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固化的江户时代

固化的江户时代

简读日本史

第一节　江户时代的一道道绳索

一

中国的秦朝只存在了十五年。秦始皇死后三年秦朝就被推翻了，子孙尽被屠灭。和秦始皇一样，丰臣家族的统治也没有持续多久：丰臣秀吉去世后不过五年，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就宣布易主。从统一之日算起，丰臣家族的统治不过十四年，丰臣秀吉的子孙后来也是被斩杀净尽。

丰臣秀吉子嗣艰难。正室一直没有生育，虽然娶了很多侧室，但直到五十二岁才生下儿子鹤松。丰臣秀吉欣喜若狂，如上一章所述，视如珍宝，宠溺异常。不料 1591 年，三岁的爱子突然夭折。

此事对丰臣打击极大，他对生育后代彻底绝望。他孤注一掷，出兵朝鲜，据分析也与这种绝望的心情有关。万般无奈之下，他选定了自己的外甥丰臣秀次作为养子和继承人。秀次是秀吉姐姐的儿子，才华出众。秀吉甚至将「关白」之位让于秀次，自己就任「太阁」（退隐的关白称太阁）。

不料两年之后，秀吉又意外老年得子，生出了丰臣秀赖。秀次马上失宠，被令切腹自杀。秀吉还诛杀了秀次一家，以保证秀赖顺利接班。

1598 年，秀吉在侵朝失败的打击下去世，终年六十三岁，幼子秀赖年仅六岁，当然无法理政。丰臣秀吉遂将秀赖托付给「五大老」，即五位最有实力的大名。不得不说，如果秀吉多读读中国史书，就不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了。

二

五大老的首席，是德川家康，他本姓松平氏，叫松平元康。作为三河国大名的儿子，他年仅八岁就被送到别的大名处当人质，在枯寂的寺院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经历了漫长的提心吊胆，因此培养起超人的耐性。

有人编了一个小故事，来比较三位统治者性格之不同。

有人问：「杜鹃不啼，如之奈何？」织田信长的回答是：「杜鹃不啼，则杀之！」丰臣秀吉说：「杜鹃不啼，则逗之啼。」德川家康却说：「杜鹃不啼，则待之啼。」

这个故事传神地表现了德川家康隐忍克制的性格。后来他时常教导家臣们，做事要忍耐，忍耐，再忍耐。关于他的另一个传说是，与武田信玄的三方原合战中，德川家康因准备不足吓得大便失禁，慌忙逃回了浜松城。战后德川家康下令画师绘了一幅愁眉苦脸的画像，称为「颦像」，提醒自己以后要更加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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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画像

1562 年，成为家督的他与织田信长结盟，渐受重用，并参与了著名的长筱之战。在战国乱局中他不图一时之快，而是步步为营，积少成多，稳健发展，在丰臣秀吉时代，他已经拥有 250 万石领地，这个数量甚至超过了秀吉本人，这成了他后来能取代秀吉的经济基础。

成为五大老首席后，精于权术的他很快掌握了最高权力。接下来的情节就顺理成章了：1600 年，德川家康通过「关原合战」消灭了敌对诸侯，1603 年，他被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接下来他迫使秀赖母子自杀，消灭了丰臣氏一族。战国三杰中性格最谨慎的他笑到了最后，开创了江户时代。

三

人类历史的发展，往往富于戏剧性。在经历了「上下颠倒」、剧烈动荡的战国时代后，日本突然进入了「井井有条」「规规矩矩」的江户时代。江户时代最大的特点是稳定。长达 265 年的和平，是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个时代的一切似乎都是固定的：每个人生下来就属于固定的阶级，每个阶级的生活模式是固定的。甚至连人口也是固定的：江户时代当中有一个长达一百多年的时段，日本的人口数字居然几乎没有变化。

