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因为医生洗了次手，男人 10 年不肯抱自己的孩子（下）

因为医生洗了次手，男人 10 年不肯抱自己的孩子（下）

真实治疗手记 2：医生不会轻易说出口的生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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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们的到来，总算让彭涛和外界有所接触，但一个人的时候，他还是会自己听收音机，期盼着能从那些「大师」的嘴里，听到「乙肝阳转阴」的药方。

「乙肝阳转阴」几乎是所有乙肝病人的执念。在彭涛的眼里，更是自己能做回「正常人」的标志。

近两年，彭涛就到医院打听过乙肝阳转阴的办法。

乙肝病毒非常狡猾，它会把自己的 DNA 连接在人肝细胞 DNA 的尾巴上，这就意味着，一旦病毒进入肝脏，乙肝病毒将和肝细胞共存亡。因此，虽然乙肝可防、可控、可治，却很难被彻底清除。

医生听了彭涛的要求，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用消毒液消毒了双手之后，转身去看下一位病人。

但那一刻，这个常规动作就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彭涛的心头。

他误以为，医生也和那些人一样，开始歧视自己了。

这让我想到来传染科之前，自己在外面听到的一些流言，比如「传染科周围阴气太重，种不了树」的传闻。

带教老师和我讲过，住院部原先是想给传染大楼周围种上树的，只是被医生和病人全力抵制了。

病人们觉得，树荫挡住阳光，楼里阴气会重，兆头不好，也不利于紫外线杀死病菌；医生护士们则认为，整栋楼被隔绝在角落，终年不见天日，已经很压抑了，要是连窗外的阳光都不能洒进来，太影响上班的心情。

医生和病人一致的态度，才让院部放弃了植树的计划。结果在外人口中，就变成了传染科阴气太重。

只是当大家心里有疑惑的时候，也就有了倾向性，原本正常的事儿也被解读得反常而已。

所以彭涛总是胡乱猜测。他开始暗戳戳地观察医生的举动，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回想病房里的各种防护措施：医护人员频繁的洗手消毒，保洁员一日三遍全副武装地清洁擦拭，每个人身上弥漫着的消毒水气味……

所有这些常规行为，通通被他想象成了对自己的歧视。

他不再相信那些年轻的医生，不再相信那本薄薄的乙肝宣传册。

他更愿意去听那些虚假的广播，毕竟里面的「大师」，郑重保证自己能治好乙肝，而且装得和患者贼亲热。

在他长达 10 年的病程中，得到最多的是白眼和伤害。这也导致他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

我想带他出来。

我开诚布公地和彭涛好好聊了聊乙肝，试着让彭涛再次踏进他心目中的禁区。

我从乙肝的传播途径讲起，再延伸到 1988 年由于上海甲肝爆发，导致人们对乙肝有了连带的误解和歧视，最后坦然地告诉他，乙肝至今为止还是世界上尚未攻克的难题，而不惧怕它最好的方法，就是熟悉它，面对它。

