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幸福的童年永远不会来得太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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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童年永远不会来得太迟

即使我们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地做好人、做好事，我们的自尊心也会因为童年的不幸经历而受到伤害。在我们开始怪这个、怪那个之前，最重要的是别忘了下面这一点：即使孩子的父母（从理论上说）做到了所有能做的正确的事，在一个孩子从未成年人过渡到成年人的过程中，他仍然可能失去自尊心。一个人的自尊心有可能会受到学习成绩、社交因素或健康问题的伤害。但在所有因素之中，没有什么比在父母自尊心低的家庭中长大更有害的了，而且这并不仅仅局限于孩子遭到父母虐待这一种情况。

即便是在一个充满爱和关心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如果父母过于溺爱，孩子的情感状态也会受到影响。过度溺爱和保护会给孩子生活中未知的方方面面笼罩上恐惧的氛围，这将导致孩子的自我意识过强、过度焦虑和恐惧。而我们知道，恐惧是愤怒的前兆。这些孩子长大后通常会成为无法忍受别人拒绝自己、情感脆弱、缺乏自信的成年人。尽管父母是出于好意，但过度保护的行为是父母缺乏自尊心的表现，往往和下列一种或多种动机有关：（1）父母不能容忍自己的孩子担惊受怕或受到伤害（这是其自身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的投射）；（2）父母害怕，如果管教孩子，孩子就会不爱他们，或者对他们发火；（3）想要孩子成为他们的朋友，并且不喜欢表现出适度的、负责任的权威；（4）希望孩子永远依赖父母，这样他们就觉得自己有用或能够掌控孩子的人生，从而填补自己情感上的缺口。[1]

尽管如此，如果一个成年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这往往是由于他本人早年缺乏以适当的方式表达爱，或其经历了动荡的童年期或少年期。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孩子）很容易把父母对他们行为的表现归咎于他们自己的过错。一个 7 岁的孩子不会对自己说：「哇，爸爸今天工作不顺利，刚刚损失了一大笔钱，所以他今天发泄了一下，把气出在了我的头上。不过没关系，我知道这与我无关，这只是因为他今天过得不顺。」如果父母生孩子的气，孩子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因为自己犯了错。于是他就产生了羞耻感。他会这样理解父母生气的原因：「我不配得到他们的爱。」而这样的想法很快会进一步演变成：「我不配得到所有人的爱。」如果连一个普通的孩子都会对充满爱心的父母产生这样的看法（事实上很多孩子都会这样想），那么可以想象，那些受到父母虐待的孩子有多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值得被爱」或者「我很糟糕」。

如果小时候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爱，或者觉得我们的生活因创伤或家庭动荡而失去了控制，我们就可能会在余生极其渴望得到爱，并希望被接纳。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但这个目的实际上是无法达到的，因为你无法修复那些压根儿就没有破损的东西。我们是完整的人，我们一直都是完整的人。

父母给孩子的爱会受到他们自身局限性（而不是孩子的局限性）的影响。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也许这一切与我们无关。如果一个母亲拥有爱的能力，她就会爱她所有的孩子——即使这个孩子后来成了杀人犯。但如果她缺乏爱的能力，那么即使是一个天真无邪、彬彬有礼的孩子，也会让她充满敌意，因为她没有能力给予爱。我们的自我价值并不取决于父母是否接纳我们。但即便作为成年人，我们仍然很难理解这一点。回想一下，我们的「自我」杜撰了这样一个等式：「别人如何对待我，就反映了我有多少价值。」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并不会因为有人不爱我们而变得差劲。

如果看到一个人坐在轮椅上，我们不会因为他无法站起来走路而生他的气。一个有情感障碍的人其实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怨恨父母无法给我们一些他们自己没有的东西，这有意义吗？如果父亲或母亲过去（或许现在仍然）没有能力爱我们，我们是否一定要为此耿耿于怀、继续生气呢？如果他们自己没有爱，那么他们就不能给予爱——不管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有多么渴望爱自己的孩子。正如第 4 节中提到的那样，别人（包括我们的父母在内）如何对待我们，反映了他们自己是否拥有自我价值感，但这与我们的自我价值感毫无关联。我们该问自己：「如果小时候父母不是这般对待我，那么我今天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不管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才是真正的你。

