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张载：他的 22 字格言，影响千年

张载：他的 22 字格言，影响千年

如果你留心或搜索一下，会发现多位领导人在不同的讲话中，都引用过同一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没记错的话，这短短 22 字名言并未进入义务教育的教材，但绝对是教材之外知名度最高的名言之一。只要在某个场合听过一次，下次保准张口就能背出来。

关于这 22 个字，学界有一个专称，叫「横渠四为」或「横渠四句」。它的作者叫张载，「北宋五子」之一，生于 1020 年。因为长期在今陕西眉县横渠镇生活和讲学，故被后世称为「横渠先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横渠四句」影响中国达千年。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各个时代的牛人当作立身和做事的最高标准，并以一生践行之。

而且，它最有生命力的时刻，都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文天祥在南宋末年讲过，黄宗羲在明清易代之际讲过，马一浮在抗战时期讲过……

有学者说，「横渠四句」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绝句。

千年来，如果有哪一句话自始至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为国为民而努力奋斗，那一定是「横渠四句」。

1

张载的祖籍是开封。1020 年，因为父亲张迪在长安做官，所以出生于长安。张载的名字，取《周易》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意，彰显了父亲对他品格的一种期望。

15 岁那年，父亲在涪州（今重庆涪陵一带）知州任上病逝。身为家中长子，张载带着 5 岁的弟弟张戬，与母亲一起护送父亲的灵柩，欲归葬祖籍开封。一家人跋山涉水走到了陕西横渠镇，因盘缠用光了，又听说前方发生兵变，只好滞留此地。张载和母亲将父亲灵柩落葬于当地一个叫迷狐岭的地方。

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留住了眼前这名神情悲戚的少年，横渠这个本不起眼的小地方，在日后的历史中就将演变成中国版图上一个值得特别标记的原点。

在三年守孝期间，张载做主卖掉了开封的祖宅，定居横渠镇。

史载，张载「少喜谈兵」，是个热血军迷，跟着友人学习兵法，还一度想要组织民间武装去收复洮西（今甘肃临洮一带）失地。

北宋重文轻武之风举世闻名，武人没啥社会地位，但朝中一帮士大夫很热衷谈兵。谈来谈去，无非纸上谈兵，大多变成没有实战经验的空谈而已，而国家边患此起彼伏，通常只能花钱买平安。在时代风气和个人爱好的影响下，张载长大后要么变成一个武人，要么变成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士大夫。所幸，21 岁那年，他遇上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物。

1040 年，三川口之战，北宋败于西夏。52 岁的范仲淹被紧急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范仲淹无论人品还是能力都是宋代第一流的人物。

年轻的张载听说范仲淹来陕西了，立马带着他写的《边议九条》奔赴延州。

范仲淹应该与张载进行过一次深入的对谈，只是具体的情形历史并无记载。我们只知道，年长 30 来岁的范仲淹最后语重心长地对小张说：「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意思是，你作为一个读书人，应该着力重振儒学，而不要想着从军博取功名。没说出来的一层意思可能是，唉，这已经过了建立军功的时代了，年轻人。

临别时，范仲淹送了张载一本《中庸》，勉励他说，要下苦功夫。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收拾行囊，回到横渠家中，从此潜心苦读儒家经典。

两年后，刚在庆州（今甘肃庆阳）修完新城的范仲淹，惦念张载这个年轻人，遂请他到庆州相见。张载应邀写了《庆州大顺城记》，范仲淹自掏腰包，给了张载一笔钱当作稿费。实际上，这是范仲淹对当时贫寒交加的张载的变相救济。

张载把这笔钱存起来。10 年后，他弟弟张戬进京考进士，用的是这笔钱。又 5 年后，张载本人进京考进士，还是用这笔钱。

大约 600 年后，明末大儒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张载确实幸运，遇到「千古完人」范仲淹，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终生志业选择，还在经济上获得体贴的救助。而儒学也是幸运的，在 11 世纪遇到了范仲淹。

很多人知道 11 世纪中国文坛最大的伯乐是欧阳修，却不知道当时思想界最大的伯乐是范仲淹。在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中，范仲淹不仅发掘并帮助了张载，还直接指导或关怀过「宋初三先生」中的胡瑗和孙复，以及理学开山宗师之一的周敦颐。这样一个善于发现人才、爱护人才的坦荡君子，举世罕见，难怪黄宗羲说范仲淹一生没有一点儿瑕疵。