在两极之间来回波动，其实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规律。

从动荡到突然静止，表面上看，似乎与德川家康的个性有关。

如果我们把丰臣秀吉比作日本的「秦始皇」，那么德川家康可以称作日本的「朱元璋」。翻翻明史，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德川家康的性格与大明帝国的开创者朱元璋极为相似：刚强而自制，谨慎而节俭。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试图排除一切可能危及家族统治的风险，实现天下的永远稳定。因此，德川幕府的统治方略，与朱元璋的政治蓝图有很多相似之处。

朱元璋在位期间，曾经发布了一系列固化社会的诏令。他制定了严格的职业世袭制，军人的后代永远是军人，工匠的后代永远是工匠。他强化传统的户口制度和里甲制度，规定百姓不能改行，不得迁居。他制定了《皇明祖训》，详细规定了从皇帝到亲王的行为准则，从「如何行政」到「皇帝出行带哪些生活用品」，巨细靡遗。他为百官撰写了《授职到任须知》和《六部职掌》，把每个职务的岗位职责制定得明明白白。他制定了《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规定了全国百姓如何穿衣戴帽，以及不同级别臣民的住房面积。他为大明王朝所构思的这张蓝图的宗旨，就是把社会各阶级的生活方式固定化，以图江山万代不易。

而江户时代的社会管理思路，和大明王朝初期非常相似。德川家康及其子孙，用一道道绳索，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的手脚都捆扎起来，让他们不能「乱说乱动」，目标同样是实现社会固化。

其中第一道绳索，自然是用来捆束天下大名的。

江户幕府分封了 270 个大名。把天下土地的四分之一留给将军作为直辖地，其他则分封给各个大名。

这些大名被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将军的亲人，被称为亲藩大名。第二层是关原之战前就成为德川家臣的大名，被称为谱代大名，「谱代」也是个日本自创的汉文词，是「累世、世袭」的意思。亲藩和谱代大名都是最被信任的，大都被安置在江户附近或者其他战略要地。

关原之战后才选择与德川家站在一起的同盟军，或者战败投降的敌人，被称为外样大名。所谓「外样」，本是指屈从于领主的地方豪族。他们通常不被信任，所以其封地通常被移往比较边远的地区，这样即使造反，也要先通过其他大名的领地，才能到达江户。幕府有意识地安排部分谱代大名与外样大名的封地插花交错在一起，以让谱代大名监视外样大名。

为了有效管理大名，幕府制定了《武家诸法度》 [2] ，规定了大名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既包括对大名如何治藩理政这些大事的要求，也包括如何穿衣，如何坐轿，甚至不可和什么样的人结婚这样具体的生活方面的规定。目的是将大名和武士们紧紧地捆束起来，令他们稍有不谨，就会被绳之以法。

《武家诸法度》是由一系列文件组成，最典型的是 1615 年（庆长二十年）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发布的「元和令」：

（一）武士们应专心修练文武之道，做到文武兼备。

（二）不可聚饮游佚，不务正业。

（三）各国不可隐藏庇护违法之人。

（四）各国发现叛逆或杀人者，应从速追捕法办。

（五）各国之人不得与他国之人交往。

（六）各国城池，如需修缮，必须呈报，不得建筑新城。

（七）邻国如有生事叛乱结党之人，应该迅速呈报幕府。

（八）大名之间不可擅自缔结婚姻。

（九）大名参觐江户，必须遵守规定。

（十）不同阶层之人，衣裳品级，不可混杂。

（十一）杂役之人不可坐轿。

（十二）各国侍臣，应该力求节俭。

（十三）各国国主，应该选择有才干者担任。

为了控制这些大名，江户幕府还创造了「参觐交代」制度，也就是各地大名每隔一年就要到江户谒见将军。也就是说，他们一年驻守在自己的领地，另一年就要住在江户。至于他们的妻子则要一直留在江户作为人质。「正如凡尔赛宫法王路易十四的政策一样，这一措施将『武士——领主』变成了朝臣」，便于幕府对他们进行控制。

