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附

附

简读日本史

日本天皇的称号是怎么来的

对中国人来说，有些日本天皇的称号有点奇怪。

有些天皇的名号听起来像地名，比如平城天皇、白河天皇、一条天皇、三条天皇。还有一些天皇在历史上不称天皇，而是叫各种院，比如冷泉院、圆融院、花园院。还有一些天皇名号中有一个「后」字，比如后醍醐天皇。这是怎么回事呢？

众所周知，日本天皇制度模仿自中国皇帝制度。「天皇」二字中，「皇」当然是承袭自中国，「天」字则是日本的独创，用来凸显天皇家族的神圣性，以表示比中国皇帝还等而上之。

因此，日本对天皇的称呼一开始也是模仿中国，使用谥号。

所谓谥号，即皇帝死后，后世君臣根据他的生平功业，选择一两个字对他进行评价。如汉武帝、晋怀帝、隋炀帝这三个谥号，「武」是上谥，表彰武帝的武功；「怀」为平谥，不褒不贬，仅寓哀悼追怀之意；「炀」则是恶谥，「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内怠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

我们读到的很多日本天皇的名号都是谥号，比如「孝明天皇」。不过日本的谥号分为两类。一类为「汉风谥号」，即中国式谥号。一类为「和风谥号」，即日本式谥号。一开始，在圣德太子创立天皇名号之前的所有原来的「大王」，并没有汉风谥号。所以《日本书纪》里的天皇称号一开始都是「和风」的，比如懿德天皇的和风谥号是「大日本彦耜友天皇」，天武天皇是「天渟中原瀛真人天皇」，神武天皇是「神倭伊波礼毗古命」。「在和风谥号当中，保存了很多对与天皇相关的历史事件、个人功绩甚至体貌特征的描写。」 [1] 清宁天皇的和风谥号是「白发大倭根子命」。「倭根子」，是「扎根于日本」的意思，而白发是据说他一生下来头上就有白发。

到了 757 年，孝谦上皇命人给历代天皇统一起了「汉风谥号」，于是从第一代神武天皇到四十四代元明天皇开始有了整齐划一的好听的汉风谥号。比如神武天皇、绥靖天皇、安宁天皇、懿德天皇、孝昭天皇、孝安天皇、孝灵天皇、孝元天皇、开化天皇、崇神天皇、垂仁天皇、景行天皇、成务天皇、仲哀天皇、应神天皇、仁德天皇、履中天皇、反正天皇、允恭天皇、安康天皇、雄略天皇、清宁天皇、显宗天皇、仁贤天皇、武烈天皇、继体天皇、安闲天皇、宣化天皇、钦明天皇、敏达天皇、用明天皇、崇峻天皇……从以上天皇的谥号来看，日本谥号显然不存在评价功能，只剩溢美了。

谥号制度实行不久后，日本朝廷又自创了一种新形式——追号。它同样不表示评价，仅为区别不同的天皇。追号中又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院号。一般以天皇的都城名、宫殿名，退位后居住地或者出家寺庙的庵号来命名。比如「平城天皇」是以平城京命名，「宇多天皇」是以天皇退位后的居所命名，「白河天皇」以他所建寺庙及居所命名。第二类是陵号，即以天皇陵墓的名字命名，比如「嵯峨天皇」葬在嵯峨山，「醍醐天皇」葬在醍醐寺附近。

追号的出现，一个原因是上皇数量激增。律令制下的天皇多数是中年即位，而摄关院政时代却出现了大量幼年天皇。藤原家族为了控制权力，待天皇年纪稍长即让他们行让位事，受上皇号。

活着的上皇当然不能用谥号称呼，因此人们开始用退位天皇的居住地来区别和称呼他们。在他们死后，权臣懒得给他们起谥号，生前的居住地顺理成章地也就成了他们的追号。 [2] 而且直接只称某某院，连「天皇」二字都不许用。比如冷泉院、圆融院、花园院、一条院、三条院、后一条院、后朱雀院、后冷泉院、后三条院、白河院、堀河院、鸟羽院、崇德院、后白河院、二条院、六条院、高仓院……

日本天皇名号中有的还有一个「后」字，看起来有点奇怪，这往往是为了表示对前代天皇的追慕。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后醍醐天皇死后，北朝朝廷给他上的追号本来是「元德院」，但后醍醐天皇生前早就给自己定好了追号「后醍醐天皇」，因为他追慕被称为「圣代」的延喜天历之治的开创者醍醐天皇。南北朝统一后，北朝朝廷传承天皇家世，虽然尊重后醍醐天皇本人的遗愿，追号不用「元德院」，但也没用「后醍醐天皇」，而是用「后醍醐院」。

