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相爱相杀」的希拉里
沈逸教授：细说美国「黄金」40 年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讲。今天我们讲这个奥巴马政府的第二讲——外交。
奥巴马有两个国务卿，第一个国务卿是希拉里·克林顿，后面是克里。
希拉里·克林顿当国务卿的时期，坦率地讲，一直有不同的看法跟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希拉里·克林顿是奥巴马外交战略的忠诚执行者。
虽然希拉里·克林顿，曾经跟奥巴马共同竞争党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她仍然履行了一个国务卿的职责。
奥巴马在任期间，整个美国的对外战略是由他制定，希拉里负责执行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当时在美国事实上出现了两个总统。
一个叫奥巴马，大家把他称之为叫作内政总统，主要负责对内事务；
另外一个总统是希拉里·克林顿，因为她张扬的个性、政治资历，为人处事等等各种方面，大家觉得她非常的强势。以至于美国的对外战略决策，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希拉里·克林顿本人的风格和想法，而并非奥巴马主导下的外交政策。
从时间上来看，可能两者都有些道理。我个人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后面的这样一种说法。
也就是奥巴马的两个任期内，其实直到约翰·克里时期，他的执政理念，才比较彻底、显著地通过外交政策加以展现。
在这之前，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更多体现了奥巴马跟希拉里之间的张力。
他把外交政策的实务，和实际的战略调整权，赋予了希拉里·克林顿，希拉里也在相当程度上把充分行使了这个权力。
当时，美国整体面临这样一个局面：
小布什政府在外交上，表现出了非常著名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通过某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志愿者联盟，在相当程度上，越过传统意义上多边主义的国际框架，以相当大的自由度在全球范围内聚焦反恐战争，打击当时他认定的美国国家战略面临的主要威胁——恐怖主义，以及后来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
在小布什政府后期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有战略上的转型需求，并且在 2006 年到 2008 年间，通过包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内的一系列文件，得到了比较清晰的体现。
这里面最大的变化，大致在 2006 年前后开始，美国外交战略对主要威胁的判断发生了比较微妙的变化跟调整。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重新将矛头聚焦在崛起的全球战略竞争者的威胁和挑战上。
说白了，就是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后半段开始意识到，中国跟俄罗斯的高速崛起。
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外交战略，构成了全面的冲击跟挑战，美国需要设定全盘的规划去应对这种威胁冲击跟挑战。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在外交上，他其实大概要完成三件事情。
第一，对于中国这个持续崛起的国家的发展速度、前景，以及对美国的威胁和挑战，要有一个通盘的认识和考虑。
第二，基于通盘的认识和考虑，对于美国自己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美国外交战略最终要服务的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目标，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第三，基于对中国的战略判定，对美国外交战略目标进行重新调整和设定的基础上，对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投放，行动战略，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当时，放眼全球，按照这个思路，如果把中国作为威胁，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在中国的冲击和挑战下，去维护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位置，也就是护持美国的霸权。
这对美国来讲就意味着：
第一，要进行力量的重新调整跟布局。
美国因为以军事化的方式打击恐怖主义，导致自己深陷伊拉克「战场」，它需要做出调整。说白了，要将用来打击恐怖主义的军事力量，以一定的方式抽出来。
那么这样一来，其实美国要做的事情也就很清楚了：
稳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局势，然后尽快把军事力量抽调出来。
这要求美国均衡地去处理中东地区的问题，不能说一走了之后，那个地区彻底就乱掉了。
第二，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美国既然把中国设定为一个主要威胁，那么就要解决跟俄罗斯的关系。
