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科技体制改革与生产率提高

科技体制改革与生产率提高

李平 [1]

导读：经过近 40 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促进了科技创新活力的不断增强，为科技创新取得辉煌成就起到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目前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充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仍需砥砺前行。

本文在回顾和分析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成就和问题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 1979～2015 年经济发展的总量数据，采用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测算以索洛余值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出现了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较快发展，资本投入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来源。2008～2015 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出现高资本投入、低生产率和中高速经济增长的现象。

[1] 李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技术经济、经济预测与评价、项目评价等。

一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科技体制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和形成了以行政管理为主的集中、封闭、垂直型科技体制，科技管理机构权限高度集中，人事制度僵化，科研机构远离生产系统。[1]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党和国家领导人逐渐认识到计划经济的低效率运行，改革开放之后，党中央很快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 [2] 。随着市场化体制的建立，相应地，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体制逐渐也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脚步从未停歇，一直努力探索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的最优道路。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科技体制改革都在不断深入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演变无疑始终与国家科技整体建设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主线一直沿着以下脉络：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与管理，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创新驱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

我们对科技体制改革阶段的划分基于五个重要的关键节点：一是 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和颁布《1978～1985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二是 1985 年国务院颁布《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三是 1995 年 5 月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并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四是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五是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根据以上节点，我们将 1978 年之后的科技体制改革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由于在不同时期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和特点不同，相应的政策措施的发展演变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科技体制重建阶段（1978～1984 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政府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经济建设，原有科学技术体制固有的弊端日益显现，科学技术体制建设开始进入改革的新时期 [3]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自此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80 年中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对科技战略目标的转变提出了明确的方向。这一阶段的改革目标是对我国的科技机制进行重建，并对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科技体制改革进行探索。

2．调整和创新科技体制阶段（1985～1994 年）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正式启动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党中央明确提出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对科技管理机制、科技拨款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做了明确的指示，这标志着我国科研机构改革进入了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实施阶段。这一阶段科技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是通过宏观调控和资源分流着力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实现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加速推进科技与经济一体化。[4]

3．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阶段（1995～2005 年）

1995 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改革指导思想。1998 年国务院决定对国家经贸委管理的 10 个国家局所属的 242 个科研院所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并发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和《关于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汇报提纲》，科技体制改革进入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阶段 [5] 。1999 年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围绕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一阶段科技改革的目标转变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

4．建设创新型国家阶段（2006～2011 年）

2006 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该纲要指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到 2020 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为更好地落实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2006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紧接着于 2006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的若干配套政策》，2006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为了确立科技进步的法律地位，2007 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此阶段，国家重视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2008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同时为了促进小规模企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增强创新主体的建设，2009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5．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阶段（2012 年至今）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明确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2013 年 11 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在第（13）部分专门阐述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相关问题，进一步明确新时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即「摒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创新驱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2015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从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强化金融支持、建立市场导向机制、激励成果转化、完善科研体系、加快人才培养和流动、推动开放创新、加强统筹协调等 8 个方面，提出了 30 条改革措施，旨在更合理配置创新资源，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5 年 6 月 4 日，国务院第 9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要求立足全局，突出改革，强化创新，注重遵循创业创新规律，力求推动实现资金链引导创业创新链、创业创新链支持产业链、产业链带动就业链，从而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2015 年 10 月 29 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了「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明确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2016 年 5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从战略背景、战略要求、战略部署、战略任务四个方面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了全面系统布局，强调「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全面创新，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以高效率的创新体系支撑高水平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并着眼于创新系统和创新链条各主要环节，从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原始创新、区域创新布局、军民融合、创新主体、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创业等方面给出了更为明确的任务方向。2016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到《纲要》，不仅明确了未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而且对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进行了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改革重点包括宏观科技调控管理、科技资源配置及创新评价考核、产学研合作及成果转化、创新创业人才吸引与培养、创新活动激励及风险分散等方面。

