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福泽谕吉为什么告别儒学

福泽谕吉为什么告别儒学

简读日本史

一

看到一万日元（日本纸币最大面额）上那个日本人的头像，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可能以为此人是哪位天皇。其实他不但不是天皇，甚至连官也没当过，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级别」的学者而已。

能够登上这样大面额的纸币，足以证明他的重要性。确实，他是近代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很多读者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不过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和中国有关。

福泽谕吉的父亲福泽百助是一位忠实的儒学信徒。江户时代，是中国儒学在日本影响最大的时代。儒学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原则，很符合江户时代封建体制的需要，因此进入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进入全盛期。福泽谕吉说：「父亲遗留的手书，便足以证明他是个彻底的汉儒。」 [1] 他崇拜中国文化，最喜欢收藏中国的古书，谕吉诞生那一天，他恰好得偿夙愿，购得了一套中国清王朝的《上谕条例》，于是给新生儿取名「谕吉」。

福泽百助坚定地信仰儒学，一举一动都谨遵圣贤的教导，「即使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绝不做亏心事」，因此自然以儒家之道来治家。福泽谕吉说：「他在教育孩子上完全依照儒家传统。」 [2] 因此，「家兄……与纯粹的汉学者一样注重孝悌忠信」。 [3] 有一次兄弟两个人谈起人生理想，他哥哥说，他一生的目标就是按孔孟的教导活着，「至死为止都是孝悌忠信」。

虽然父亲在谕吉幼年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他确立的儒者家风却长久地影响着这一家人：「我们的家风极为规矩。并非有严格的父亲在监督我们，可是我们母子和睦相处，兄弟姊妹从不吵架。不只如此，无论如何绝不做下流之事。没有人教导我们，母亲也绝不是唠叨的人，我们自然而然如此，这大概是父亲的遗风以及母亲感化的力量吧！」 [4]

福泽谕吉开蒙读书之时，日本还处于传统时代，因此他很自然地跟随老师系统学习了从《孟子》《论语》到《诗经》《书经》《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等中国经典，自己还阅读了《史记》《前汉书》《后汉书》《晋书》《五代史》《元明史略》等大量史书。福泽谕吉说自己最拿手的是《左传》，「一般书生只读《左传》十五卷中的三四卷，而我全部读完，前后大约读了十一次，比较有趣的地方就背诵下来」。他「因此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小小的汉学家」，能写一手不错的书法，也能作像样的汉诗，从哪个方面看，都早早成了一个儒学学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从中国文明中吸取了大量养分的人，后来却坚决地告别汉学，转而激烈批判「咒骂」儒家。他大声宣称，日本要迈向文明，就不能再做「汉儒」的「精神奴隶」：

「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就要变成了禽兽世界……幸而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像儒者所想象的那样，不断涌现胜于古人的人物，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推翻了儒者的设想。这是我们人民的大幸。」

「儒教……腐败之流毒以至于危害国家则绝不可饶恕。我辈所以极力排斥而毫不借贷也。」 [5]

这种行为当然是「恩将仇报」，福泽谕吉也毫不讳言这一点。他在《福泽谕吉自传》中称自己是一个读过大量汉文书的人，「却屡次抓住汉学的要害，不管在讲话或写作上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攻击，这就是所谓的『恩将仇报』。对汉学来说，我确实是一个极恶的邪道」。

那么，是什么让他成了一个「恩将仇报」的人呢？

二

谕吉对儒学的「仇恨」，首先根植于他的家世和早年经历当中。

福泽百助的出身和儒家圣人孔子相似，也是一个低级士族。孔子当初给贵族家当过会计，他也在大阪中津藩担任会计的工作，薪俸微薄，地位低下。

谕吉说，他的父亲虽然博览群书，很有才华，但限于等级世袭制度，满腹经纶无法施展，一直郁郁寡欢地做着他根本不喜欢的会计工作，才到中年就饮恨于九泉之下。因此谕吉说，「门阀制度是父亲的仇敌」。