重新定义过去

现在，如果转换一下视角，我们就能通过重新定义过去的方式消除对过去的陈旧认知，并永久性地改变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回想一下，环境本身会生成意义。因此，通过重新定义过去，把过去放到一个与先前不同的大环境中，我们就能立即、自动地改变过去生活的意义。举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说：一个故事的结局往往能成就一部作品，也能毁了一部作品，不是吗？一个愚蠢的结局是不是毁了我们阅读的兴致？多少会有一点儿。我们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读了这本书，并且一直看得津津有味，但一个糟糕的结局毁了我们之前看这本书时的愉悦感。相反，如果结尾处出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转折，那么这个结尾会让整个故事变得精彩起来——我们仍然会回味前面的一幕幕场景，但现在已经完全颠覆了先前的印象。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内容了，一切都和先前不一样了。

人们很难理解这样一个概念：现实并不是线性的，视角的改变会导致我们的态度、感受和想法出现回溯性的变化。现在，假如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一直以为自己结婚 60 年来过得很幸福。可是在她临终前，有人告诉她，她那个不久前去世的丈夫从未爱过她，是她的父母付了他 1 000 万美元，让他娶她为妻。不但如此，他还有自己的秘密私生活，在另一个城市中，他还娶了另一个妻子。那么我们能说，她的一生都很快乐，只有临终前的 30 秒过得不太快乐吗？往昔那些生日庆典、周年纪念日、散步、交谈、欢笑和美好假期，是否都从她的记忆中消失了？没有。这一切都还在她的记忆里，但这些记忆都已经变了味。她往昔生活的点点滴滴如今已变得面目全非了。如果在她了解了真相之后，有人再问她：「你这一生过得怎么样？」那么她会怎么回答呢？她还能轻轻松松地说「过得好极了」吗？不可能了。她很可能会说：「我的这一生太可怕了，让我伤透了心。」尽管所有人物和事件都没变，但我们已经能够想象，「现在」对之前发生的事情产生了怎样巨大的影响。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说服自己，过去经历的一切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应该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赋予某一事件的意义很可能并不是真实的，我们在不良关系或过去创伤的基础上形成的那种自我感觉或许也并不准确。不必因为别人讨厌我们就讨厌自己；不必因为别人伤害我们就伤害自己；别人不爱我们，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值得被爱。

付出能得到回报

研究表明，宽恕不仅能让我们对冒犯自己的人重新产生好感，还能「超越我们与冒犯者的关系本身，促成一种推而广之的亲社会倾向」。[2]换句话说，在原谅伤害过我们的人时，我们的各种人际关系似乎都能从中受益。反之亦然。如果我们由于某段恶化的关系而愤愤不平，那么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也会随之受到影响。

我们不会忘记过去那些痛苦的经历（包括身心两方面），因为需要从这些经历中得到教训并避免重蹈覆辙，这是人类的一种能力。但在对过去的事情彻底释怀之前，它们仍然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现在，不妨回想一下那些你拒绝释怀的事情，并将这些事情与那些你已经接受的事情比较一下。事实上，大脑会构筑特定的神经通路来提醒你潜在的威胁，在你处理好这些负面情绪后，这些神经通路才会失效。[3]我们越是反复去想这些错误，不断刺激这些错误，这些神经通路就会越发达、越牢固。因此，我们会让这些神经通路的优先级不断提高，成为一个看谁都不顺眼，老是愤愤不平，内心充满怨恨的人。如果心中的怒气无法消散，我们就会在情感上、精神上和身体上遭受各种痛苦。相关的生物反馈实验说明，当一个人产生了某种会让他生气的想法，或回忆起过往那些受到侮辱或充满怨恨的事情时，他的压力水平会立即升高。相应的，宽恕对方会使人体内出现大量的化学成分，并导致神经肌肉变化，使人体的压力水平立即下降。

大量研究文献都提到了宽恕别人对一个人身心的各种益处。宽恕能减轻焦虑、压力，减少敌意，减少抑郁症状，减少酗酒和滥用药物的风险。[4]其他一些研究发现，宽恕与人体的五项健康指标呈正相关，这五项健康指标包括体征、用药情况、睡眠质量、疲劳程度和身体状况。[5]

给予与爱

当一个人对别人付出时，他会更爱对方。所以，如果他耕耘爱，爱就会生长。孩子接受父母的爱，父母给予孩子爱，那么谁更爱对方呢？有些孩子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家门，而父母却永远牵挂着孩子。每一种积极的情绪都源于给予，并从我们身上流向他人；而每一种消极的情绪都和我们想从他人身上索取有关。