（二）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30 多年坚持不懈的深化改革，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科技体系结构得到优化，初步形成了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和科技中介机构等各具优势和特色的创新主体，企业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不断上升 [6] ；科技运行机制发生重要转变，竞争择优成为科技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企业化转制、社会公益类院所分类改革等科研院所改革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科学技术进步法》《专利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规相继出台，科技政策法规体系基本形成；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7]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先后围绕创新体制改革密集出台系列文件，涉及创新宏观调控管理、创新激励及风险分散、产学研合作及成果转化等创新体系的方方面面。综合来看，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的力度逐步加大，政策效果已开始陆续释放；社会公众对此反应热烈，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已得到明显激发。

1．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入和政策体系日益完善

从中央政府和各部门制定的科技体制改革措施和相关政策来看，注重创新宏观调控管理，关注产学研结合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建设，着力完善财政支持创新力度，积极支持互联网、电子商务、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创新密集产业发展，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科技体制改革目前已经形成了涵盖创新宏观管理体制、科技资源配置机制、产学研合作和成果转化机制、人才培养机制、科研管理机制、激励机制、评价机制和风险机制系统的改革；进一步完善了财政、税收、金融、人才、对外合作、产业发展等多方面政策措施。

2．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了创新创业的热情和市场的活跃度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政策措施陆续推出，市场活跃度不断提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共识，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深圳等地创新创业活力明显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兴起对推动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形成，缓解经济发展的压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16 年，中国市场主体保持旺盛增长势头，全年新设市场主体 1651.3 万户，全年新登记第三产业企业 446 万户。2016 年，信息技术、软件、节能环保、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文化创意、金融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研发服务等行业都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资本在创新领域的活跃度呈现大幅提升态势。根据从万得微观企业数据库汇总的企业已披露风险投资活动数据信息，2013 年至 2015 年，已披露的风险投资事件由 1225 件上升为 2897 件，年均增长 53.8%；披露规模则由 631 亿元上升为 4085.6 亿元，年均增长 154.4%。

3．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了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和水平的跃升

2016 年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由第 19 位上升至第 15 位。2016 年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达到 60%。科技投入增幅较大，2016 年，全社会研究与开发费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2.5%。科技产出效果显著。截至 2016 年底，我国共受理专利申请 346.5 万件，连续 6 年居世界首位，授权的发明专利有 133.9 万件，位居全世界第一位。科技人员发表国际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二，论文共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三。科技与经济结合更加紧密。2016 年全国技术市场合同交易总额达到 11406.98 亿元。科技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我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 R&D 人员数已跃居全球首位，占到全球总量的 29.2%。我国科技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科技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产业技术创新明显加强，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标志性进展，创新基础建设再上新台阶，建成一批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形成比较完善的公共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

（三）科技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我们仍然要看到，现行的科技体制不完善，导致科技资源使用效率不高，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仍然不足，因此，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还任重道远，特别是影响科技创新作用全面发挥的重点领域亟待改革。

第一，科技资源优化配置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一是一些科技资源配置过度行政化，分散重复低效等问题突出，未能集中高效利用。二是科技经费分配机制不合理。科研经费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科研立项交叉重叠、多部门重复申请经费所造成的浪费等现象也较为突出。三是短期考核机制和行政化干预影响了科技资源使用质量。片面追求短期效果的考核评价机制不利于科学研究中基础理论的探索和公共知识的创造，对科研项目的过度行政化干预也影响科研人员创造性的发挥。四是创新型领军人才的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等方面的自主权还比较有限。

第二，企业主导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政府承担科技立法、优化公共服务、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和加强监管等引导作用和功能，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创新成果的供给者，企业是科研成果应用的主体。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大多数观点认为高校、科研院所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但实际上多数高校的首要任务是「教书育人」，而重点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研究活动也不完全以技术开发与研究为主。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组建的联合体、改制院所、中介组织应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目前，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强，政府更多地将宏观市场资源分配到重化工、房地产、基础设施等行业，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引导和支持反而不足，无法对从事技术创新的微观主体形成正向激励；要素市场扭曲和高级要素还未市场化，也使得资源配置难以聚集到技术创新上；由于我国与世界前沿技术存在差距，企业更倾向于引进跟踪模仿国外技术、低水平复制生产能力，而不愿意走具有市场风险的自主创新道路。因此，企业难以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第三，产学研合作机制仍不顺畅，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形成。科学产出与技术创新两个环节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突出表现为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产业界之间的相对脱节，导致相关科学产出难以迅速有效地配置到产业发展的应用领域。目前我国 70% 的科研力量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游离于企业之外，科技人才与企业的脱离严重阻碍了企业创新。始于 1999 年改制的科研院所，由于改革得不够明晰和彻底，出现了其身份与行为的背离，也是产学研合作机制不畅的症结所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致使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不足。应该说在科技成果转化中，中央政府对技术创新的热情很高，而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动力不足。