江户时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界限森严不可侵犯，等级意识无所不在。福泽谕吉后来在《劝学篇》中说，在日本幕府时代，且不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将军饲养的鹰比人还要尊贵，在路上碰到『御用』的马就要让开，总之只要加上『御用』两个字，就是砖石瓦片也看成非常可贵的东西」。

谕吉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天走进屋里，无意中踩到了他的大哥平铺在室内的一张废纸。结果大哥勃然大怒，给了他一顿狠狠的教训，原来废纸上写有藩主「奥平大膳大夫」的名字：践踏主君的名字，有悖家臣之道。谕吉为了息事宁人，只好向哥哥谢罪，心里却愤愤不平。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谕吉从小不断感受到的，是高门第者对自己的歧视。他后来回忆说：「武士阶级的门阀制度非常严谨，一成不变，不仅公事上如此，个人的交往上，甚至小孩的交往，都严守着身份贵贱的等级；上级武士的子弟对我们下级武士的子弟使用不同的语言，连小孩子的游戏都扯上门阀制度，难怪我会满腹牢骚。可是，我和上级武士的子弟到了学校，在读书讨论会上，每次都是我成绩较好。不仅学问如此，在体力方面我也不输他们。尽管如此，在朋友交往或小孩的游戏中都摆脱不了门阀制度，真是霸道。虽然我尚年幼，但仍感到忿忿（愤愤）不平。」 [6]

这种出身和经历，塑造了他的叛逆气质，导致他对「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的终生反感。成年之后，他意识到诞生于中国封建时代（秦代以前的中国是真正的「封建」时代，也即「封土建国时代」）的儒家学说正是等级制度最有力的维护者和辩护士，因此不免回过头对儒家学说的名分思想大加抨击：

「数千百年的古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学者们，都极力提倡上下贵贱名分之说，归根到底，无非是想把别人的灵魂移入我的身上。」

三

虽然对基于儒家学说的等级制度充满反感，但是福泽谕吉早年并无法在学理上反驳它，因为在传统东亚社会，儒学几乎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理。有能力告别儒学，是在他接受西学之后。

福泽谕吉十几岁的时候，日本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也就是黑船来航，日本开国。这一事件深刻地影响了所有日本人的命运。

黑船来航使日本全力加强国防，研究炮术成为一时风气。在开国之前，日本已经存在悠久的兰学传统，时人认为要学习炮术就必须先掌握荷兰文，于是福泽离开故乡，到长崎学习兰学。

福泽在长崎攻研荷兰语原著，学习了生理学、物理学、化学等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他天生有一种「为学习而学习」的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学习非常刻苦，因此这段学习为他奠定了良好的科学知识基础。

在西方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自然科学通常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因为它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立竿见影，为西方文化构建了一种整体可信的面貌。在学习了西方近代的医学和生理学知识后，福泽就开始对中医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医所学不过是些「空虚、抽象、莫名其妙的课程」，同时也开始对儒学产生了初步的反感，感觉儒学不是实学，空疏无用。他后来说：「所谓学问，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懂的古文，能咏和歌和做（作）诗等不切人世实际的学问。这类学问虽然也能给人们以精神安慰，并且也有些益处，但是并不像古来世上儒学家和日本国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可贵。自古以来，很少汉学家善理家产；善咏和歌，而又精于买卖的商人也不多。」 [7]

四

学习兰学让福泽意识到西方学术的巨大价值。而后数次出访欧美，更让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更为直观和深入。

安政六年（1859 年）冬，福泽获得一个机会，作为随员随日本使节团到美国交换商约。这是福泽平生第一次出国，不过因为职务繁忙，也因为语言障碍还没有突破，在对美国物质发达的外表感到惊讶的同时，他对西方的伦理价值感觉很不理解。福泽记载的一件小事，可以显示此时的他对西方社会和文明的隔膜：