2

在同时代的人看来，张载并不是天才。在 11 世纪璀璨的星空中，张载最终能够成为照亮千年的那颗星，有一大半的功劳源于他的勤学苦读——正如范仲淹当年叮嘱他要下苦功夫一样。

张载曾自撰一副对联，「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贴在书房两侧，时刻激励自己。他是苦读熬出来的一代宗师，因为苦读，还曾遭到二程的嘲笑。

张载比理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年长十二三岁，是他们的表叔。但即便是晚辈，二程依旧批评张载有「苦心极力」之象，读书太用力了，堪称艰苦卓绝，跟其他理学家那种优游的读书方式不一样。

1057 年，嘉祐二年，张载参加科举。考中了，登上了传说中的「千年科举龙虎榜」。那一榜中进士的人，除了张载，还有苏轼兄弟、曾巩兄弟、章惇、程颢等，一个个如雷贯耳，人中龙凤。那一年，张载已经 38 岁，在上榜的牛人中属于超大龄考生，仅比经历更苦的曾巩小一岁。

但苦读出身的张载，总算熬出头了。考完后，在宰相文彦博的支持下，张载在开封相国寺坐虎皮椅子，开坛讲易经，名动京城。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第一次见到了他的两个表侄——程颢、程颐兄弟。经过一番秉烛夜谈，第二天，张载对他的听众说：「易学之道，吾不如二程。汝辈可师之。」此言一出，二程声名大振。张载虚怀若谷，由此可见一斑。

1068 年，登基不久的年轻皇帝宋神宗召见王安石，询问治国之道。王安石直接说，唐太宗这种级别的帝王就不要学了，咱要干就直接对标尧舜，「每事当以尧舜为法」。

第二年，1069 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宋神宗推荐了张载，推荐理由是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也就是说，在张载 50 岁这一年，他已在帝国思想界奠定了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程颐的说法，张载「所居之乡，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言，以为楷模」。从接受范仲淹的劝告算起，至此时，历经整整 30 年的苦读，张载终于开山立派。他创立的门派，后来被称为「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一起并称为「濂洛关闽」，是宋代理学四大主流之一。

宋神宗听说国家还有这号人物，赶紧召见。像问王安石一样，皇帝也问了张载治国之道。

没想到，张载的答案跟王安石的答案差不多，都要皇帝直接对标最高标准开始干。张载的原话是：「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皇帝听完，像打了鸡血一样，很兴奋。这说明当时国家最聪明的脑袋，想法都是一致的。

一年后，1070 年，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开始了大规模的变法运动。

新法推行后，王安石邀请张载加入协助，但最终两人却未能走到一起。根据张载弟子吕大临的记述，王安石主动向张载发出邀请，张载答复说：「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

啥意思？变法我是支持的，但你要与人为善，大家商量着来就没问题；如果强迫我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干，那可不行。

可见，张载委婉地拒绝了王安石。

从与宋神宗的问答来看，张载也属于变法派，但他为什么要拒绝加入王安石的队伍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张载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太急了，过于激进，这违背了他本人作为一个温和变法派的初衷。

最终两人「语多不合」，王安石「默然」「不悦」。

没多久，张载突然被派去浙东审理一起贪污案。针对这次人事安排，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张载向来以道德学问见长，为何要安排他去处理案件呢？王安石引经据典回答说，张载这么厉害的人，让他去断案就跟囊中探物一般，有何不可？言外之意却对张载含有讥讽和轻蔑。

等到张载办完案子回朝廷，新旧两党已经因为变法措施撕破了脸皮，旧党代表人物都被贬出了京城，其中就包括张载的弟弟张戬。

看到此种局面，张载辞官，返回横渠讲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载和王安石都是范仲淹的「学生」，他们分别是范仲淹一部分「遗产」的优秀继承人。具体来说，王安石继承了范仲淹变法革新的部分，熙宁变法本质上是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的延续和深化；而张载更多的是继承了范仲淹复兴儒学的部分，思想的继承远远超过政治的继承。

这跟张载和王安石二人的身份地位也有关系。王安石在大宋政坛摸爬滚打多年，一度是整个国家的二号人物，是一个握有实权的激进变法派，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实践他的改革主张。而张载虽然在学术上名气很大，两次获得皇帝召见，也做过一些地方的官员，但从未进入过国家的权力核心，属于没有权力的温和变法派。

