的原董事长张志忠受贿案、天津市地铁总公司党委书记王春清、总经理高怀志一前一后入狱。国企老总们为什么一个个「前腐后继」？分析李培英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到老总们「栽跟头」的共性原因：

一、权力失控，「公权私化」

权力失控是国有公司职务犯罪产生的重要原因。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也曾指出，「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

历史实践表明，当具体的公共权力偏离了法律规范的轨道，被用来服务于个人或小集体的意志和利益时，权力通常就处于同授权人整体的意志和利益相冲突的状态。这时，权力蜕变为个别人实现私欲的手段，成为被滥用的力量。

李培英的行为就是国企老总意识倾向公权私化的很好实证。他采取的多是大包大揽的管理方式和专横独断的管理作风。1999 年机场股份公司上市需要给证监会报送材料，本来应该由集体决定的事项，李培英却自编自演了一场「独角戏」——首都机场集团一负责人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的会，什么时候讨论的。但是居然写着某月某日已经开过会，而且会议的名单当中居然有我。」此时的李培英集经营、人、财、物大权于一身，下属唯李培英的命令是从，凭一句话、一个批示，李培英就能随意调动大笔企业资金，制度规定早已经形同虚设。

二、政企分开不彻底，管理体制存在严重弊端

李培英案件的产生，同他参加工作就没有离开过首都机场，并且长期坐在一把手位置上，而且有一段时间还是党政「一肩挑」，以及关键岗位人员长期不变动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按照现代公司制，股东按股份比例推荐董事，形成董事会，董事会代表股东行使决策权，对股东负责；由董事会聘任经理人员进行日常经营管理，经理层对董事会负责，这样的层次是清楚的，是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

但是在实际中，企业领导干部多为行政任命，国家不仅仅是任命国有企业董事和董事长，连经理层也一起任命管理，而且更注重经理层的选拔和任命，经理层的实际权力远远大于董事会，董事没有实际意义，就只好来个董事长兼总经理，有时甚至是「党、政、财」三权于一身，不采取「分权制衡」。这种管理层次上的混乱，造成董事会成了摆设，实际上是剥夺了董事的权力，造成出资人不到位和内部人控制现象，违背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初衷。

三、国企管理者综合素质不高、法制观念淡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培英的蜕变，是他长期以来放松学习，忽视主观世界改造的必然结果。随着职务的提升，李培英并没有加强学习，反而终日忙于各种应酬，把学习完全当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在首都机场集团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李培英的学习笔记只有短短的一页。

正如李培英自己所说：「学来的东西基本上都装到了『手电筒』里，去照别人的多了，很少用来照自己。」学习越来越少，自我要求越来越松，直接导致了他信仰褪色，精神空虚，逐渐成为热衷于寻求刺激，沉湎于赌博不能自拔的赌徒。为了偿还欠下的巨额赌债，他把目光投向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贪污公款、收受贿赂。从最初一次收受几十万发展成后来一次收受上千万，从最初的推让客气、犹豫再三到后来明目张胆、大肆索贿，就这样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

四、国有企业外部监督不到位，内部管理不严格

这是李培英走向犯罪深渊的客观原因。有关单位设立了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监事会，但监事会成员每年只是象征性地到首都机场了解情况，并未通过有效手段深入检查公司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隐患。外部监督有如「牛栏关猫」，对李培英根本没有制约作用；而集团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在李培英眼里根本就是「纸上划划、墙上挂挂」的东西，对他完全没有约束力。外部监督的失效、内部管理的失控，致使李培英逐渐有了「天马行空」的感觉，把企业自主经营变成了领导干部个人经营，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要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要建立健全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党内询问和质询、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真正从体制和制度上保证各级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各级纪检监察、检察机关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大预防力度，治病于未发之时；发现同志有问题要早打招呼，早提醒；对腐败分子，要像扁鹊那样动手术、下猛药，务必严肃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