当时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遂向别人打听了一下。不是别的，我问的是华盛顿的后代子孙情况如何。那人回答说：「华盛顿的后代当中有个女人尚在，目前情况怎样虽不清楚，但想必已经嫁给什么人了。」回答的语调显得非常冷淡，实在叫人想象不到，真够怪的。美利坚是个共和国，她的总统是四年改选一次，这一点当然我很清楚。可是我认为华盛顿的后代子孙必然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因为我的头脑里存在着对源赖朝和德川家康的传统看法，从这点推想我才提出这个问题来。但对上面那种回答，我却非常惊讶，当时觉得很奇怪，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个问题在道理上讲，本来一点也不值得惊奇。可是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上的事情来说，我就有些莫名其妙了。

儒家文化强调慎终追远，且不说孔子的后代历代封爵，受人崇拜，连明朝皇室的后代，到清代也能封为延恩侯。因此西方人这种对开国领袖后人的冷落在福泽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让他感觉「莫名其妙」。

从美国回来之后第二年，幕府决定派遣使节到欧洲。福泽被任为译员，又得到了一次游欧的机会。

这一次旅欧，对福泽的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他英语进步很快，此时语言障碍已经破除，他对欧洲社会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对他感兴趣的许多问题，比如医院的经营、银行的业务、邮政、征兵法规、政党、舆论和选举，都做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回国之后，他撰写了《西洋事情初编》。这部书发行部数有二十五万之多，影响了维新政府的政策。

1876 年，福泽随从幕府的军舰采购委员，获得机会再度赴美。使团参观了美国国务院，见到了《独立宣言》的草稿。福泽自己还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

与西方文明的多次直接接触，使他对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对比，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度转变。天生叛逆的他迅速接受了西方人的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他后来在名著《劝学篇》开头，将《独立宣言》中的「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翻译成「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宣布与儒家的等级尊卑观念决裂。

福泽彻底接受了「西方中心观」，认为西方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而儒学只是一种「半开化」的文化。原本在他看来非常高明的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比起来，竟然一下子变成了「糠麸」。

他在《文明论概略》中这样说：「在西洋所谓 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进于文雅这一方面，儒学的功德的确不小。不过，它只是在古时有贡献，时至今日已经不起作用了。当物资缺乏时，破席也可以做被褥，糠麸也可以抵食粮，更何况儒学呢？」

也就是说，古代日本在文化荒芜的时候，移植中国文化当然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比如当一个人快要饿死时，即便是糠麸也肯定要拿来充饥。然而，当他能够吃到美食的时候，就应马上倒掉手中的糠麸。

他与儒学分道扬镳，在思想上「脱亚入欧」，从此花费巨大精力，向日本人介绍和宣传西方文化，对普通民众进行启蒙。

五

福泽谕吉认为，学习西方，重要的是学精神，而不是学皮毛。衣、食、住、行等方面模仿西洋的样式，只是学习西方的皮毛。

什么是西方文化的真精神呢？他说：「一国的文明程度不能从外表来衡量，所谓学校、工业、陆海军等，都只是文明的外表，达到这种文明的外表，并非难事，只要用钱就可以买到。可是在这里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既不能买卖，又不能借贷；它普遍存在于全国人民之中，作用很强。要是没有这种东西，国家的学校、工业、海陆军等等也就失去效用，真可以称之为『文明的精神』，它是一种极其伟大而又重要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 [8]

福泽认为，西方社会与传统东方社会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是以个人优先的社会。个体概念蕴含着现代社会的大部分秘密，个人的平等、自由、独立，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而传统儒家思想与封建制度塑造下的人民没有独立品格、缺乏平等意识、丧失自由精神，是日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9]

福泽批评日本人没有公民精神：「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我国人民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为古代的道理服务的精神奴隶。」而这些「古代的道理」，显然主要指儒家思想。他写下《劝学篇》等作品，目的就在于让人明白独立、平等、自由的可贵，让人知道争取独立、平等、自由的途径。

福泽批评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思想：「如果人人没有独立之心，专想依赖他人，那么全国就都是些依赖他人的人，没有人来负责，这就好比盲人行列里没有带路的人，是要不得的。有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假定社会上有一千个瞎子和一千个明眼人，认为只要由智者在上统治人民，人民服从上面的意志就行。这种议论虽然出自孔子，其实是大谬不然的。」