不久之后，幕府发现，这一制度的更大好处在于可以消耗掉各藩的财力，让他们无力造反：大名们在往返路上，以及住在江户期间，为了攀比和排场不得不花掉大量钱财。

大名们的排场之大是惊人的。「加贺大名……在江户参觐时，有八千个武士为他服务。当他回到自己的领地时，四千个武士留在江户为他打理宅邸——包括 267 英亩（约 108 公顷）的房屋与花园、营房、学校及仓库。」 [3] 因此花掉的钱也是惊人的。「江户时代的参觐交代各大名所耗费的费用占藩收入的 5% 到 20%，加上抵达江户后，在江户府邸所耗费的费用，可以达到藩财政收入的 50% 到 70%，而这还不包含藩所要上缴的赋税及给家臣所发的俸禄。参觐交代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削弱诸藩的实力，以达到强干弱枝，巩固幕府统治地位的目的。」 [4] 除此之外，将军还派出许多密探了解各地大名财政收支，一旦发现某个大名财力雄厚，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重大土木建筑工程，让他的财政状况降至原来水平。

大阪战役后，幕府制定了「一国一城制」，即一个大名只能保留一座城堡。战国时代 3000 多座城堡被一举拆除，只剩下 170 座。而且仅有的这一座城堡也不能随便维修，如想翻新加固必须经过幕府的同意。1618 年，由于遭遇台风，广岛城破损严重，藩主福岛正则在向幕府的执政官员申报后，未等批准文书到达，便开始修缮工程。后来福岛正则虽然专门赴江户请罪，并且拆除已经修好的工程，但他的近 50 万石领地仍然被没收，只剩下 4.5 万石。

四

第二道绳索是把天下万民的等级固定化。幕府将社会分成壁垒分明的四个等级：士、农、工、商。各个等级不仅不能通婚，而且连各自从事的职业都不能改变。

士就是武士，是统治阶级，而农、工、商是「庶民」，武士与庶民之间有一条巨大鸿沟，只有武士能担任官职，有佩带刀剑的特权，「平民在途中遇到了武士，则应以手挨地行敬礼」。 [5] 平民如果对他们「无礼」，哪怕仅仅是不给他们行礼，武士就有权直接拔刀将其砍死，这叫「斩舍御免」（相当于格杀勿论）。

但是武士也并不自由。战国时代的武士一般生活在自己的庄园，是或大或小的地头蛇。而江户时代的武士没有一寸土地，他们必须生活在主君所在的城市，只有俸禄收入（这份俸禄通常并不丰厚）。幕府对武士的生活和行为也做了许多规定，比如他的俸禄只能由长子继承，不许分家产。

农民则被束缚在土地上，不能迁徙，不能改变职业，也不能买卖土地，而是世世代代以长子继承的方式耕种同一块土地。他们要承受沉重的实物地租，即「年贡」（通常是大米收获量的 50%，即「五公五民」），还要加上各种杂税、劳役。近邻五户要组成「五人组」，负有互相监视的义务，一人有过，全体连坐。 [6] 因此状态有如农奴。

商人地位最低，列四民之末，也是世袭的，不能改行从事他业，也不能和武士住在同一区域内。

在江户时代，每一家的门口都要张贴有关其阶层和身份的标志。 [7] 不同的阶层，衣、食、住、行都有明确的标准。比如《享保令》关于穿衣规定说：「白绫是给公卿（三位）以上，白小袖是给诸大夫（五位）以上。不可胡乱穿着紫裕、紫里、练、无纹的小袖。禁止家中的下级武士穿着绫罗和有锦的刺绣服饰。」关于出行工具的规定则是：「只有德川一门、藩主、城主、所领 1 万石以上并持有一国的大名的儿子、城主、侍从以上的嫡子、50 岁以上的人、医者、阴阳师、病人等人被允许乘轿，其他人不准乘轿。」《奢侈取缔令》中则规定了商人的穿戴、雨伞样式，以及在婚丧时的费用限额。这些规定甚至细致到「某一等级的农民可以给他的孩子买某种布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民则只能买其他种类的布娃娃」。