要解决因为美方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在内的一系列的举措，从而陷入低谷和僵局的美俄战略关系，对其做出调整。
因为只有这样，把俄罗斯所在的欧洲方向稳定住了以后，美国才可以集中精神聚焦亚太地区，应对最主要的冲击和威胁——中国。
在欧洲方向，美国要跟俄罗斯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核心在于回答一个问题，美国对俄罗斯的定位，如何去认识和理解，俄罗斯的利益诉求，然后从美国的角度，考虑到俄罗斯的诉求，达成一个妥协方案。
这个方案让俄罗斯得以满意，然后形成跟美国很稳定的关系。
第三，就是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结构，这个结构要能够基于对中国的威胁和冲击的全新的认识，并且有应对能力。
在此过程当中，奥巴马的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任期，希拉里·克林顿做国务卿的时候，希拉里当时做了几件事情。
其中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她在伊拉克跟阿富汗之间做了一个调整，把军事力量从伊拉克撤离，但是在阿富汗增兵。
她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两者之间的态势分布。
希拉里认为伊拉克局势已经稳定，但阿富汗的问题很严重，在阿富汗增兵以后，她又给美国的军事力量在阿富汗的存续时间，设定了一个期限。
奥巴马政府任内，不管是谁当国务卿，整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大外交战略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美国可支配的整体的实力，美国国内对于海外长期军事化的政治承受能力、经济承受能力，和美国所要达成的目标不相符。
简而言之，就是美国可以支配的实力和美国需追求的目标之间的矛盾，慢慢凸显出来。
反恐也好，整个中东地区的地区治理和秩序的重建也好，都是水磨功夫，慢工出细活的。
除非能够保持政策 10 年、20 年不变，朝着一个方向，持续不断地去进行稳健，保持持续性，否则在复杂的区域里面，短时间内去构建重大的目标，在理论上就是不可行的，在实践中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常见的现象叫按下葫芦起了瓢。
问题是，美国国内政治，又构成了很显著的制约，并且奥巴马还是一个对美国国内政治很敏感的一个人。
因此，美国政府的这轮战略调整，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再加上一个特殊因素，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已经 60 多岁，她还需要为自己在 2012 年，或者 2016 年竞选总统时累积政治资本。
所以希拉里·克林顿在推行外交政策的时候，增加了一些个性化的因素，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第一任期，她推三个方向，从伊拉克抽兵，往阿富汗增兵，大规模强化使用无人机进行定点清除等打击手段。
人们很快发现，在美国抽离伊拉克的势力之后，一股叫作 ISIS 的力量在伊拉克地区，以人们始料未及的速度，高速扩张。
ISIS 高速扩张的原因，除了美国力量从伊拉克抽离，还和美国在中东地区启动的「阿拉伯之春」不无关系。
虽然名义上说，奥巴马政府对于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但实质上奥巴马政府的思路和老布什如出一辙。
建立在民主和平论基础之上，试图利用美国的认知和理解，去收割或者说去催化、管控或者引领中东地区当地的一系列变革，其中以颜色革命为典型。
「阿拉伯之春」从突尼斯开始，蔓延到巴林、埃及、利比亚，一直到叙利亚。
在这个过程中，希拉里·克林顿和她的核心团队，一个叫阿里克·罗斯，一个叫杰拉德·科恩的两个年轻人，他们成立的「21 世纪治国方略行动小组」，通过社交媒体，去推动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变革进程。
希拉里·克林顿把这作为她担任国务卿任内最主要的一项策略，或者说创新。
在 2009 年经过摩尔多瓦和伊朗的早期实践之后，2010 年的 1 月 8 日，希拉里在国务院请一堆人，吃了一顿非常著名的饭。
当时参加晚宴中有一个叫杰森·里伯曼的人，他是美国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创始人。
他记录了这顿晚餐，发表了博文，标题被称之为「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是外交政策的工具」。
这些公司的创始人或者主要的负责人和高管，加上一些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与希拉里·克林顿共同吃了这顿饭。
吃完这段饭之后，他们开始在全球范围陆续地推动一些举措，包括谷歌撤离中国大陆的事件，在突尼斯的「茉莉花」颜色革命，以及把埃及当地的非政府组织——4 月 6 日青年运动等组织的领导人，送到在前南斯拉夫的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去培训。
在培训之后，利用当地已经存在的，以因为受到经济、金融危机冲击和影响，所产生的社会怨恨情绪，作为基础发动了变革。
这个变革在美国入场之后，对以当地军队为代表的上层力量，进行了某种渗透和引导之后，出现了一个波次。这个波次，美国人把它称之为叫作「阿拉伯之春」。
当时，美国非常乐观地称之为，用互联网去推动的颜色革命浪潮。