王安石在变法的艰难推行与内讧中，最后罢相归隐南京钟山，绝口不谈国事，一心研究佛学。张载呢，尽管没有权力和舞台，仍然孜孜于自己的变法理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作「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

辞官回到横渠后，他和学生买地数百亩，依照《周礼》的记载，划成井田，中间留一块公田，四周八块私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他还组织当地民众兴修水利，使近千亩田地得到灌溉。这些效仿三代、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改革试验，基本都没有取得成果，不过，张载的较真儿和实干精神还是值得敬佩。

3

看一个人的执着和毅力，不应看他顺风顺水的时候，而要看他饱受挫折之后的表现。

张载在仕途上并不如意，这跟他的理想追求有所出入——他不是那种只躲在书斋讲学传道之人，他的终极追求是他苦读、冥想、彻悟得来的东西，要有利于百姓。在他眼里，「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对百姓有好处，这才是意义所在，对自己有好处，甚至对国家有好处，都意义不大。

但他一生得不到更大的机会去实践和推行他的理念。只能在自己当官或者讲学的地方，一点一滴去做。他没有抱怨，没有放弃，在重建社会秩序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他的一些弟子正是得到他毕生力行的真传，陆续开始做乡规民约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一批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士大夫。

张载的思想很深邃，但落脚点很细微，格局高远，又很接地气。

听到他这些乡村治理的事迹，你可能很难想象，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探索宇宙本体的基础上形成的，并被誉为北宋诸儒中「对儒学真能登堂入室并能发展出一个新系统」（韦政通语）的大师。

我在关于周敦颐的文章中，提到过「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整个北宋社会面临的思想困境。那就是佛教和道教分别构建了一套解释世界和万物的系统，在中华文化圈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儒家在意识形态和哲学层面，则是遭到了巨大打击。所以当时的士大夫都有一种普遍的焦虑，用他们的说法叫「道丧千年不得传」，至晚在西汉以后，儒家的理论发展就停滞了，大量的学者在对儒家经典做训诂解释的工作，在思想上不断重复孔孟之说。好不容易到 8 世纪出了一个韩愈，在思想上「反佛」，结果，由于儒家思想资源有限，在辩论深度上连他的学生都坦言难以为老师护短。

「北宋五子」的使命，就是再造儒学。说得直白点，就是在儒家指导国家和个人日常生活的实用功能之外，赋予它更高的格局。

在这个大背景下，「北宋五子」，还有后来的朱熹、陆九渊等人，都在努力构建自己的儒家理论体系，不仅用于解释社会，还用于解释宇宙。他们的儒家理论体系，被统称为理学。

按照宇宙本源的不同解释，他们之间又有了气、理、心的哲学分野。

我们知道，二程和朱熹主张「理生万物」，这一派后来被官方接纳而成为正统，形成狭义的理学，影响到了近代，才被口诛笔伐；陆九渊和明代的王阳明主张「心即理也」，这一派形成心学，同样拥有一大批粉丝，直到现在依然很受推崇。

而张载，则是「气」的理论创始人。他以「太虚—气」为最高范畴，把万物的本原看作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气。用现在的话说，张载就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的思想体系很严整，理学、心学的重要命题，在他那里已经都显现端倪。尤其是他阐发的「民胞物与」和「横渠四句」，达到了宋代理学最高峰的境界，受到宋明诸儒的集体膜拜。

但可惜的是，思想门派类似于武林江湖，有两点对于门派的发扬光大至为重要：一是开宗立派得生逢其时，还得能熬，要活得够久，不然打下半边天，最终全为他人做了嫁衣裳；二是门派要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加入，显得师门热闹，声势壮大，万一门人中再出一个大牛人，这就更稳了。

所以说，张载跟周敦颐一样，都吃亏在生得早，走得早。他们开创的关学和濂学，为宋代理学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然而，两人都只活了五十七八岁，还没等到理学的黄金时代到来就走了。相较而言，二程就好命了，他们出生晚一些，尤其是程颐活到了 75 岁，从 11 世纪熬到了 12 世纪，洛学在他手上就发扬光大了。

而因为张载走得早，他的一些弟子比如吕大临，在老师逝世后转投到了二程门下。此消彼长，门派的影响力差距，无形中又拉大了。

以至于后来出现什么情况？二程洛学声势浩大，程门弟子养成一个坏毛病，喜欢贬低其他门派，来神化洛学的正统地位。他们甚至要「吞并」其他门派，公开宣称张载之学源于二程，张载这个表叔都是跟他两个表侄学的。搞得一生自负的程颐都不好意思，要出来说一句：「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徒儿们，别过火了，都散了吧。