五

最后一道绳索则是把日本和世界分隔开来。江户幕府一改战国时期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做法，实行锁国政策。从 1633 年到 1639 年，幕府先后发布五道锁国令。幕府规定日本人不准出国，否则将被处以死刑。侨居外国的日本人如果回国，不问理由一律处死。 [8]

除了锁国令外，江户幕府还严厉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德川家康继承丰臣秀吉的政策，发起了一场肃清外国宗教的运动。庆长十七年（1612 年）3 月，幕府发出禁教令：「日本，神国、佛国也。基督教徒党传邪法，谋政变以夺国，违法令，谤神佛，礼拜罪人（指耶稣），崇信有加，应予严禁。」 [9] 幕府破坏教堂，逮捕教民。拒绝改宗的，捆缚在草席和蒲包里，露出脑袋游街。妇女被裸体示众，或送往妓院当妓女。从元和五年（1619 年）到宽永十二年（1635 年），被处刑的日本教徒为数约达 28 万人，大约 3000 人殉教。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把国家封锁得如同铁桶一般严密，但幕府还是在铁桶上给自己留了一个观察孔，那就是长崎。锁国之后，幕府留下长崎一港进行外贸，准许中国、荷兰船舶通航，一些与西方自然科学有关的荷兰书籍和汉译书籍由此进入日本。日本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西方医药书籍的人体解剖图非常精密，1774 年（安永三年）日本医生杉田玄白翻译了荷兰语西方医学书籍《解体新书》，「兰学」由此诞生。江户时代一批日本人专注研究荷兰语、西方医学，以及测量术、炮术等技术，为明治维新后西方学术涌入做了铺垫。

第二节　江户其实是一个继承的时代

一

江户时代的种种规定，与朱元璋的治国之策是如此相似，以至于我们不能不联想，德川家康和他的子孙们可能认真研读过《皇明祖训》和《大明会典》。

不过，不论是德川家族的个性，还是朱明统治方略可能的启发，都不是影响日本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历史大转折背后，通常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中国通过战国改革逐渐探索出了大一统专制集权的发展道路，导致秦朝的统一和大一统郡县制度的确立。而江户时代的集权措施也有着战国时代漫长的铺垫。

我们前面讲到的日本战国改革中，有一点没有展开细讲，那就是集权措施。和中国战国的改革一样，日本战国改革的第一个重点是集权。战国时代漫长的动荡，让日本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寻求安定的渴望。特别是频繁的「下克上」，让爬上权力顶峰的大名，开始不约而同地思考如何将权力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

因此战国大名在自己的权力稳固之后，都致力于强化集权，在自己的藩内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他们通过与家臣签订契约（「起请文」）的方式，明确上下级的权利和义务，强化对臣下的约束和管理。比如天文元年（1532 年），毛利元就与他的三十二名家臣签署起请文，明确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天文十九年（1550 年），毛利元就以不守义务为名，诛杀了三十余名家臣，之后又与二百三十八名家臣签署了起请文，再一次强化纪律。 [10]

庆长十六年（1611 年），德川家康也曾对西日本大名下发「誓文」，要求各大名集体签名。誓文由三条组成：不得违背幕府发布的各种政令；各藩不得隐匿违背法度与违抗将军命令者；不可包庇家臣中之叛逆者及杀人犯。

战国时代各地大名集权的另一手段是纷纷制定「分国法」或者「家法」，通过严密的法条，对家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比如北条早云制定了《壁书二十一条》，毛利元就制定了《毛利元就教诫状》，土佐国山内忠义有《定法度条条》，甲斐国武田氏有《甲州法度之次第》等。各国法条文有详有略，但主要内容不外是对领国内的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比如武田信玄的《甲州法度之次第》，对家臣权力，以及年贡、军役等五十多项都进行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 [11]