第四，科技评价制度、激励制度等不能适应科技发展新形势的要求。科技评价导向不够合理，片面追求短期效果的考核评价机制不利于科学研究中基础理论的探索和公共知识的创造 [8] ；唯 SCI 论，「以论文论英雄」情况严重。大量科研人员为获得晋升、项目经费，将大量精力用在发表论文上，难以潜心做科研；激励优秀人才、鼓励创新创业的机制不完善，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从评价体系上看，目前高校和科研院所以立项、发表论文、获奖和职称评定为主要导向，科研人员缺乏科研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二是从利益分配机制上看，对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收益等合作成果分享缺乏明确可操作的约定，导致科研人员缺乏积极性；三是人才流动机制不健全，科研人员跨体制、跨部门双向流动机制的缺失，影响了科技人力资源在全社会的有效配置。

（四）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各部委、各地方密集出台有关科技体制改革的相关制度和措施，为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一，进一步依靠市场机制配置科技资源，加快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应减少对微观市场的干预，对不存在市场失灵的环节政府应逐步退出，发挥市场在配置科技资源中的基础作用。技术研究组合的建立和解散应由各方根据市场机制来决定，各相关主体围绕共同的利益寻找潜在的合作机会，依据市场化的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市场购买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要全面加快和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企业在技术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让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得到合理的市场报酬；让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分享科技资源；落实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鼓励企业自己建立研发机构，对技术创新型企业进行科技奖励，鼓励企业牵头国家重大科技研发。

第二，实现逆向研发创新机制，提升创新供给质量。目前我国在源头上可用于转化的高质量创新成果缺乏，科技成果与企业及市场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不适应也不足以支撑产业发展需要。特别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速度慢且转化滞后，不适应产业发展要求，企业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发需求较低。应提倡面向或引领市场需求的「逆向创新」合作机制，倒逼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广泛合作，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创新。坚持以企业需求为主导，探索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共性技术、公益技术开发，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和竞争性分配，力争实现资金、技术等要素的优化配置。

第三，完善激励机制，鼓励科研工作者的创新创业热情。改善相关政策和制度环境，建立起以企业需求为主导，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积极参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科研成果转化合作机制。着力改善制度环境，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更多的公共技术服务体系。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要体现倾斜于科研人员和研发活动的导向，激发微观个体从事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热情。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顺应新技术带来的业态模式变化要求，适时调整行业监管规则。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加强对权益人的产权激励和权属保护。鼓励通过各种灵活弹性的方式最大限度实现科研机构人力资源与民营中小科技型企业现有要素的有效结合。

第四，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特别要重视青年人才培养。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管理制度，增强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依托重大科研项目和建设项目，加大学科带头人和领军人才的培养力度，探索建立企业首席科学家制度，拓宽海外人才引进渠道，积极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要高度重视以领军人才为核心的科研团队建设，促进科研人员协作创新。改革人事管理制度，减少阻碍科技人才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加大对优秀青年科研人才的奖励力度，使一批有真才实学、成就突出的青年科研人才脱颖而出。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第五，强化对创新进行正面激励的文化建设。倡导创新文化，建立宽松的创新生态环境，允许积累、允许试错，为基础研究提供良好的支持，努力培育潜心致研的氛围。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倡导创新意识，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培育创新文化环境。从而形成全社会对鼓励创新的正向激励环境，提升全社会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自觉，使创新渗透和根植于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之中。

[1] 李正风：《关于深化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5卷第6期。

[2] 寇宗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30年》，《世界经济文汇》2008年第1期。

