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女中尧舜和千古贤相是如何联手砸掉宋代江山的？

女中尧舜和千古贤相是如何联手砸掉宋代江山的？

说不尽的宋朝：解读不为人知的趣味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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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一定程度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但宋神宗去世后，保守派全面反扑，导致新法毁于一旦，更开启了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被称为「女中尧舜」的高太后和「千古贤相」的司马光，是如何联手砸掉大宋江山的？新旧党争又为何愈演愈烈，不可调和？这节课我们就来讲一讲宋哲宗在位期间的新旧党争和改革变法。

一、 元祐更化

宋哲宗赵煦是宋神宗的儿子，他在位十五年，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英宗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为期九年；二是自己亲政时期，为期七年。在他的努力下，宋朝国力达到巅峰，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也是辉煌的一生，更是被史学家选择性忽视的一生。

赵煦继位时只有九岁，她的奶奶，也就是英宗皇后高氏垂帘听政。这位老太太最讨厌新法，一上台就召回已经六十八岁高龄的司马光，两人一拍即合，准备全面废除新法，但变法派认为新法是神宗的心血，赵煦是神宗的儿子，儿子不能废老爹的法，这回司马光不保守了，也不讲「祖宗之法」了，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母改子」的口号，怂恿高太后以神宗母亲的身份废除新法，凡是新法，不管好坏，一概废除。

废除新法时，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据理力争，就连苏轼、苏辙、范纯仁这样的保守派骨干都认为有些新法是好的，不该全部废除。司马光犯起了牛脾气，一概听不进去，他认为新法全部都是毒药，一日不废，百姓就生不如死，他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一年之内尽废新法，还自以为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甚至对别人念叨说「新法不废，我死不瞑目」。

新法中的免役法是符合历史潮流的科学举措，当时就受到绝大多数人认可，司马光明知如此，却坚持大开倒车，下令一个月内废除。大家都觉得不合适，只有权知开封府蔡京拍着胸脯说保证没问题，五天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司马光高兴地说「天下人都像蔡京这样就好了」，要说他不是借废除新法发泄私愤，傻瓜都不相信。

除了尽废新法，高太后还支持司马光，引荐了一大波被贬的守旧派官员，不遗余力打击变法派。变法派骨干章惇当面批驳司马光废除免疫法、恢复差役法的主张，把司马光驳得体无完肤，守旧派一看司马光架不住，动员台谏力量疯狂攻击，诬陷章惇侮谩太后，把章惇贬官赋闲。

蔡确被贬后，写了一首《车盖亭诗》，保守派官员攻击说蔡确「诽谤讥讪」，将高太后比作武则天，高太后大怒，把蔡确贬往岭南。有些保守派官员说蔡确母亲年老，建议贬到稍近的地方，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最终导致蔡确死在岭南。

吕惠卿被贬后，连一口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凉水得病，被保守派抓住把柄攻击。总之，保守派把变法派一网打尽，全部贬逐出京后仍不满意，还要把对方搞黑搞臭，变法派人人自危，惶恐不安，却无力反抗，只能默默承认，长此以往，他们的心理被扭曲，一旦东山再起，必定强势反弹，大肆报复。

对外方面，司马光鼓吹「以德治国」，反对神宗时期的西北拓边行动，认为这是故意生事，会惹得好邻居西夏不高兴，影响睦邻友好，他主动把牺牲众多将士才收复的四寨之地送给西夏，换来西夏的高兴，却引发社会各界强烈不满，就连保守派都不以为然，司马光本人竟以此为荣，自认为干了一件有利于国际和平的大好事。

可以说，司马光生命的最后一年里，除了援引旧党，尽废新法，尽逐新党，什么实事都没干，因为这段历史发生在宋哲宗元祐年间，主流是废除新法，恢复旧法，故而史称「元祐更化」。

简单地说，「元祐更化」是保守派的一次全面反攻倒算。如果说王安石和新党还算干实事，只是效果不理想的话，司马光和旧党就是一帮「键盘侠」加「职业喷子」，除了反对就是反对，执政理念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但后世却把元祐年间美化成宋朝政治生态最好的阶段，说一旦废除新法，天下很快太平，政治很快清明，国家很快强大，简直是睁着眼睛昧着良心说瞎话，至于称颂高太后是「女中尧舜」，吹捧司马光为「千古贤相」，更是令人作呕。

之所以出现这种观点，主要是宋高宗赵构和理学家的功劳，他们把王安石及其变法定为「靖康之耻」的罪魁祸首，自然要推崇反对新法的「元祐更化」。赵构公然宣称「朕最爱元祐」，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们大肆攻击王安石及其新学，把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人吹捧为「元祐诸贤」，当理学成为官方正统的显学后，所有读书人都接受理学思想，王安石和新党就很难翻身了。

讽刺的是，保守派折腾了几年以后，突然发现国库没钱了，神宗积累的钱财都被败光了，而仁义道德又不能当钱花，只好请求恢复青苗法，解决财政收入问题；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后，老百姓苦不堪言，强烈要求恢复免役法，于是又恢复了免役法，真是把自己的脸打得啪啪响。

对司马光等人近乎疯狂的倒行逆施，还是有人清醒并表示反对的。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不仅反对尽废新法，还反对将变法派一网打尽，蔡确被贬岭南时，他极力反对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但像他这样冷静的人太少了，绝大多数保守派官员在高太后的支持下，不分青红皂白，凡是新法全部废除，凡是变法派全部贬逐，甚至到了不惜诬告陷害、丧心病狂的地步。