「你也吃了这么多的苦，被这个病折腾得够呛，咱们从今以后，有病治病，行不？」我坐在他的床边，诚恳地对他说，帮他解开这 10 年来，没人坐下来为他解答的疑惑。

最后，我剥了一个橘子，和他分着一起吃。

他看着我说：「上次有人这样做，是十年前了。」

我买了一本日历送他，在日历的背面，我会写一条他今天要做到的事：今天主动跟医生护士问好；今天跟儿子一起出门。做到了就帮他打勾。

我和彭太太结成了统一战线，接下来的日子合起伙来一点点撬动着彭涛。

第一条就是：「逼迫」他出门。

传染病区里的人，最不愿意的事，应该就是出门了。

因为病症的原因，他们中有些人样子怪异，怕被人盯着看，更怕被人看到，他们是从传染科的楼里出来的。

所以近在咫尺的篮球场总是空荡荡。

周末的傍晚，彭太太带着孩子们来看彭涛。

我觉得时机正好，靠在门口用手扇了扇风，说：「今儿可真热啊，你们要不要出去抱个西瓜回来吃？」

彭太太一听，立刻推说自己不想动弹，麻利地掏出钱塞进彭涛手里，让他去跑个腿儿。

儿子们听见了，蹦下床准备穿鞋，彭涛却头也不抬地拒绝了提议。

两个小朋友立马一人一边抱着彭涛撒娇，不停地说着：「爸爸去嘛，爸爸你去嘛……」

这次，儿子们的撒娇失灵了。彭涛依旧没松口，连身体都没挪动一下。

小儿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大儿子也低下头，眼泪啪嗒啪嗒地掉。

两个孩子一直在哭，彭涛只是死死地看着窗外，良久才说了一句，「我从传染科大门走出去，哪个会卖东西给我哟！」

他和其他传染病房的人内心一样：担心走出病房就会受到伤害。有病友之前自己带碗出去买饭，但因为有黄疸，被人看出是肝病病人，对方不卖给他。

彭涛也很害怕，他总觉得自己身上也贴满了「传染病」的标签。所以，他把这个病房当成自己的保护伞，好像只要不迈出门，就不会被人防备，被人伤害。

我知道「别怕」这个词说出来很苍白，我指了指外面暗下来的天色，安慰彭涛：「晚上没人看得清你是从哪个门走出来的，你没有黄疸，也没有腹水，一点『辨识度』都没有。买个西瓜又用不着体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行了。」

彭太太也在一旁帮忙，「医院这么大，又不是村里，连你是谁都不知道，还能知道你有什么病？」

见彭涛还是犹豫不决，我使出杀手锏「恐吓」彭涛，「你不出门，下周就不让儿子们来看你，不给你交住院费，到时候连手纸都没得用！」

大儿子也在一旁表忠心：「爸爸，村里人说你我都会骂他的，在这里我也可以保护你！」

而他的小儿子突然止住了哭泣，从地上站起来，拿着一根痒痒挠跑到彭涛跟前，护着彭涛说：「爸爸，我保护你，谁也不可以欺负你，谁也不可以嫌你！」

孩子们的话像是戳醒了彭涛，他哆嗦了一下，定定地看着病房的门。

忽然，彭涛回过头看我，对我说：「你要不要吃冰棍？我给你带一根。」

我就这么看着，连拖鞋都没顾上换的彭涛，被两个雀跃的孩子拽出了病房。孩子们在彭涛身前跑着，拉着爸爸的手紧紧的，就像拽着一个不能放手的风筝。

彭涛嘴里叮嘱着，「慢点，慢点」，脚步却飞快，拖鞋声啪沓啪沓忙不迭地打在地砖上，走廊里传来一路说笑的声音。

不知怎么的，那一刻，我竟然有点想哭。

那个「出走」的夜晚过后，彭涛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他发现自己出去并没有什么人会关注自己。

那阵子，彭涛突然就闲不住了，他会在其他病房里来回溜达，还「忽悠」其他病友组团一起出去：

「我今儿看见外面的西瓜挺好的，就是一个太大了，买回来吃不完，咱们一起去买吧，让他给我们切好，我们几个分分。」

「今天对面超市洗洁精搞活动，买一瓶大的送一瓶小的，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

最离谱的一次我听见他说：「街上有人吵架了，这会估计还没吵完 ，我们去看看吧！」

起初，彭涛的邀请会被人拒绝，他会用一种「你没去，你亏了」的表情自顾自地出去，再用一种登上月球表面的骄傲，带着他买的东西回来。

时间一长，彭涛开始有组队的小伙伴了，他们从外面带来更多有趣的消息，连那些辨识度很高的黄疸病人和腹水病人，也蠢蠢欲动，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都想出去转转，「管他黄的绿的！」