总的来说，大名们通过家法对家臣行动进行各种约束，比如禁止家臣把领地出售或分散继承，强制推行长子继承制。禁止家臣之间私斗，以防内讧；同时也禁止家臣私自结盟。甚至家臣要把女儿嫁给谁，也要得到主君批准，以防家臣把女儿当作结盟的工具。违反这些规定要受到严罚，甚至酷刑加身。 [12]

无独有偶，类似的控制家臣的方法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也曾经普遍出现。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或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团结，经常与家臣举行盟誓。「用血为盟书，书成，乃歃血而读书。」盟书一般一式两份，一份藏于公府，另一份埋入地下，让神明来进行监督，所谓「杀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违，欲令神加殃咎」。

《春秋》《左传》中关于盟誓的记载有 200 多处，山西侯马一次出土盟书 5000 余件，可见当时盟誓之频繁。「侯马盟书」的第一类内容是晋国赵氏宗族内部强调「事宗祀」和「守清庙」，要求赵氏家族内部每个人都要诚心效忠盟主，即晋国著名大夫赵简子，听从赵简子的指挥，保卫赵氏宗庙。第二类是同宗之外的人参加盟约的辞文。与盟人表示把自己「质」于主盟人，辞文中都有「自质于君所」，并且断绝与旧主君的关系，把自己的性命和家产都交到赵简子手中。第三类是「纳室类」，内容中禁止「纳室」（「室」是当时的统计单位，代表一定的劳动力和土地），即参加盟誓的人在盟誓后不再扩充人口、土地、财产。如果知道同宗兄弟有人「纳室」的，也要报告主君，否则甘愿接受主君的诛讨。这些内容和日本战国时的起请文和誓文非常相似。

通过这样的方式，很多藩国的内部政治逐渐稳定下来，「下克上」现象渐渐减少。这些「分国法」或者「家法」，在江户时代被总结成《武家诸法度》，构成江户时代的政治纪律基础。因此「元和令」的几乎所有内容，包括第八条禁止大名通婚，都不是德川家的首创，而只是继承。

二

除了《武家诸法度》外，江户幕府的其他统治手段，绝大多数也都有历史延续性。

江户时代锁闭社会等级和身份，不许四民改变职业，这并不是德川家的发明，而是继承自丰臣秀吉。早在天正十九年（1591 年）八月，丰臣秀吉就发布了《身份统制令》，禁止农民转变为武士，手工业者和商人也不得变更职业。

江户时代的土地制度，也是直接继承自丰臣秀吉。「太阁检地」的成果被江户时代承认，丰臣秀吉制定的赋税体系和「一地一作人」的原则被完整保留下来，成为江户统治的基础。什么叫「一地一作人」呢？就是一块地，世世代代由一家农民耕作，由长子继承。这块土地上的赋税也直接上交大名，不得经过中间盘剥。农民不许改行，不许离开土地。规定「如有放弃田地或出外经商或靠工钱谋生的人，本人不用说，还应处分其全体村民」。 [13] 德川氏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展出连坐制度，让它更为完善。

江户幕府将大名分出亲疏，让他们相互监视，这种安排方式，其实也是从丰臣秀吉时代开始的。丰臣秀吉就把自己一族和近臣安置在重要地区，把那些不可靠的大名调离原来领地，比如原在东海地方拥有巨大势力的德川家康就被调到关东地方。江户时代在各藩藩界设有哨所关卡，查验过往行人，严禁「出女入炮」，即私运妇女出境或偷运武器入境，这些措施同样是从战国后期就开始实行的。

因此，江户时代实际是一个继承的时代，一个集大成的时代。它与朱明的相似，可能更多的是「不谋而合」。

第三节　如愿以偿的固化

经过重重努力，江户时代的日本近乎达到了德川家康设想的理想状态：一切都固定下来，「万世不变」，出现了约 260 年的安定局面。「权力集中与下放之间的平衡一直持续到德川晚期。没有大名意图推翻幕府的统治，幕府也没有试图扩展对藩领的行政控制。」 [14]