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非常著名的互联网自由演说，将「颜色革命」看作是无条件为西方的国家利益去服务的工具，并且认为应该作为一种价值向全球推广。
很快，从外交实践层面来看，它就出现了失控。
具体体现在中东地区来说，大体上在 2013 年、2014 年之后，「阿拉伯之春」这个概念就慢慢地淡出了媒体，美国的外交系统也不再去使用这个词。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所有这些在一开始，看上去符合自由主义乐观情绪的地方「自发行动」，很快就失控。
结果导致作为美国传统地缘政治区域支柱的、不符合欧美国家基于国内标准判定的西方民主标准的世俗化强人，不管突尼斯的总统阿里，还是埃及的领导人穆巴拉克，纷纷失去了对权力的掌控。
可替代他们的，并不是美国期待的民主化的、亲西方的新政权。
那种可以基于民主和平论，在中东地区出现一个稳固的、亲美的世俗结构，同时中东地区会因此进入相对良性的自持续发展阶段，从而美国可以把军事力量抽出来。
与之正相反，被穆巴拉克这些世俗化强人强势打压的，具有发达基层联系网络的，基层伊斯兰组织和民众，在宗教社群和宗教关系纽带整合、动员下，强势崛起。
埃及最为典型，穆兄会的领导人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获得了政权。
之后，迅速地在埃及推行了一系列，以宗教化为核心色彩的政治变革措施，直到最后，再度被一个具有军事强人色彩的新型领导人取代，事实上在一定程度重新回归穆巴拉克时期，但是换了一个人。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完美体现了美国在当地的困境。
更大的问题出现在利比亚。
早期人们非常乐观地在利比亚看到了地方性的、基于社交媒体的政治动员。
然后，看到了他们认定的所谓专制独裁的卡达菲身边大规模的叛离、叛乱现象。
随后，以法国跟德国为代表的军队，对当地的政府军进行压制，设立禁飞区，进行外部军事干预，使得内部反政府武装在当地夺取了政权。
甚至这个独裁者，以非常不名誉的方式被干掉。
但是，整个地区迅速重新陷入一种混乱和无序的状态。
这种混乱和无序的状态，并没有能够在所谓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引领下，或者说，在美国的主导下迅速地得以过渡，进入到一种新的有序稳定的状态，拿出一个堪称样板的新载体。
至于到了叙利亚，就更加明显。西方的力量，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当地进行推动和渗透，带来的结果，并不足以动摇阿萨德本人对于局面的实际控制。
对于美国非常尴尬的局面是，这一系列操作，事实上导致了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地缘政治力量——西亚伊朗的政治势力进行了扩张。
伊朗借助什叶派的伊斯兰网络，使得当地传统意义上，能够跟伊朗进行均衡的，带有逊尼派背景的强势的世俗化政权，也一定程度上被什叶派掌权。
最后出现了比较尴尬的局面——以巴林为代表，当地掌握政权的强硬的逊尼派的王室，在面对占人口 70% 的什叶派民众，使用社交媒体组织进行形式和过程上都符合西方民主正义需求的强势反抗时，美国以事实上容忍的态度，默认了巴林政权从沙特去借助军事力量，对这种反抗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压制。
这种大规模的压制，甚至没有办法用颜色革命的路径，来进行任何合理化的解释，而只能采取某种事实上搁置，或者说是视为不存在的方式，来加以过渡。
在中东地区这么折腾一圈之后，奥巴马政府发现美国要简单地离开中东，或者说留下一个稳定的结构，从中东彻底地撤离，不是变得更加容易，是变得更加困难了。
在欧洲方向，希拉里·克林顿跟俄罗斯的外长有过一个很有趣的仪式，他们拿了一个盒子，上面有个按钮，象征美国跟俄罗斯关系的重新启动按键，他们叫 Reset 重新启动，就像电脑台式机死机的重启按钮。
希拉里或许为了表明自己是跟俄罗斯打交道的行家，按钮上想印俄文，结果单词拼错了……
这里面归根结底存一个问题，从苏联变成俄罗斯，美国一直都没能回答。
在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俄罗斯处在什么位置？
这是理想化、充满价值观诉求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在俄罗斯国内，经历叶利钦时期到普京上台，再到美俄重启，俄罗斯国内精英阶层对于西方提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于在外交价值理念或者实践上无条件倒向西方这件事，已经没有兴趣了。
在美国以及西方这一侧，面临的困境是：
当苏联解体以后，原来、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俗称卫星国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后来叫「新欧洲」，以区别于在冷战时期站在西方的「老欧洲」，以乌克兰为代表，跟俄罗斯关系一直不怎么样的加盟国，让西方国家面临一个站队的问题。
他们的地缘政治选择是什么？
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交易，美国要改善跟我的关系，你在地缘政治上给我什么好处，那你就承认我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甚至是原苏联势力范围内的特殊地位。
在这点上，俄罗斯是一个连贯性非常高的国家，从沙皇俄国到社会主义的苏联时期，甚至到苏联解体以后，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坚定不移的，俄罗斯要一个大国地位，要得到尊重，这种尊重通常意味着某种事实上的势力范围，对他势力范围的尊重。
