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因为医生洗了次手，男人 10 年不肯抱自己的孩子(上)

因为医生洗了次手，男人 10 年不肯抱自己的孩子(上)

真实治疗手记 2：医生不会轻易说出口的生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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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故事，来自康复科医生付嘻嘻。

2000 年，我来到医院的最角落，站在那栋三层小楼前。

这里独门独栋，大门常年紧闭，周围连一棵树都没有，几近荒芜。

唯一相邻的，是个设施崭新的篮球场，但外面的人不愿意靠近这里，即使是盛夏的夜晚，球场也空荡荡。

当时我还是实习护士，分配过来之前就做了心理准备。这里是传染科的所在地：「传染大楼」。里面的大多数病人，都是「携带者」。

刚来第一天，我跟在带教老师身后巡视病房，走的是大楼正中的医护专用通道。

那天，我从大门入口处的四人间，走到毗邻护士站的单人间，整整 30 米。全是站着的乙肝患者。

每个擦身而过的医生护士身上，都覆盖着快速消毒凝胶特有的味道。每间病房门口都有消毒洗手液。每走几步，就有一处水龙头。

消毒水的味道强势地在空气里弥漫，一切似乎都在清楚地提醒着进来的人：小心点，把自己保护好了。

「越往里走，病情越重。」

我从靠近走廊的窗户挨个病房看过去，终于明白外界对这里的恐惧——

有个病人，因为肝功能受损严重，从皮肤到眼结膜都是橘子皮一般明晃晃的黄色；

有个男患者身体瘦成了杆，肚皮却高高隆起，像怀孕了七八个月。这是腹水的症状；

甚至还有因为吃了江湖郎中的假冒伪劣草药，铜中毒，从头到脚都泛出青铜色的病人……

「你来这里实习，怕吗?」带教老师问我，「我也知道外面怎么说传染科。」

当时，医疗水平提高了，传染病容易被确诊，却很难被人理解，人们总是谈「传染」色变。这些外表怪异的人走在街上，不仅会引来侧目和嫌弃，那个铜绿色的病人说不定还会被人围观。

所以他们多数都躺在病房里，哪里都不去。偶尔和我对上眼神，眼睛里都是防备和警觉。

就是在这群人中，我认识了彭涛，全权负责他的护理工作。

走廊尽头的病房里，彭涛总是静静地坐在床边，背对我们，面朝有阳光的那扇窗，只留给医护们一个抗拒的背影。

如果没有医生护士进去检查，彭涛可以就这样坐一整天。

只有一个活动，能让他动起来。每天 18 点，全病区的患者都会整齐划一地准时听收音机——

「老军医研发出肝病克星，祖传秘方，专治乙肝！」这些极有诱惑力的字句在病区里回荡。

除此以外，他不会主动踏出这里一步，这间十多平方的病房，好像有强大的磁场，牢牢地吸附着他。明明四周没有铁栏杆，却像一座监牢，将他整个人关在了里面。

妻子每次过来送日用品，他也是隔着一道窗户，久久看着对方。

当时我刚进医院，很多前辈都乐于传授经验，比如各个科室的情况，我该如何帮助棘手的患者，让他们接受治疗。只是聊到传染科这种特殊情况，多数前辈都是束手无策，他们觉得传染科就是这种氛围。

比如彭涛这种病人，大家都认为难以改变。

前辈们已经干了十几年，经验都是准确无比。只是这一次，他们错了。

传染病按「破坏程度」，分甲、乙、丙三类，甲类里只有两种：鼠疫和霍乱。平时我们会得的流感，就属于丙类。乙肝属于乙类，像彭涛这样的传染病患者，需要病区进行严格管理。

彭涛所在的一楼，就是传染科大楼里最凶险的病区：重症肝炎科。随时有可能死亡的传染患者，才会被安排在这一层。

一天晨间护理的时候，彭涛蜷着身体，五官都拧在一块了，跟我嚎：「护士，我肚子痛一晚上了，这会主任应该在上班，你去告诉他。」

我上前摸了摸他的腹部，整个腹肌紧绷绷的，手压下去、松开他都说疼，这架势一看就是腹膜炎的症状。

要知道腹膜炎疼起来真的能「要命」，极容易引起感染性休克。彭涛却生生扛了一宿。

我多问了一句，没想到他居然说因为昨晚值班医生太年轻，他信不过。

彭涛这人很怪，他因为惜命，所以在治疗上格外多疑。全然不顾这些行为，可能会害死自己。

没一会，得知消息的主任骂骂咧咧地走进来，一边给他检查一边嚷嚷：「你到底想不想治？我给你下个出院医嘱，你有本事出院好吧。」

彭涛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挨训，一句也不敢反驳。

我给他输上液，彭涛长出了一口气，露出得救的表情，我趁机逗他，「从今儿起，你得配几个保镖，吃饭喝水得人家先试，没毒才可以吃，啥时候登基，好让主任当你的御医，24 小时陪着你。」