[3] 廖添土、戴天放：《建国60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历史演变与启示》，《江西农业学报》2009年第21卷第9期。

[4] 廖添土、戴天放：《建国60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历史演变与启示》，《江西农业学报》2009年第21卷第9期。

[5] 巢宏、方华、婵谢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程及政策演变研究》，《中国集体经济》2013年第24期。

[6] 云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阶段成效与深化改革的对策建议》，《科学管理研究》2009年第27卷第4期。

[7] 陈建辉：《科技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经济日报》2013年11月6日。

[8] 宋海龙：《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4期。

二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一）全要素生产率内涵和测算方法的确定

经济增长的来源分为两种，一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长，二是生产率的提高。其中，生产率指生产过程中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效率，按衡量投入要素的范围大小可以分为「单要素生产率」（Single Factor Productivity, SFP）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OECD 在《生产率测算手册》中将全要素生产率定义为：测算所有投入要素对产出增长贡献的一种能力。

目前主流的 TFP 测算模型主要包括索洛余值方法和生产前沿方法两大类。计量经济模型虽然可以放松增长核算方法中关于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不变等假设，但必须对估计的参数给出先验假设，并且受到样本观察值数据量的限制，容易出现参数估计不稳定等统计问题。另外，采用计量经济模型估计总量生产函数不宜仅采用单一方程进行简单回归，而应采用包括生产要素需求的联立方程体系进行估计，以处理相应的内生性问题 [1] 。而且，自 1978 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波动和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各类指标数据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采用全国总量数据进行的索洛余值计量模型方法和随机前沿方法（SFA），可能会因为估计参数的稳健性低而出现较大偏误。而仅由 30 个省份构成的面板数据，也可能导致 DEA 方法构建生产前沿面的不准确。

相较而言，增长核算方法更适合经济发展趋势波动较大国家或地区的定期生产率统计研究。因此，OECD（2001）发布的《生产率测算手册》也推荐使用增长核算方法来估计全要素生产率，认为这是目前采用最广泛的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 [2] 。因此，本文采用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测算索洛余值代表的我国 1979～2015 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同目前学者和研究机构的测算结果进行比较，得出相关结论。

Denison 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市场、技术进步外生和投入要素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条件，认为投入要素的边际产出等于其相应的要素报酬，要素规模报酬不变，其产出弹性系数等于各自的要素报酬份额。使用国民经济核算的劳动和资本投入统计数据，可以确定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并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3] Jorgenson 和 Griliches 认为 Denison 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中将经济增长的来源仅分解为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可能会因为遗漏重要变量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估，提出通过纳入不同的生产要素并准确衡量，尽量减少由计算误差导致的生产率高估问题。[4] 本文在测算劳动力、物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代表劳动力质量的人力资本变量和代表经济社会知识资本的 R&D 变量，核算相应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测算

采用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本文测算了我国 1979～2015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包括：（1）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以全社会就业人数作为劳动力投入测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_w p ）；（2）考虑人力资本因素，以第二部分测算出的人力资本存量作为劳动力投入测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tfp_hc ）；（3）考虑代表经济社会知识资本的 R&D 资本存量，测算包含 R&D 资本变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tfp_rd ）。如图 1 所示，三类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较为一致，其中考虑人力资本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tfp_hc ）和包含 R&D 资本变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tfp_rd ）差异不大，均略小于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tfp_wp ）。说明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的「余值」中，逐步分离出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等投入要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统生产率被高估的问题，有助于「余值」部分更好地代表经济总量生产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图 1 我国 1979～2015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从图 1 可以看出，1979～2015 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tfp_hc ）总体呈现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其中 1979～1993 年波动幅度较大且较为频繁。原因在于，1993 年以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和市场条件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改革初期（1978～1984 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企放权让利等制度变革，使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随着改革的推进，制度上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快速下降，形成了这一阶段生产率增速大幅波动的趋势。1994～2000 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经过短期的恢复增长后逐年下降，到 2000 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仅为 0.41%。