叶利钦，包括普京，都是这么做的，当然有没有实力、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是追求是坚定不移的。
从美国的角度，以及欧洲盟友的角度来看，冷战时期，要预防苏联的势力从中扩展。
苏联解体以后留下的俄罗斯，仍然不能让他们放心，他们要俄罗斯边上搞一个包围圈，或者叫遏制带、缓冲带的东西。那么双方不可避免的有冲突。
从俄罗斯角度来说，它又面临一个问题，对于那些已经脱出去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也好，苏联的前卫星国也罢，当时他们之所以脱离出去，就是因为从俄罗斯身上，拿不到发展自身经济所需要的好处和回报。
于是，在这种争夺的过程当中，俄罗斯对美国提出的重建美俄关系的主张，更多看重的不是理念，是实在，是内涵。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不希望看到俄罗斯出现一个非常强势的，像普京那样的领导人。普京让他们害怕俄罗斯会重新建立一个「苏联」，这是战略上的噩梦。
与此同时，美国又想做一些牵制俄罗斯的事情，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内部亲俄的政治力量，用颜色革命的方式去做一些小动作，这导致莫斯科越来越不信任美国。
双方最终在乌克兰问题上破局，之后很快陷入死结
——俄罗斯拿回了克里米亚，于是，在欧洲方向上，美俄关系事实上就打了个结。
克里米亚问题不解决，欧洲国家是不会放过的俄罗斯的。
于是，整个新欧洲，对于美国改善美俄关系的态度，自然就变得非常谨慎跟微妙。
那么美国在欧洲方向上，没有能够修复跟俄罗斯的关系。
奥巴马政府后期，让拜登主要负责俄罗斯尤其是乌克兰方向的事务，这也导致了 2020 大选中的「乌克兰丑闻」。
拜登当时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强化跟乌克兰的反腐败合作，以打击腐败为由，打击侵俄罗斯的政治力量。
在乌克兰用这种方式，强化乌克兰跟西方的关系。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显然不可能在欧洲减少自己的战略存在，不可能降低自己的力量，甚至还会强化。
这样一来，大家说美国有没有可能从欧洲把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政治上的注意力全面的抽出来，投送到亚太地区，去管控，或者说去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冲击和挑战呢？显然是不可能。
接下来，美国在亚太对上了当时的中国。中美外交的层面，经历过一个变化。
大家有印象的话，在当奥巴马当选总统的时候，他有不少粉丝。
当时很多人非常的迷恋他，把他看成是美国理想主义的象征跟化身。
奥巴马是少数在上任第一年就到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在北京跟上海搞了演讲，大家再次领教了他公开演讲的技能，也因此调高了对他的预期。
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刚回去就给中国三瓢冷水浇下来了：
第一，对我们那些轮胎等工业产品，实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以及征税。
第二，批准对台武器出售，数额还特别大。
当然奥巴马说自己很冤枉，他只是按照正常往年惯例在弄，只是上一次轮小布什有一批没交货的东西，两批货物加在一起，让人觉得数量众多。
第三，奥巴马他用一种非常不好的方式见了达赖。
当时达赖到白宫去访问，奥巴马「正好」路过这个办公室，「恰巧」碰到有人，就跟达赖握了个手，见了个面。
这三件事情，一个在军事、在地缘政治上，一个在内政上，一个在经贸上，三瓢冷水浇下来。
因为之前，大家调高了对奥巴马的语气，所以这三瓢冷水一浇，大家心一凉。
希拉里·克林顿跟我们的杨洁篪杨委员，在香格里拉围绕南海问题直接吵起来，希拉里话说得比较难听、比较冲。
这一轮谈话还聚焦了所谓的互联网自由的问题，谷歌退出中国市场，以及把网络安全升格为中美关系中一个敏感和尖锐的话题，在这个方面对中方施压。
于是，当时的中美关系，经历了一轮高开低走，美方从那时候开始反复强调中方咄咄逼人。
在 2013 年前后，一位有印度裔背景的美国研究者泰利斯，写了一篇文章，内容大概是：
第一，美国跟中国是某种战略竞争的关系；
第二，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不能用美国跟苏联的关系来套，因为美国跟苏联没有像美国跟中国那么紧密的经贸联系；
第三，美国必须对中国进行某种均衡，不一定是遏制，但是要平衡一下。
这个办法就是找一个小伙伴，在亚太地区跟着美国一起走，帮助美国来均衡。
所以在当时，美国就开始提和印度的合作关系，后来慢慢地转变成印太战略。
在亚太区域，奥巴马政府从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开始，主要进行意识形态战争，进行以互联网自由为核心的，具有强意识形态属性的举措，对中国进行系统的施压。
这种系统的施压，包括对中国互联网的管理政策，指控中国网络搞窃密，指控中国黑客威胁论。
当然，有的时候奥巴马会失控。一个非常经典的失控例子是，2014 年 5 月，奥巴马政府突然之间起诉五个中方军人。
事后材料显示，这个举措背后的政治计算和思考，让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美国一些利益集团，通过某些游说途径，说通了当时奥巴马个人好友，时任美国司法部长，他基于游说集团的需求，推动了起诉的举措。
而这个举措，事先甚至没有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支持。