福泽批判儒家思想中包含的专制因素：「政府的专制是怎样来的呢？即使政府在本质里本来就存在着专制的因素，但促进这个因素的发展，并加以粉饰的，难道不是儒者的学术吗？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玩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汉儒是老师。」

只有国民精神的近代化，让每个日本人从古代人变成近代人，才能完成日本真正的近代化。福泽在《劝学篇》中从三个方面阐述这一观点：「第一，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会深切地关怀国事」，「第二，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人时保持独立的权利」，「第三，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会仗势做坏事」。独立的精神就是「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 [10]

福泽谕吉提醒世人，如果人民在国内没有独立的精神，国家在世界就没有独立的可能，当士农工商等各行各业的人都独立起来了的时候，就用不着担心国家不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福泽的结论是：「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而独自操心国事，实不如解放人民而与人民同甘共苦。」

福泽的启蒙宣传收效甚大。「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句话在封建等级制度桎梏下的日本人听起来实在是振聋发聩，如同神启。《劝学篇》这部书前后印行三百四十万册，是当时日本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对日本人的精神现代化起了巨大的作用。

六

正是基于这种思路，福泽激烈批评中国当时的「自强运动」，因为这一运动只学习西方文化外表，却摒弃了真精神：「中国也骤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这些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对的。这些东西用人力可以制造，用金钱可以购买，是有形事物中的最显著者，也是容易中的最容易者，汲取这种文明，怎么可以不考虑其先后缓急呢？」 [11]

因为中国人的这种学习方式，福泽判定中国人的西方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在 1884 年说：

支那人和日本同属东洋国家，但其心情风俗不同，这是世界上众所周知的事实。要说最显著的不同，就是支那开国已经百余年，日本开国只有三十年，尽管有前后七十年的差别，但由于支那的迟钝，对文明为何物一无所知。据说近年来采纳了西洋的一些东西，但却止于器的层面，没有人关心文明的主义如何。不究其主义而单采用其器，认识只限于表面，就没有进步的希望。而我日本人一旦开国，人心为之一新，脱掉数百年的旧套，而追求新文明。从无形之心，采有形之事物，三十年虽日月尚浅，倘若日此进步下去，（与支那相比）可以说定形成冰炭之差。日支两国之所以呈现这样显著的差异，有立国根源的不同、数千百年的教育的不同等，原因不一而足。但从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一个止于外形，以我鄙见，可以说原因在于进入两个国家时的途径不同。有什么不同呢？在日本，文明由国民的上层进入；在支那，文明由国民的下层进入。支那国民与西洋人接触已有百年，其交接的方式只有商业贸易，外来者为利而来，内应者为利而应。交往的动机，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在支那群民中，虽然也有通晓外语的人，但只限于日常生活用语，而不能成为知识传达的媒介，其证据就是百年来能说洋话的人不少，但在进口品中，西洋书籍却很少，特别是有关事物的真理原则的科学书籍几乎没有。因为从事商业贸易的支那人不读这类的书。 [12]

中日两国之所以有如此区别，就是因为中国迷恋已经过时的儒家思想和古风旧习。1885 年，福泽发表《脱亚论》一文，福泽写道：

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支韩更为相似，此两国的共同之处就是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

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1883 年）一文中把中国社会比作「一潭死水」，「没有新水注入，也没有水流出，有风吹来的时候，整个的池水被吹得浑浊，风止的时候池水又复归平静」。他断定中国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

七

虽然后半生激烈反对儒学，但福泽谕吉毕竟出身儒学世家，对儒学并非毫无感情。

他承认儒学对日本的功效：

东西洋在学术风尚上也有所不同，西洋各国以实验为主，而我们日本则向来崇拜孔孟的理论。虚实的差别，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不能一律加以否定。总之，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从这方面来说，儒学也是相当有力的。 [13]