江户时代的特点是一切都井井有条，固定不变，每个人一生下来就被闭锁在固定的身份等级中，不论能力如何，永远不能越出自己所世袭的阶层。

「幕藩体制是一个依靠世袭制的身份制社会。……幕府的官职大老、老中和若年寄等由谱代大名所独占，根据其门第而加以任命。……相反，如出身于下级武士家庭，就一辈子为下级武士，如出身于农民家庭，就一辈子当农民。」 [15]

福泽谕吉说：「就好像日本全国几千万人民，被分别关闭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绝开一样，简直是寸步难移。……这种界限，简直像铜墙铁壁，任何力量也无法摧毁。」

这种固化是如此有效，以至于江户时代出现了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景：在江户时代的一个时段里，甚至连人口数字都固化了。

江户初期，天下难得太平，农民拼命开垦荒地，因为赋税额度已经固定，新开垦的土地上的收获至少在下次赋税额度调整前的一段时间内是自己的，所以「耕地面积成倍地增加。17 世纪初，全国耕地面积大约 150 万町步，到 18 世纪初，增加到 300 万町步」。农业增收，人口自然随之激增，「全国人口也由 17 世纪初的 1800 万人，增加到 18 世纪初的 2600 万人」。 [16] 但是等空地都被开发殆尽之后，耕地数量和粮食产量都趋于固定，人口增长也进入停滞状态。

「江户时代的人口在前半期虽增长得相当急速，然而到了后半期便突然呈现出停滞状态。……江户时代（后期）的人口调查从短期看虽有波动，但从长期看来，则是停滞在 2600 万上下。」 [17] 「18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中叶为止的一百多年间，（日本人口）几乎没有什么增加。」 [18] 而在这期间，中国的人口几乎翻倍。

在一百年间，没有战乱，没有大的灾害，同时又有美洲作物传播到亚洲，日本人口是怎么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停止增长的呢？通过残酷的「子间引」。

和中国人认为多生儿子会让家族兴旺相反，日本人认为，多生儿子会让家族毁灭。因为只有长子能继承土地，儿子生多了无法打发。所以日本农村中流行着一种风俗，「子间引」，即只留下长子，最多再留一个次子做「备胎」，其余的孩子就要「间引」掉。据记载，「元禄年间日本农民一夫一妇还生子女五六人甚至七八人以上」，到宝历年间后，「生一二人后，便不再生，余皆间引」。怎么「间引」呢？通过堕胎或者弃婴的方式。「人为的堕胎和弃婴是阻碍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由于生活贫困人为控制人口，虽在江户时代以前就已存在，然而成为一种半公开的行为则是江户中期以后的事。这时就连武士阶级也不得不实行人口控制，而到了江户末期在农民中的日益贫困化则更为严重。」 [19]

因此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出现了人类传统时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就是全社会有效地自发控制生育。这和大陆另一端采取晚婚来节制人口的英国异曲同工，都是通过人为的努力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巧合的是，这两个国家都是长子继承制的典型。

《菊与刀》总结说：「像武士一样，农民对家庭规模进行限制。整个德川时代，日本人口总数几乎没有变化。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和平状态的亚洲国家，这样停滞的人口数字足以说明当时的统治状况。」

第四节　天皇的地位

一

进入幕府时代以后，我们就几乎一直在谈将军和大名，那么天皇呢？他们生活得怎么样？

在幕府时代以前，天皇虽然大部分时期没有实权，但是毕竟处在权力争夺的中心，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就好比一顶华丽的帽子，谁都要拿来戴一戴。然而到了幕府时代，他们就被撇在一边，连理都没人理了。

在镰仓幕府前期，皇室本来还有一定的权威和相当数量的领地，但 1221 年皇室试图夺回权力发动「承久之乱」失败后，幕府没收了 3000 余处皇室和贵族的领地，天皇在经济上迅速陷入困境，政治上的权威更完全丧失，不仅朝廷的人事安排要得到幕府的承认，连皇嗣是谁也要取决于幕府。 [20]