而实际上，二程师门倒是经常从张载这里汲取营养。

张载写有一篇奇文，叫《西铭》，全文仅 253 字，却被视为千古名篇。在《西铭》中，张载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大家庭，「乾称父，坤称母」，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以前说「君父君父」，以皇帝为父，张载在文中却说，皇帝只是这个大家庭的长子，即所有人无论贤愚、不管地位高低，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著名的「民胞物与」的思想，也出自这篇文章。

明朝人说：读《西铭》，有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气象。

有学者分析，张载此文将家庭关系推广到整个世界，意味着赋予世界以普遍的伦理之序。这一观念为后来的理学家所反复确认，从二程到王阳明，都一再肯定「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种一体，便可以视为「民胞物与」说的引申。

二程兄弟很喜欢张载的《西铭》，认为此文所说「扩前圣所未发」。他们把此文列为洛学的基本教材，要求每个弟子必须研读。

由于关学本身的传承没有洛学强盛，张载的很多思想借助其他门派得以流传。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直到 20 世纪初，近代革命先驱在发展新人、培养志士时，还会将《西铭》当作训词。

从这一意义上说，张载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门派，超越了时代。

4

张载写过一首咏芭蕉的诗。28 个字用了 7 个「新」字，很好玩，又饱含哲思：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

有人说，这是张载对改革变法的支持。也有人说，这是张载对创新的执念。他确实从未停止对新知的追寻。即便在他成名之后，仍「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读仰思。冥心妙契，虽中夜必取烛疾书」。

张载教导学生说：「夜间自不合睡，只为无可应接，他人皆睡了，己不得不睡。」当然，他夜里不睡，或说不想睡，不是想起来嗨，而是要下苦功夫读书悟道。朱熹很佩服张载终生用苦功，说他这是「勇」，没有勇气打底，谁也下不了这么大的苦功。

他讲了很多道理，但从不用于苛求他人，而是用来要求自己。面对问题，总是反躬自问，从不指责别人。包括他最为著名的「横渠四句」，也是用于自律，不是用于他律。

尽管我们在无数的场合听过「横渠四句」，但要知道，它随时指向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马一浮说，张载为什么说「为万世开太平」，不说「为万世致太平」？很简单，「致」是实现的意思，「开」则是一种期待，张载「有德而无位」，他根本无法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样有机会去「致太平」，所以只能说「开太平」，垂法于后世，以待圣贤致太平。

但从张载的「无力」，不正说明他讲的道理，都是对自己的约束和要求吗？

根据他的学生回忆，张载是听到灾荒、百姓没饭吃，就自己也吃不下饭的那种人。他无能为力的时候，只好要求自己「感同身受」。

张载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但财富的有无和多少，从未影响他修炼成为一个颜回式的大儒。

在公道大义面前，他从不畏惧。而对于自己，则了无所求。他愿意为理想献身，但当理想不能实现时，他也绝不苟且，辞官，回乡下，讲学，种地……富贵于他如浮云。

无论读历史，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碰到用道德大棒指挥别人的人。千万记住了，一个人一旦要求别人高尚，他自己已不高尚了。你要拿着「横渠四句」去要求他人，张载听到了也会不高兴，真的。

1077 年，张载获推荐再次回京任礼部副职。因为不能按照他的理想来，很快，他再次辞官。

同年冬天，在返回横渠的路上，行至临潼，58 岁的张载安然辞世。

他去世时，身边仅有一个外甥。在长安的学生闻讯后赶来，筹资将老师的灵柩送回横渠安葬。

大雪纷飞，圣人无声离去。

但千百年来，他的理学思想，他的「横渠四句」，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座右铭，象征着最高的理想境界和精神坐标：

张载死后大约 180 年，一个江西人在殿试时，一字一画写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成为那一年的状元，最后也成为一个朝代最后的脊梁；

又大约 400 年后，一个浙江人在书中击赏张载，击赏「横渠四句」，他最终活成了榜样的模样，少年刺奸，中年抗清，晚年鸿儒，抨击君主专制，成为千年一遇的大思想家；

又大约 280 年后，一个现代思想家在抗战烽火中，向大学生们普及了「横渠四句」，寄希望于抗战的胜利，国族的复兴……

或许，张载并未真的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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