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宋朝的百家争鸣，学术之争还是权力之争？

宋朝的百家争鸣，学术之争还是权力之争？

说不尽的宋朝：解读不为人知的趣味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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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时期「元祐更化」和「绍圣绍述」，「女中尧舜」高太后和「千古贤相」司马光尽废新法、打击新党的不理智行为，开启了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宋神宗、哲宗年间的新旧党争中，混杂着思想之争、学术之争、政治之争、权力之争，这些斗争有什么必然联系？这节课我们就来讲一讲宋朝的百家争鸣、学术发展。

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界，以春秋战国时期最为繁荣自由，法家、道家、墨家、儒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向来有「诸子百家」之说，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取得官方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以后，其他学说逐渐式微。到东汉末年，儒学又逐渐衰微，佛道思想盛行。唐代后期，韩愈在倡导古文运动的同时，排斥佛道，提倡儒学，推崇孟子，提出「儒学道统」之说，试图重振儒学，被后世儒家学者奉为泰山北斗。

到北宋中后期，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政治的改革、士大夫阶层的繁荣等等因素，思想学术界再度掀起一股儒学研究浪潮，出现了一批儒学大师。这些儒学大师不拘泥于章句训诂，不照本宣科，转而探求经典义理，注重意义阐释，因此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学术流派，且与唐代以前的儒学并不雷同，这些学术流派被统称为「宋学」或「新儒学」，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有三大流派：新学、蜀学、理学。

一、 荆公新学

王荆公，即王安石，他开创的儒学思想和学术流派被称为新学，亦称荆公新学。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 年），二十一岁的王安石高中进士科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在第一个工作岗位上，王安石不断加强理论学习，「读书达旦」，特别潜心于儒家学术的研究。

传统的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大多深奥难解，不易学习，很多儒学大师对儒家经典进行注释，后世读书人读的大多是他们注解的版本。王安石水平极高，不满意前人对儒家经典的注释，自己写下《淮南杂说》十卷，洋洋洒洒数万言，引发了当时士人对「性命道德」这一儒学根本的思考，在思想学术界发挥了风向标的作用，年轻的王安石因此被天下推崇，甚至被誉为「与孟子不相上下」。

王安石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他的学术思想始终与政治和改革实践密切结合。在变法前的二十余年间，王安石不断在实践中完善学术思想，对后世「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发端的作用。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提出「一道德」，即统一经义，他和变法派骨干吕惠卿、儿子王雱等撰《毛诗义》、《尚书义》、《周官新义》，废弃前人注释，而用自己的学说，促进了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三经新义》颁布于各级学校，作为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的法定教材，标志着荆公新学的集大成，新学迅速成为宋学第一大流派。

荆公新学风靡全国，固然是搭了变法的便车，但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体系确实高人一等，无人可及。直到南宋初年，新学仍是宋朝第一显学，甚至王安石被官方定为靖康之耻的罪魁祸首后，新学仍拥有相当地位，直到程朱理学被确定为官方正统，荆公新学才逐渐被程朱理学取代。后来王安石的很多著作逐渐失传，但他的思想学术精髓并未消逝，而是被后世学者继承吸收，发扬光大，其巨大影响不可忽视。

二、 洛关理学

理学，宋代称为道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思想学术流派，在北宋中后期主要有两个学派，一个是洛学，一个是关学。

洛学，由程颢、程颐兄弟创立。「二程」是河南洛阳人，都做过官，但官职不大，仕途不顺，没什么成就。「二程」一开始遍习诸子百家，后来才专注孔孟之道，研究六经，两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洛阳著书立说，聚众讲学，故其学术流派被称为洛学。洛学的思想体系大体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形成，但跟蜀学一样在当时没有多少影响力，仅限于洛阳一带，直到南宋孝宗初年才发展成比较重要的学派。

二程的洛学思想被后世称为「身心之学」或「心性之学」。他们的最高哲学范畴是「理」，「理」作为绝对本体而衍生出宇宙万物；他们的最高心理范畴是「心」，「心」作为「理」的等同物而产生人的形体，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南宋朱熹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学说，开创了理学的辉煌，所以后世也把理学称为「程朱理学」，其实「程朱理学」只是「理学」的一个学派，称之为「程朱学派」更合适。

关学，由张载创立。张载早年遍求诸子百家，一无所得，做官也不顺利，后来辞官回家，专注儒家六经，讲学授徒，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因为他的老家陕西凤翔位于关中地区，故其学说被称为关学。

张载的突出贡献在于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气一元论」哲学体系，开辟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对张载及其关学极为推崇，认为张载「上承孔孟」，如「圣人复起」。不过，张载的关学在当时影响力很小，他死后，其弟子大多转投二程的洛学门下。张载最为人知的是他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三、 三苏蜀学