彭涛正皱着眉躺着，听我调侃他，噗嗤一声笑了，又疼得嘶了一声，紧紧抿起嘴。

其实我能理解，这家伙是惜命才这么干，但我不由得在心里替他捏把汗。

我想起之前在传染科看到过的一次错误示范：

单人病房里乌烟瘴气，烟雾报警器疯狂闪烁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扮成萨满法师，在病房正中围着火盆子念念有词，手舞足蹈。

病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被扒掉了病号服，光溜溜的身体上擦满了不明液体。看上去凶多吉少。家属在旁边跪了一地。

当时，我被这阵仗吓得够呛，直到保卫科赶到，把病房里挤得满满当当的家属和「大仙」一并请了出来。

大仙也没怎么反抗，有说有笑地等在门口，等家属办完出院手续，就跟着垂死的病人一起走了。

我站在传染科的大楼门口，带教老师告诉我，「你看，等下家里人还要上大仙的车呢，回了家继续跳，一直跳到人没了。」

原来这个肝昏迷的病人已经救治无望，要回家等死，家属就请了个跳大神的队伍，给病人去去邪，别把「不干净的东西」带进家里。

那些年，传染病人被错误的治疗手段误导，发生的怪事多了。「这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更让人着急的是，因为病房气氛比较封闭，这些错误的治疗手段，会在传染患者中「传染」。

每天 18 点，彭涛会和大家一起，收听一档兜售药品的「养生」节目。他坚信，自己能和其他人一起，找到「自愈」的方法。而就在他身边，常有病人会当着医生护士的面，拨打热线电话，寻医问药。

我看过彭涛的病历，他患乙肝 10 年，病情已经从乙肝进展到肝硬化了，情况不容乐观。如果被错误的治疗手段误导，很快会耽误成肝癌。

他的病已经不允许他继续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一声不吭，以为熬一熬就能过去。

我不想让彭涛成为「下一个」。

彭涛太太带着两个孩子来的时候，我一度燃起了希望。因为多数传染科病人最大的心理支撑就是家人。

孩子们倚在门口，带着许久没见爸爸的喜悦，像两只麻雀一样叽叽喳喳，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家，说高兴了，就要扑进彭涛怀里撒娇。

可高度戒备的反而是彭涛，他眼疾手快，将两个儿子死死拦在病房外面。他像个哨兵一样直勾勾地盯着孩子们，只要孩子们的脚一踏进门口那条线，他就着急地用方言说着什么，边说边比划。

两个小朋友像门神似的站在病房门口，看着不让自己靠近的爸爸，渐渐瘪了嘴，小的那个眼圈红了起来。

我目睹了彭涛那充满父爱，却不得当的防范措施，想上前纠正一把：「你又不是接触性传染病，我们天天给你打针发药的，也没见谁躲着你啊！你把两个孩子丢在走廊干什么？」

彭涛被我怼得一时语塞，讷讷地说：「可是也没人告诉我，可以近距离接触啊……」

他说自己真的很害怕，因为这个传染病，已经给妻子和孩子招惹了不少麻烦。

在他的讲述里我才明白，这家人差点就要垮了。

彭涛一家人的生活发生巨变，是从他收到那张写着「乙肝病毒携带」的体检报告单开始的。

他不晓得这个词的意思，却从旁人的眼光中明白：只要自己带着这个病，就没有人再敢接近他，甚至是他的亲友。

他不仅被马上辞退，更可怕的是，村里已经容不下这户人家。

他的一举一动被村里人牢牢地盯着、防着，「别人家小孩都不愿意跟我孩子玩，女人们一块去赶集，唯独不喊我老婆。」

为了不连累妻儿，他躲起来不跟家里人接触，坚决不和老婆孩子用一个水龙头，上厕所都会跑去离家几百米外的公厕。可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乡亲们依旧躲得远远的，仿佛朝他家多看一眼都会被感染。