奥巴马任上经常出现这样一些事情，这带来一个不太好的结果，导致奥巴马政府任内的整个外交，呈现出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面上非常好看。
举几个简单例子。
第一个，2009 年，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变成奥巴马政府最大一个笑话。
事实上，奥巴马政府从来没有停止过美国的对外实质性战争行动。
单纯从用无人机定点清除恐怖分子这个举措来说，他打的甚至比布什还狠，结果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后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被嘲讽地解释成给个奖，鼓励奥巴马朝和平去努力。
第二个，奥巴马在全球多边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
不管是互联网自由也好，还是贸易体系的规则升级也好。
他在亚太地区和日本推 TPP，在欧洲地区推 TTIP，充分显示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全球的扩张和扩展中，美国基于维持自身霸权需求，在理念和规则演进的总体方向上，扮演了一个领导者。
当然，到希拉里·克林顿离开国务院之后，克里变成了国务卿，美国外交向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大幅度倾斜，回归多边主义合作，但是这种回归没有改变这两个特点——形式上非常好看，但是收效非常有限。
这么一个局面，是由几个主要原因所导致的：
第一，从客观实力上来说，当时奥巴马政府的两个任期，八年时间，美国在外交战略上需要做的是收缩，不是扩张。
这种收缩和 20 世纪 70 年代尼克松从越南战场脱身的收缩并不一样，它更加复杂。
美国不是非常鲜明的，在单一方向上耗散自己的实力。
当时美国所需要的收缩，本质上是冷战结束以后，从一种认为自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没有任何边界，随意「挥霍」自己优势力量的没什么太明确方向，或者动不动就要建一个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宏大的战略中脱身出来，做出实质性的调整，凝练一个更加具体、可操作的目标。
这个调整，还有几个互相之间充满张力的约束条件：
第一个约束条件是，美国所处的霸权地位，不管这是以领导，还是支配的形式出现的，能不能放弃？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调整？
这个和调整本身是充满内生张力的，因为如果要做一个霸权，几乎无所不管、无所不包，这个和美国要进行的这个战略的收缩之间，是有张力的。
第二个约束条件是美国国内政治。因为之前奥巴马在美国国内推动包括医保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导致整个美国的政治体制，按照福山的说法，基本上陷入了某种否决型政体的特点。
在国内政治约束条件下，进行外交政策调整，这不只是对奥巴马，对于所有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政治精英，都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能不能做到所谓国内事务止于两洋，党派的分歧不要波及和扩展到外交事务上。
但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美国国内政治人物，不管是民主还是共和党，在这个时候都没有表现出，站在美国国家利益上进行考量的事实上的举措，尽管在口头上可能有很多表达。
很多时候，包括后面在希拉里·克林顿处置邮件门时，外交政策上的失误，在很多情况下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这种政治斗争的过程当中，美国维系自己霸权地位所至关重要的软性成本——声望和政治资本，被大量的损耗，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而且，奥巴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积极的作为。
第二，美国面临的世界复杂性，和 20 世纪 70 年代冷战背景下美国进行战略调整的世界，不可同日而语。
20 世纪 70 年代，尼克松政府进行外交战略调整的时候，面临的世界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苏联。
是在全球跟苏联对抗，还是缩回来，在一些次要的区域做一些局部的退让，在重点区域强化跟苏联的应对，然后在具体方式上做一些调整。
并且在当时那个简单的世界情况下，凝聚美国国内的共识、凝聚美国盟友的共识，都比较容易。
而奥巴马政府任内面临的，是一个复杂多样的世界。
这个复杂多样的世界，很多时候，地缘政治问题上面临的挑战，和全球治理的挑战对美国的要求，经常是对冲的。
比如说：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在地缘政治上，也许奥巴马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对冲，或者是遏制中国的崛起；
但是在全球气候减排，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上，他需要中国的合作。
因此，奥巴马不能用一种非常机械、僵硬和简单化的方式，去处理所谓中国的挑战。这对美国执政者整体战略构想和博弈的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这种高要求，同时要求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时间。