室町幕府建立后，皇室地位进一步降低。镰仓幕府时期，天皇还拥有一些残余的特权，比如制定年号的权力。但是室町幕府建立后，连发布新年号的权力也被幕府拿走。17 世纪的「宽永」年号，由于幕府方面的阻挠，居然为三代天皇所共用而不得更改。 [21] 在经济上，剩余的皇室领地也大批被大名夺走，为维持皇室和朝廷的开支，天皇不得不依靠出卖荣誉性官职为财源。

进入战国时期，大名们你杀我夺，皇室更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财政越发困窘。1500 年，37 岁的后柏原天皇登基，因为没钱，举行不了即位大典。皇室只好向大名们求助，却屡遭大名的白眼。一直到 1521 年，已经 58 岁须发斑白的天皇才依靠本愿寺的进献，勉强举行了即位典礼。 [22] 这一时期，不少天皇为了赚点润笔，还为大名和寺院抄写佛教经文。 [23]

到了江户幕府时代，一切稳定下来，皇室的生活终于也有了保障。幕府给皇室提供了固定的收入来源，虽然皇室岁入仅 3 万石， [24] 不及一个普通大名，但毕竟不愁吃喝了。既然靠幕府供养，皇室只能事事听命于幕府，讨好将军，正如《本朝通鉴》所说：「朝廷赖武家而愈尊，武家仰朝廷而愈隆。」

德川家族为德川家康修建了壮丽的日光东照宫，尊德川家康为「东照大权现」。天皇每年也必须派人去祭拜家康的神位。相反，德川家族却并不派人去供奉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参拜。显然，虽然日本天皇与将军的关系类似罗马教皇与欧洲各国国王的关系，但天皇的权威明显更弱。 [25] 当时京都流传着一首讽刺诗说：「凤凰生末世，落魄亦堪悲。」

强调制定规范把一切死角都管起来的幕府当然没忘了天皇和他的小朝廷。1615 年幕府颁布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对天皇的生活进行了很多具体的规定。《法度》规定，天皇主要的任务就是读书，不必关心其他：「天子御艺能之事，第一御学问也。」当然，书也不能随便读。一是「诵习《群书治要》」；二是研习和歌，因为和歌是「我（日本）国习俗也，不可弃置」。

后来，将军德川家继又制定了《禁里御所条目》，除了学习之外，对天皇的其他行动也提出了要求，不能闲谈，不能饲养宠物，不能踢球，看戏也要有节制：

天皇之举止是守古风，避现代之风；保持敬神、仁恕之心情；不急躁，倾心学问；不闲谈，不饲鸟兽，不踢球。看木偶戏和狂言等也要适可而止。 [26]

小朝廷中的公卿贵族也被严厉地管束起来，各个贵族家庭的地位高低和座次排列都有明确规定，甚至还有「无论白昼和黑夜，不得无事在市街小路徘徊」等苛细的要求。

这样一来，天皇和小朝廷就完全变成幕府的食客了。从 1603 年江户幕府建立至 1846 年的 240 多年间，共经历了 14 代天皇。他们无不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地度日。

即使他们讨厌高高在上的幕府，怀念遥远的过去（那时的天皇是最高统治者），但是大多数天皇和贵族对各种严苛规定都不敢表示不满。他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世界里，并似乎浑然不觉，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也能使他们念叨上几十年。即使他们讨厌幕府干涉自己的生活，讨厌江户派驻京都的官员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但是他们心里很清楚，没有幕府给的薪俸他们就活不下去。 [27]

唐纳德·基恩说：「德川时代的天皇生活肯定非常无聊。除了夜里寻欢作乐得到的安慰之外（后水尾天皇有三十七个孩子，后西天皇则有二十七个），每天的工作似乎都是主持各种仪式，这些仪式年复一年地进行，不曾有半点变化。此外，我们也可以认为除个别例外，天皇生活的最压抑之处在于他的活动范围非常小。……从 1632 年到 1863 年孝明参拜贺茂神社和石清水八幡宫为止，历代天皇极少离开御所，少有的几次也是因为发生了什么灾难。他们没有人见过大海或富士山，也没见过幕府统治下的江户城。」 [28]