相关研究证明，当我们伤害了别人之后，我们会更加不喜欢他们，因为我们受到了潜意识的驱使，希望疏远自己的这种情感，以减少认知失调。此时我们的内在冲突在于：「我为什么这样对待他？」随后我们就会为自己找到理由：「一定是因为我真的不喜欢他，这都是他活该！」否则，我们就不得不去考虑，也许是我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好，或者是我们自己做事不够公平、公正。这一原则反过来也是成立的。在为别人做了好事之后，我们会更喜欢他们。例如，在帮了某人一个忙之后，我们很有可能会对对方更有好感。下面这一段文字摘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我第一次晋升，是在 1736 年被选为议会秘书。当年没有人对此提出反对。但是第二年，当我再次被提名时（议会秘书与议会成员都是每年选举一次），一个新的议会成员发表了长篇演说，反对任命我为秘书，因为他想支持其他候选人。但后来我还是被选中了，这个结果当然让我很高兴。因为除了可以拿到担任秘书的薪水，我还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我能继续和议员们保持联系，这为我招徕了印刷选票、法律文件、纸币和其他零散的为公众服务的生意。总的来说，这些生意的利润都很高。

因此，我不喜欢这个新议员的反对意见。但他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还很能干。日后他有可能成为众议院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然而，我并不想卑躬屈膝地向他谄媚来赢得他的支持。一段时间以后，我采取了另一种方法。我听说，他的藏书室里有一本珍奇的书，于是我便写了一张便条给他，表示我想细细品读那本书，并问他能否把那本书借给我看几天，他立刻把书借给了我。大约一个星期后，我把书还给了他，并附上了另一张便条，强烈地表达了我的感激之情。我们再在众议院见面时，他很有礼貌地跟我寒暄了几句（以前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话）。从此以后，他总是非常乐意给我帮忙，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去世之前。我曾看到过一句古老的格言：「曾经帮助过你的人，将比你自己帮助过的人，更愿意再次向你伸出援手。」而这件事再次证明了这句格言是正确的。这件事也表明，与其冤冤相报，延续彼此之间的敌意，还不如小心谨慎地将它化解。[6]

在第 23 节中，我们探讨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叫作面部反馈假说。这一假说指出，某一不协调的表现或行为，会迫使潜意识重新调整我们的感觉和信仰，使自己获得和谐。这不仅能立即见效，还有助于减轻我们对他人的敌意或蔑视。对于我们最亲近的人，这一方法尤其有效，因为我们可能会对他们表现出消极的攻击性。这是一种根除我们潜在愤怒的有效方法。

不管与对方的关系如何，即使不想再和这个人有任何关联，我们仍然会发现，宽恕对方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宽恕可以让我们放下过去，继续美好的生活。即使这个人已经不在人世，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做一些怀念对方的事情，来化解内心的怨恨。比如，为他捐款，做一件善事，种一棵树，给他的坟墓献花，等等。我们可以做点儿事来强化我们想要放下过去、继续前行的愿望。

也许有一天，可以问问自己：「我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来点燃愤怒的火焰？我还要为此付出多少精力？」即使对方有天大的过错，宽恕并不意味着否认对方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忘记这件事曾经发生过或不再追究对方的责任仅仅意味着，我们不会再让这个人破坏我们的潜能，再来伤害我们。从根本上说，宽恕别人，就是使自己逃离「受害者」这个可悲的角色。

[1] As we have explained, those who lack self-esteem cannot easily give and receive love, but a qualification exists in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because a parent’s innate yearning to connect and give to their child helps foster a genuine love. Alas, in time, the relationship too easily sours as the parent loses control over the child and is ill-equipped to deal with feelings of hurt, rejection, or disrespect.

[2] Kathleen A. Lawler, Jarred W. Younger, Rachel L. Piferi, et al., “The Unique Effects of Forgiveness on Health: An Exploration of Pathways,”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28. No. 2 (2005): 157.

[3] Joseph LeDoux, “Emotion.” In Handbook of Physiology. 1: The Nervous System, F. Plum, ed. (Bethesda, MD: American Physiological Society, 1987).

[4] Everett L. Worthington, Charlotte Van Oyen Witvliet, Pietro Pietrini, et al., “Forgiveness, Health, and Well-being: A Review of Evidence for Emotional Versus Decisional Forgiveness, Dispositional Forgiveness, and Reduced Unforgiveness,”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30, no. 4 (2007): 291.

[5] See Kathleen A. Lawler, Jarred W. Younger, Rachel L. Piferi, et al., “A Change of Heart: Cardiovascular Correlates of Forgiveness in Response to Interpersonal Conflict,”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26, no. 5 (2003): 373–393.

[6] A year after Benjamin Franklin’s death, his autobiography, entitled Mémoires de la Vie Privée, was published in Paris in March of 1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