（三）各类生产要素贡献比较分析

1．全要素生产率贡献

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变动趋势一致，除了个别异常年份外，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大致经历了 1979～2000 年和 2001～2015 年两次先升后降的波动阶段，总体波动较为平稳。1979～2015 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21.27%，其中，1979～2000 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波动幅度较大，平均贡献率为 14.5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低；2001～2015 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波动幅度较小，平均贡献率为 31.13%，远高于前一波动周期的平均贡献水平（见图 2）。说明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已经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明显提升。

图 2 我国 1979～2015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

2．各类生产要素贡献比较

投入要素的贡献，等于投入要素的报酬份额和增长率乘积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以全要素生产率 tfp_hc 的测算过程为例，1979～2015 年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最高，为 50.08%，其次是人力资本贡献率，为 28.64%，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21.27%（见图 3、表 1）。

图 3 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表 1 各经济周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按经济周期划分的时间阶段来看，1979～1981 年，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其次是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水平相对较低。1982～1986 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在一系列制度改革过程中迅速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次于物质资本。2000～2007 年，我国固定资本投资高速增长，物质资本积累增速超过了总量经济增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攀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也在一系列科技创新战略和科技激励政策的影响下有所上升，而人力资本增速却不断下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以及全民「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人力资本增长的起点更高，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我国通过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总量经济的增速水平，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快速持续上升。2008～2015 年的物质资本平均贡献率达到 69.06%，比 2000～2007 年的平均贡献率高 22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技术创新「后发优势」不断减弱，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明显下降。2008～2015 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贡献率比 2000～2007 年的平均水平低 18 个百分点，反映出物质资本「高速、低效」积累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挤占效应。2013～2015 年，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逐步下降为 6.9%，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这一时期，物质资本贡献率高达 70.98%，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略有上升，为 21.43%，人力资本贡献率进一步下降，为 7.59%。调结构、促改革的发展过程仍需要经历较长的攻坚过程。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增长核算方法测算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改革开放以来，生产率变化趋势出现了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其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2008～2015 年，随着资本投入进一步扩张，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因为后发优势的逐渐消失而呈缓慢下降趋势。（2）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资本投入驱动型，物质资本仍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源，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 50% 以上，呈现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特征，近几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甚至达到 70% 以上。以高投入支撑经济增长的趋势尚有一段时间的持续能力，但面临未来能源和环境的约束，继续依靠物质资本拉动增长将面临极大的挑战。（3）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这一方面是因为人口投入量的变化幅度较小，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的劳动力供给过剩抑制了劳动边际产出的提高，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没有较大波动。近几年劳动投入贡献率呈缓慢下降的总体趋势，这主要是由于近几年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反应滞后。以上研究结论对中国实现既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第一，经济发展方式应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生产率呈现出下降态势，经济增长过多依靠资本的大量投入和扩张带动，尤其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方式愈加呈现出粗放特征。这种增长方式实质就是以数量和速度的增长为中心。随着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减缓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这种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将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应该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型，逐步依靠生产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以及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实现经济的增长。

第二，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我国以往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赖于要素的积累，而不是创新产生的技术进步，这种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更多地依赖创新产生的技术进步，而不是要素的积累；虽然产生创新的途径包括技术扩散（溢出）、技术模仿和自主创新，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状况而言，未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在于自主创新。

第三，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生产率。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速度有所减缓，随着改革红利的进一步消耗，生产率出现了下降趋势。生产率的不断下降将会引起长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使得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中国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形成市场充分公平竞争的格局，进而带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

[1] 参见李子奈《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Nadiri, M. &Prucha, I., “Dynamic Factor Demand Models and Productivity Analysis”, in Hulton, C. R., Dean,C.M.&Harper,G.,New Development in Productivity Analysi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r NBER, 2001。

[2] 任若恩、岳希明、郑海涛等：《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分析与国际比较——中国KLEMS项目》，科学出版社，2013。

[3] 参见Denison,Edward F.,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lternatives before us,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York,1962;Why growth rates differ:Postwar experience in nine western countrie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67.According for slower economic growth: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70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9。

[4] 参见 Jorgenson, Dale W., Capital theory and investment behavio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3, 53(2):247-259; Jorgenson, Dale W. and Griliches, Z., The explanation of productivity growth,Rev.Econ.Stud.,July 1967,34,pp.249-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