王安石贬逐保守派，只是为了顺利推进新法，为了干实事，可以说对事不对人；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尽逐变法派，更多是为了发泄私愤，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他们的做法为开启了新旧党争的大门，也为自己将来的命运埋下了隐患。

司马光等人还犯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他们认为皇帝年龄小不懂事，国家大事都是高太后说了算，所以从来不向宋哲宗汇报工作，每次上朝都面向高太后说话，把后背和屁股留给宋哲宗，完全当皇帝不存在。殊不知宋哲宗天生聪慧，早已知道君臣之义，司马光等人无视自己的举动激起了他的严重不满，只是时机未到，一直忍耐着没有爆发。

有人奉劝司马光要考虑宋哲宗的感受，你今天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提出「以母改子」的奇谈怪论，以后如果有人告诉皇帝「父子之义」，唆使皇帝继承父亲的未竟事业，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却执迷不悟地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

那位被吹捧为「女中尧舜」的高太后，在对待宋哲宗的问题上同样犯了重大错误。高太后想把宋哲宗培养成宋仁宗一样懦弱听话的老好人，而不是宋神宗一样励精图治的改革家，因此对哲宗管教极其严格，派了二十多名年长的宫女轮流监视，一举一动都向自己报告，让宋哲宗倍感窒息；高太后对待宋哲宗的生母十分苛刻，动辄教训，让哲宗心生不满；司马光等人眼中只有高太后，对哲宗视而不见，高太后却浑然不觉，甚至到哲宗成年后，还把持权力，迟迟不肯让哲宗亲政。

这一切都让少年老成的哲宗对这个毫不慈祥的奶奶抱有深深的怨恨，只是迫于压力不敢公开泄愤，甚至还要谨言慎行，以免被废。高太后病重将死时，曾对宰相吕大防、范纯仁说：「我死以后，皇上肯定不会再重用你们，你俩要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动退避，免得遭祸。」

可惜高太后觉悟的太晚了些，如果她执政期间能公正一些，开明一些，不是一边倒地支持旧党，北宋后期的党争也不会一发不可收拾。相比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君臣搭档，高太后和司马光「女中尧舜」与「千古贤相」的组合才更应当为北宋的灭亡负责。

二、 绍圣绍述

高太后一死，宋哲宗亲政，朝廷立刻变了天，对旧党一肚子不满的他任用章惇为宰相，大批启用新党，贬逐旧党。章惇不是忍气吞声的性格，他信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旧党当初对我不仁，别怪我对你不义，他当政后辅佐宋哲宗大力打击旧党，特别是元祐大臣，如司马光、苏轼、苏辙、刘挚、王岩叟等人都被贬逐或追贬，就连高太后也未能幸免，被攻击为「老奸擅国」，章惇等人还起草追废高太后称号的诏书，准备出一口恶气，还好宋哲宗悬崖勒马，方才作罢。

不过，宋哲宗和章惇对旧党势力的打击并非赶尽杀绝，也不是毫无节制，他们不像旧党空谈误国，而是实干兴邦，驱逐旧党固然有发泄私愤的成分，但在发泄之后，很快把精力转移到治国理政、富国强兵上来，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哲宗少年老成，志向远大，深沉聪慧，章惇则性格耿直，才高气傲，能力极强，他和哲宗的搭档很像王安石和神宗的组合，两人都仰慕神宗及其变法，便以「绍述」（继承）神宗成法为名，改年号为「绍圣」，开始了励精图治。

经济方面，章惇力主在全国推行新法，基本恢复了神宗时期的新法措施，并对其中不合理之处进行完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使得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农民负担减轻，国势有了很大起色。章惇不仅推行新法，也沿用一些元祐年间的法令，不像旧党一样对新法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废除，宋哲宗曾问：「元祐法令也有可取之处吗？」章惇回答说「取其善者」，足见他的政治风度和智慧。

军事外交方面，对吐蕃诸部恩威并重，又打又拉，彻底降服吐蕃，攻灭唃厮啰，占领青唐地区，进一步压缩西夏的战略空间；针对宿敌西夏的频繁侵扰，放弃以金钱买和平，启用名将章楶，采取强硬态度，以「浅攻」战略进逼西夏，屡战屡胜，打得西夏溃不成军，迫使西夏卑辞乞和，屈膝称臣，彻底建立了对西夏的战略优势，扩大了宋朝的统治疆域，一扫外战外行的颓废态势，彻底扬眉吐气了一把。

政治方面，继续改革官制，刷新吏治，裁抑侥幸，淘汰冗员，罢免庸官，节约了大量行政经费。章惇为人正直，原则性强，他独相七年，以身作则，从不搞特权，也不肯任用私亲，四个儿子都是进士登科，官职最高者不过从八品。章惇向来「帮理不帮亲」，苏轼因反对新法，深陷「乌台诗案」，章惇为其秉公直言；司马光尽废新法，无人敢冒险反对，章惇挺身而出，与其当面辩驳；司马光坚持将土地拱手送给西夏，章惇据理力争……这样一个正直、富有才干、影响深远的宰相，却被后世理学家大肆攻击批评，甚至被列入《宋史奸佞传》，主要就是因为他推行新法，贬逐旧党。

宋哲宗亲政的七年，是北宋初期以来国力最强盛、对外最强势的七年。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宋朝的中兴绝非梦想，可惜天不假年，英明智慧的宋哲宗只活了二十四岁，而且没有留下子嗣。哲宗死后，在神宗向皇后的支持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这位多才多艺的皇帝将宋朝推向最繁荣的阶段，也导致了宋朝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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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百家争鸣，学术之争还是权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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