这些蜗居在感染科大楼不轻易出门的病人，活动范围不断向外扩散，总有那么几个喜欢在傍晚时分，扛着桌椅板凳占据空旷的篮球场，这当中绝对少不了彭涛。

一伙人围坐在一起，吃西瓜下象棋，或打着扑克高声说笑。

好几次，我看见彭涛甩着牌咧着嘴笑，脸上糊满了纸片，被夜风吹得扑簌簌飞舞。

关于自己的这 10 年，彭涛已经有了答案。现在，他正努力把自己的答案，告诉给更多人。

他会毫无避讳地调侃自己，用自己曾经交过的智商税，告诫那些听虚假广告的病友们。

每当这时，那个铜中毒的病人就会站出来挺他，用自己还没有完全好转的绿色现身说法，告诉其他人，「不要乱吃偏方！」

彭涛的收音机里，现在放的是评书。好几次，为了方便我这个评书迷一起听，他大中午把收音机放在靠近护士站走廊的窗台上。

他的扰民行为不仅没有被其他病人投诉，渐渐地，旁边病房的病友也弄来一只收音机，追起了评书。

那段时间，谁再听乙肝阳转阴的广告，是要被其他病友嘲笑的。

护士们人手一管护手霜，查房的时候看哪个病人手太干燥了，就随手给病人们挤一点抹上。

虽然病区里的医生们，工作起来依然表情严肃，却愿意在新病人入院时，将科室特殊的构造，以及繁琐的消毒过程细细地讲解一遍，以打消病人的疑虑。还会劝病人多出去走走。我甚至听见过同事把病人当跑腿儿，「五块钱一包的糖，我给你十块，回来咱俩一人一包。」

大楼中间的走廊依旧禁止病人行走，两边病房的门依然朝外反锁，走廊上依旧无处不在的水龙头和消毒液，臭氧机依旧早晚按时工作。

只是，之前这些在病人眼中将他们和正常世界隔绝开的东西，每一样都成了为他们健康保驾护航的安心所在。

彭涛不再质疑年轻医生，而是夸他们年轻有为。当他第一次笑着对医生说谢谢时，曾经被他冷脸相待的医生们都快感动哭了。

彭涛像一股暖流，把冷冰冰的科室解了冻。

转眼时间到了 9 月 15 日，我实习期满，可以出科了。

彭涛还没有出院，不过这个曾经只肯把自己关在病房里的男人，已经学会了珍惜身边的一切。

我向彭涛告别，和以往总是白吃白喝他的东西不同，我花了当时够我两顿午饭的钱，给他买了一块蛋糕，衷心希望他能早日从二人间搬进四人间。

病房人越多，通常说明病情越稳定。

后来，我又去到不同的科室实习，彭涛总能找到我。

有时他风轻云淡地告诉我，没钱了，回去攒一段时间钱，再来治病。他信誓旦旦地说：「我一定会保重自己，陪老婆孩子五十年。」

有时他眉飞色舞地向我报喜，自己又学了一门手艺，赚了不少钱，可以继续治疗，医生说他现在情况控制得很好。

那些异样的眼光依然存在，但他已经可以无视掉周围人的误解，安安心心地在家里住下来，陪陪家人，干点累不着的活，「像个正常人一样。」

活得像个正常人。彭涛说他活一天就珍惜一天，好日子总会出现，他等着。

彭涛的话真的很灵验。

3 年后，第一例乙肝歧视案上了法庭。再过两年，国家人事部也消灭了对乙肝携带者的限制，让大家正常工作。

到了 06 年，我们每个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了刘德华，他出任了乙肝防治宣传大使，当众宣布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从那以后的很多年，乙肝依然存在，但是人们已经不再恐慌。不管是患病的人，还是那些患病者身边的人。

彭涛曾经的愿望已经实现。

每个新年，我都会接到彭涛的电话，他总是用爽朗的笑声告诉我，「嘿，是我啊，我还活着，活得好着呢！」

背景音里，很多人说着，笑着，庆祝着，招呼他快点过去。

我感到无比安心。因为那些声音离得很近，就在他身边。

后记：

彭涛得病十年，也迷茫了十年。我很费解，回看他整个经历，彭涛对自己的病认识最清楚的时候，是一开始。

那时他只是一个「携带者」。

而往后的时间里，身边人的反应和身边被扯开的距离，都在不断提醒他：你就是个病人，传染病。

而这些声音，可能本无恶意，却让彭涛从一个携带者变成了病患。

乙肝至今为止还是世界难题，除了攻克它，还要学会与它相处。

需要答案的不只是身处其中的患者，还有那些围观的人。

不要让下一个答案，再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