除了理学，宋代还发源了三苏蜀学。三苏，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是四川眉山人，其学说被称为「蜀学」，三人早年闭门读书，研究儒家六经，苏洵喜欢研究《易经》，曾撰写《易传》，但没有完成；苏轼、苏辙中进士后，文名渐盛，思想学术却没有形成体系，直到宋神宗元丰年间，苏轼、苏辙兄弟俩才合著完成《易传》，以后又陆续撰写《论语说》、《书传》，标志着蜀学体系的基本形成。

蜀学以儒学为主体，兼容释、老，即佛学和道家思想，这是蜀学区别于其他学术流派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特征在苏轼的诗词书画等文艺作品经常有所体现，他的为人处世之道也深受蜀学思想影响。不过宋代蜀学的影响力很小，远不及荆公新学，也不如到后来崛起的程朱理学。

除新学、洛学、蜀学、关学四个主要学派外，北宋中期还有其他更小的学派，如周敦颐的濂学、邵雍和司马光的象数学，他们三人和程颢、程颐、张载被朱熹誉为「理学六先生」，作为北宋理学奠基时期的代表人物，但这「六先生」无论政治成就、学术成就，还是当时的影响力，加起来也抵不过王安石一人，只是朱熹为了推崇理学刻意拼凑而已。

四、 新旧党争与学术之争

但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政治界军事界如此，思想界学术界亦如此。北宋中后期，新儒学兴起，百家争鸣，难免互相争斗，这种争斗不仅仅是单纯的思想之争、学术之争，更与当时的改革变法密切联系在一起，夹杂在政见之争、权力之争、利益之争中，对北宋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宋新儒学诸多流派中，荆公新学遥遥领先，在王安石还未推行新政时已广受推崇，无人可及。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开始，新法不断遭遇攻击，变法的思想渊源荆公新学也成为保守派攻击的靶子，象数学的代表人物司马光，洛学的代表人物程颢、程颐，蜀学的代表人物苏洵、苏轼、苏辙，对王安石变法和荆公新学一顿猛批，铺天盖地的口水能把王安石淹死，司马光更是批判王安石「首倡邪说术，乱变祖宗之法」，导致「人心动摇，天下惊骇」，激烈程度前所罕见。

这种斗争混合了思想之争、学术之争、政见之争、权力之争，不过总体而言还算是君子之争，当事各方虽然意见不同，争论激烈，但尊重彼此的道德品行，极少进行人身攻击，即便互斥对方为「奸邪」，也是一时兴起，并无私人恩怨。

宋神宗变法期间，变法派和保守派全面交锋，激烈程度旷古未有，王安石只是擢用支持新法之人，反对新法的势力十分松散，并未形成明显的「新旧两党」。宋神宗死后，宋哲宗继位，保守派反攻倒算，有计划有组织地打击变法派，新旧两党开始形成。

旧党以司马光为首，但他们内部原本就不是铁板一块，新党被打倒后，旧党失去了共同敌人，开始陷入分裂，他们各有政见，各怀鬼胎，形成了蜀党、洛党、朔党这三股小的朋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斗争，让哲宗元祐年间变得热闹非凡，史称「蜀洛朔党争」。

蜀党成员都是四川人，领袖是苏轼，主力有吕陶、上官均、黄庭坚等；洛党成员以河南人为主，以程颐为首，主力是程颐的弟子朱光庭、贾易；朔党都是北方人，以刘挚为首，主力包括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

三党成员当初都是反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主力军，司马光死后，三党交恶，他们公开撕逼，发泄私愤，今天你找我的茬，明天我挑你的刺，争的不是如何治国理政，而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搞得朝廷乌烟瘴气，毫无章法，被朱熹等道学家吹捧的所谓「元祐诸贤」充分展现出自己「超级键盘侠」和「职业喷子」的本质。

「蜀洛朔党争」混杂着思想之争、学术之争、政见之争、利益之争，但本质是权力之争，充斥着个人私欲。三党都想夺取最高权力，党争的结果是苏轼和程颐被罢，洛党和蜀党两败俱伤，作为旧党绝对主力的朔党趁机掌控政权，继承了司马光的衣钵。但朔党又跟旧党元老吕大防发生矛盾，更多人被卷入愈演愈烈的权力之争，使得元祐政局更加混乱，大家都忙着争斗，无一人忧国忧民，考虑富国强兵，充分暴露了被后世吹嘘的「元祐之治」究竟是何等货色。

元祐八年（1093 年），旧党的总后台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开始绍述新法，新党东山再起。在宋哲宗的支持下，章惇、曾布等人对旧党大举报复，终于彻底终结了「狗咬狗一嘴毛」的旧党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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