很多政策不是在一年、二年，也不是三年、四年内起作用的，可能是五年、十年、二十年才起作用的，往往超过了一任政府，甚至是一个总统能够连任的最长时间的限制。这就关系到政策的有效性和有序性如何维系的问题。
第二，很多时候领导人需要为政策承担政治代价，支付短期成本。
在短期里愿不愿意为了一项中长期的政策，去付出一些政治成本。
在竞争性的政治过程和结构当中，这个政治成本意味着你有可能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举个简单例子，当时在对冲中国带来的冲击和威胁过程中，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举措是 TPP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被认为是美国当时对中国最狠的杀招，其中一个核心的内涵是，一旦签署了 TPP 之后，就能形成一个高水平、高标准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
这个协定一旦批准生效，美国用 TPP，加上跟欧洲谈的 TTIP，并起来形成一个全球在 WTO 框架下，多边贸易规则升级和换代的模板。
以此为基础，在 WTO 多边框架下，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规则的变革，这会对中国构成重大的冲击和挑战。
因为有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相当于先把中国排除在外，制定好一个规则，然后放上去、生效，最后强迫中国来遵守。
但是，问题在于，奥巴马快谈成 TPP 之时，他的任期快到了，于是存在这个政策能否存续的问题了。
特朗普当时已经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态度，希拉里·克林顿，在 2015 年 10 月之后，也开始公开表示反对。
反对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在此变革过程中，美国国内工人、产业工人，相对落后产能的处境可能会因此而进一步恶化，而这些人意味着选票。
如果民主党主政签了 TPP，共和党就说你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尽管民主党说这个东西可能是发挥，或者保持美国在国际领先地位，以及应对中国的威胁和挑战所必需的。但奥巴马不具备能力，在此同时做好美国国内的利益分，。
奥巴马整个政府任内，在外交政策上，有人想提出一个词，叫「奥巴马主义」，是什么都有，什么都不是。
总体来看，在整个八年任期内，奥巴马的外交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典型的二元悖论——
从形式和面上来看，红红火火。全球各主要区域，各主要国家，不管是区域还是双边，各个主要问题上，他一个个的主张、一个个的理念、一个个的活动不停地往外抛。
从实体层面来看，这些抛出去的东西，逐渐失控、反噬。不管是阿桑奇披露的美国国务院的电报，还是后来斯诺登抖出来的棱镜项目，包括中间占领华尔街，以及后来特朗普的崛起，美国自己慢慢被反噬。
或者，可以称之为叫作知易行难，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愿望和愿景，但是执行起来效果欠佳。
像在处理俄罗斯关系上，早早地就去按了启动键，但是又慢慢地、成功地把同俄罗斯关系搞僵掉，而且陷入到了一个死局，并且失去了后续继续破局的希望。
奥巴马整个战略性的调整也不行。从伊拉克撤军，减少美国海外的军事干预，愿望挺好的，但执行下来，后来蹦出来了 ISIS，搞得尴尬的不行，甚至被迫要重新增兵。
再考虑后面叙利亚，一开始把人权干预调门拉得非常高，结果时间长了，现在特朗普都要换了，阿萨德还继续在那待着。
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虽然谈不上彻底糜烂，但是也不好也不坏僵在那。
最后，缓缓受损的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的战略利益。
至于中国这个方向，就更加不谈了。
遏制的效果没有看见，高速崛起的中国倒是有一个。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个奥巴马政府的八年，彻底暴露了美国的华而不实。
虽光鲜亮丽，但实际上不能解决任何重大问题的尴尬局面。
虚度了将近八年的时间，从而把这个世界，或者说美国整个霸权体系，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位置，引入到了一个更加尴尬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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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21-03-08 14:48 · 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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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啥也不是，啥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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