最过分的时候，连他家的菜地旁，都被邻居挖出一条深深的沟壑。

一家四口生活在村子里，就像被人为地关了「禁闭」。

所以到现在，彭涛都不敢接触自己的家人。他担心万一真的传染给妻儿，整个家在村里就完蛋了。

我在病房里就纳闷了，乙肝的传播途径只有三种：血液、体液、母婴传播。既不会通过消化道也不会通过呼吸道，很多家属最忌讳的握手、拥抱、吃饭、打喷嚏，甚至接吻，只要口腔里没有伤口，都不会传染。

我拿来一包糖，直接将两个小孩拉进了病房，剥开糖块，一人嘴里喂了一颗。

彭涛瞪着眼看我，那样子，不知道是想谴责这世界上竟然有像我这般厚颜无耻之人，还是因为我把他儿子带进病房。看得出来，他想一脚把我踹出去。

但他没有，因为不敢靠近自己的小孩。

我详细解释了乙肝的传染途径，而且说医院也允许探视。

彭涛一时语塞，讷讷地说：「真的可以那么近吗？」

我趁热打铁，「你左右走走看看，别的病房，家属、陪护多了去了，大家都是肝病，就你的传播途径不一样？」

彭涛的表情渐渐松懈下来。

我有点儿兴奋，话说的差不多了，我起身走人，把时间和空间都留给这一家四口。

隔了半小时，我又远远地偷窥，发现父子三人正盘腿坐在床上，抓着一把扑克玩得欢乐。

也是在那段时间，彭涛说出了自己这 10 年的经历。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从来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可以触碰两个孩子。

刚确诊那几年，在村里待不下去的彭涛，第一次忐忑地走进了「传染科」。

看了他的化验结果，医生只给他发了一本乙肝相关的资料，一片药都没给他开，并告诉他注意休息，按时复查，就可以正常地生活工作。

末了医生还特地拍了拍彭涛的肩膀，「你瞧，这样是不会传染的，别怕。」

当时彭涛只是乙肝携带者，只是携带了病毒而已，只要按时检查，根本不会伤及身体。

医生那风轻云淡的样子卸下了彭涛心头沉甸甸的石头。他拿着医生给的乙肝小册子，逮着乡亲，就一字一句念上半天，努力向大家解释自己的病。

可越念大家越害怕，越念大家离他越远。

他本以为医生的诊断是一道护身符，没想到，却成了坐实自己得了传染病的审判书。

村里人的反应让彭涛心里发虚，他开始怀疑医生当时跟他说的话。

如果医生没有骗他，为什么大家都要躲着他？

那是个传染病被严重误解的年代。而这当中，乙肝尤为严重。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上海爆发了甲肝。当时由于医学界未能对甲肝、乙肝进行严格区分，乙肝被误认为具有强烈的传染性。

当时国际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一亿乙肝病毒携带者。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里，属于「高感染区」。

「十人一乙肝」带来了恐慌：乙肝成了一项硬性规定。甚至有患者得了乙肝，要专门雇人去代体检。

彭涛也一样，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只能隐瞒自己的病情，在不需要体检的「黑工地」做工。

为了更像一个「正常人」，彭涛干重体力活，和大家一块抽烟喝酒，熬夜赶工。医生叮嘱的「注意休息，按时复查，戒烟戒酒」统统被他抛诸脑后。

只是这样的伪装，代价是自己的身体。

乙肝病毒携带变成了肝硬化，彭涛不得不向工头请长假。

工头腰背笔挺地坐在那，赏赐一般把工钱甩到桌子的一角，宣告劳动关系永久终结。手边还准备了一沓卫生纸。

平时和彭涛勾肩搭背的工友们，此刻都站得远远的，「这不是害人吗？有乙肝还在这里上班？」身后有人大声谴责起来。声音又尖又刺耳。

那一次，彭涛彻底死心了。

如今他在医院，已经不再问，得了病我该怎么办了。

他脑海里反反复复只剩自怨自艾：为什么得病的是我？

我看得出，外界的眼光，误导了彭涛的判断。

他不再相信医生的话，反而觉得自己身上有恶性绝症，所以才把自己封闭在病房里，跟着大家一起希望从收音机里得到「解药」。

这些误导就就像一条条死胡同，把他困在了迷宫里。

如果没有人为他解开这些误导，他可能永远没办法走出这个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