谕吉对儒学的泛道德主义（或称伦理本位主义）展开过激烈的批判，不过他始终承认儒学在「私德」方面的有效性。父亲和兄长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形成的道德节操是他永远钦敬的。他认为儒学的「五伦」道德是「永不移易」，适用于一切社会的人际关系。他说儒学者们的错误只在于「过分强调私德的作用」，欲「以私德支配社会上的一切事物」。

他认为，儒家学说在诞生之时是先进的，有生命力的，直到近世，「忠孝仁义」四字仍然没有一点可以非难的地方。他在《儒教主义之害在于其腐败》一文中说：「说来我辈只管要排斥儒教的理由，决非因为认为其主义有害。周公孔子之教，是提倡忠孝仁义之道者而无一点可以非难之处。不仅如此，作为社会人道之标准，毋宁说自然应当敬重！从这一点看，不单是儒教，神道也好，佛教也好，至于提倡道德之教这一面全都同样……」

但问题是，儒教在后世已经变质，甚至已经腐败：

「儒教主义作为周公孔子的教导虽说本来纯洁无垢，但如今已经腐败了。不，其腐败已是几百年前之事，本来之真全不可见。总之，虽然流毒甚深而其毒非主义之罪，只可认为是腐败之结果……虽说不见儒教本来之主义纯粹无垢毫无可以非难之点，但其腐败之流毒以至于危害国家则决不可饶恕。我辈所以极力排斥而毫不借贷也。」 [14]

在《世界国尽》中他又一次说，中国的黄金时代在很久以前，现在文明已经腐败，不可依恃：

说起来「支那」的故事，自往古陶虞的时代已经四千年，听说其国重视仁义五常，人情醇厚非常有名。然而这种文明开化退去后，风俗渐次衰弱，不讲道德，也不砥砺知识。认为唯我独尊而不去了解世界，自认为高枕无忧，任由暴君污吏随意压制百姓。如此恶政终于没逃过天谴，天保十二年（1841 年）与英吉利国产生不和，只一战（指第一次鸦片战争）之下迅即溃败……即使如此，那些不长记性的无智之民，再次无理取闹，妄开兵端（指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于军队孱弱屡战屡败，终成今日的局面，实在可怜。

所以，福泽对儒学道德思想的批判，并不是对它全盘否定。他批判儒学，只是因为它把道德与政治混合在一起，无法分开。「假使现在还想以内在的无形道德，施于外在有形的政治，想用古老的方法处理现代的事务，想用感情来统御人民，这未免太糊涂了。」 [15] 他猛烈攻击这种令他父亲痴迷一生的学问，是为了给日本近代化开路，让日本避免中韩两国的命运。他自揭心路说：「我与汉学为敌到如此地步，乃是因为我深信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 [16]

注释：

[1] [日]福泽谕吉：《改造日本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自传》，杨永良译，文汇出版社，2012 年，第 3 页。

[2] [日]福泽谕吉：《改造日本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自传》，杨永良译，文汇出版社，2012 年，第 2 页。

[3] [日]福泽谕吉：《改造日本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自传》，杨永良译，文汇出版社，2012 年，第 11 页。

[4] [日]福泽谕吉：《改造日本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自传》，杨永良译，文汇出版社，2012 年，第 4 页。

[5] 《福泽谕吉全集》第 7 卷，转引自王岳川主编《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文化发展与战略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41—242 页。

[6] [日]福泽谕吉：《改造日本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自传》，杨永良译，文汇出版社，2012 年，第 15 页。

[7] [日]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3 页。

[8] [日]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27—28 页。

[9] 戴建业：《文化认同与文化转型——张之洞与福泽谕吉〈劝学篇〉的比较分析》，载《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戴建业自选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72 页。

[10] [日]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14—18 页。

[11]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12—13 页。

[12] 《福泽谕吉全集》第 10 卷，第 49—50 页，转引自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15 年，第 44—45 页。

[13]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153 页。

[14] 《福泽谕吉全集》第 7 卷，转引自王岳川主编《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文化发展与战略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41—242 页。

[15]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56 页。

[16] [日]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马斌译，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17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