注释：

[1] 德川家康的处世哲学是质素俭约，「时时知足」。外出狩猎只带一小撮饭团和梅干，吃不完还要带回去。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年轻家臣梳着流行发型，便将他叫到身边责备道：「混账小子，尔祖父身居要职，心存武道四方奔走，也不似你这般结发招摇。」类似的故事曾发生在朱元璋时代。有一次朱元璋见到一个散骑舍人穿一身值五百贯的华丽衣裳，遂教训他说：「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长膏粱纨绮之下，农桑勤苦，邈无闻知，一衣制及五百贯；此农夫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而尔费之于一衣。骄奢若此，岂不暴殄？自今切宜戒之。」

[2] 所谓「武家」，也是日本专用政治名词，即幕府治下的众武士们，这是相对「公家」（天皇小朝廷）的词语。

[3] [美]阿尔伯特·克雷格：《哈佛日本文明简史》，李虎、林娟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 年，第 77 页。

[4] 华先发、杨元刚主编《翻译与文化研究。第 10 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455 页。

[5] [日]渡边秀方：《中国国民性论》，高明译，北新书局，1929 年，第 149 页。

[6] [日]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316 页。

[7]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66 页。

[8] [美]阿尔伯特·克雷格：《哈佛日本文明简史》，李虎、林娟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 年，第 74 页。

[9] 孙秀玲：《一口气读完日本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年，第 116 页。

[10] 浙江工商大学中日文化比较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编《日本历史与文化论集：王金林学术论文选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年，第 135 页。签了契约后，大名还经常派出密探监视家臣行动，以防他们谋反。

[11] 浙江工商大学中日文化比较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编《日本历史与文化论集：王金林学术论文选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年，第 138 页。

[12] 北条早云制定了《壁书二十一条》，更是大至宗教信仰，小至言行细节，无所不包。要求家里人早睡早起，平时用水要节约，洗脸、洗手的水可以洗厕所、马厩和庭院；咳嗽时不要大声，也不好听，应有顾忌，悄声地咳。这些都是「跼天蹐地的事」（第四条）。王金林：《日本中世史》下册，昆仑出版社，2013 年，第 643—644 页。

[13] [日]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290—291 页。

[14] [美]阿尔伯特·克雷格：《哈佛日本文明简史》，李虎、林娟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 年，第 83 页。

[15] [日]依田憙家：《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卞立强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 年，第 22—23 页。

[16] 孙义学：《日本江户时代的农民境况》，载南开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281 页。

[17] [日]大渊宽、[日]森冈仁：《经济人口学》，张真宁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年，第 188 页。鬼头宏在《日本二千年人口史》里则说，「1720 年约为 2600 万人，1840 年约为 3000 万人。1600—1720 年的 120 年间，人口增加 160%。而 1720—1840 年的 120 年间，人口仅增加 15.4%」。

[18] 王少普：《封建时代中日小农经济的比较研究》，载《从亚太看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年，第 140 页。

[19] [日]大渊宽、[日]森冈仁：《经济人口学》，张真宁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年，第 189 页。

[20] 翟新：《日本天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52—53 页。

[21] 翟新：《日本天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60 页。

[22] 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97 页。

[23] 翟新：《日本天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61 页。

[24] 实际相当于米 8000 石，银 302 贯多，全部公卿贵族的收入总共不到 15 万石，整个朝廷连同其他收入仅 40 万至 50 万石。

[25] [日]井上清：《天皇制》，辽宁大学哲学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75 年，第 17 页。

[26] 转引自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02 页。

[27] [美]唐纳德·基恩：《明治天皇：1852—1912》，曾小楚、伍秋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 年，第 11 页。

[28] [美]唐纳德·基恩：《明治天皇：1852—1912》，曾小楚、伍秋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 年，第 11—1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