日本天皇称号中，还有一个是「法皇」。这是用来指退位后出家的天皇。

直到几百年后的江户末期，幕府权力渐渐衰退，「天皇」这一称呼才代替了「院」，再次被人们使用，汉风谥号也再次复活，光格天皇、仁孝天皇、孝明天皇均是汉风谥号。

明治维新以后，对天皇的称号进行了规范，规定「一世一元」，即天皇驾崩以后，就以年号作为「追号」。而对活着的天皇，唯一正式的称呼是「今上天皇」。

遣唐使的死亡率

一

在信息交流受到极大限制的古代，日本能够进行大化改新，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遣唐使的存在。在学习中国的过程中，遣唐使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遣唐使的持续派遣，日本才可能把中国文化有计划地分块切割，一船船运回日本进行组装。也正是因为遣唐使的存在，日本对唐朝的学习能够及时而准确。在日本学习唐朝的高峰时段，唐朝这边发布了什么新律令，有什么新举措，日本通常也会很快做出反应。比如 713 年，唐朝把中书省改为「紫微省」，日本几年后也设置了「紫微中台」。744 年，唐朝把原来纪年的「年」改成「载」，日本也在 11 年之后，即 755 年，将「年」改为「岁」。唐玄宗赦令唐朝每户必须持有一本《孝经》，日本也迅速如法炮制。反应如此迅速，遣唐使功不可没。所以我们花点笔墨，谈谈遣唐使。

从舒明天皇时代到宇多天皇时代，日本在二百六十四年间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除去未及成行的三次之外，真正意义上派出遣唐使十六次。

从遣唐使这一历史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身上的很多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强者崇拜。

日本第一次派遣遣唐使，是在唐太宗时期。中国贞观四年，630 年，当时的权臣苏我氏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不过规模不大，只有一条船。大化改新之后，为了全面深入学习中国，日本又派出了两次遣唐使，规模同样不大，多则两条船，少则一条船，人数介乎一二百人之间。

日本遣唐使规模的扩大，发生在白江村之战之后。

如前所述，日本早期与朝鲜联系非常紧密。早在 4 世纪中叶，也就是中国东晋年间，大和国就已经在朝鲜南部建立了自己的影响力。因此日本前来中国朝贡过程中，倭王多次自称「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这「六国」中除了倭国即日本自身之外，其余都是朝鲜半岛南部的地名。 [3]

但是到了唐朝，朝鲜半岛出现了另一个影响巨大的力量，那就是隋唐帝国。655 年（高宗永徽六年），新罗与唐朝结盟，对抗高句丽、百济。唐朝于 660 年（显庆五年）派将军苏定方出兵朝鲜，攻灭百济。在日本生活多年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向日本乞求援兵。日本对隋唐势力大举进入朝鲜半岛早就非常忧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将中国势力彻底驱逐出半岛，恢复自己的「势力范围」。663 年，日本派出 5 万大军来到朝鲜半岛，决心与唐朝决一死战。 [4] 双方在白江口相遇，展开了一场水陆大战。

当时日军拥有兵船约 400 艘，唐朝只有约 100 艘战舰，百济与日本的联合军军力估计有将近 10 万，而唐朝和新罗联军则在 4 万左右。日本水军自忖有「地利」之便，一开始没有把唐军放在眼里，依仗数量优势，逆流而上，首先发起了进攻。但是唐船体量大，技术先进，经验丰富，先形成半月阵形，放日军战船冲入阵内，然而左右合围，将日军团团包围。日军 400 多艘木船拥挤成一团，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绝大部分战船被焚毁，日军有生力量基本被歼灭。

所谓不打不相识。日本这才发现，唐朝的军事技术以及背后显示出来的国力，高日本何止数等。这一战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确立了唐朝在东北亚地区的中心地位。日本势力彻底告别朝鲜半岛，退守本土 900 余年。

日本人的特点是尊重强者，转弯转得彻底。如果你彻底打败了它，它就会死心塌地向你学习。从此之后，日本开始更积极地向唐帝国全面靠拢，不断派出遣唐使学习。此后派出的遣唐使，规模明显扩大，每次都是四条船，成员在 200—600 人之间。

二

第二个特点是忠于王命，不畏死亡。

最能说明日本学习中国的努力程度的，是遣唐使的死亡率。

在人类历史上，各文明之间的交流，往往伴随着很高的死亡率。无论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到印度求法的和尚，还是奔赴美洲的殖民者，都冒着巨大的风险，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

遣唐使也是这样。读者大多会注意到遣唐使的丰功伟绩，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遣唐使的死亡率。十六次派出的遣唐使大多波折重重，有学者估算，遣唐使的死亡率接近 50%。 [5]

死亡率如此高，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海上航行，缺乏足够的新鲜食物，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到达中国后，由于两地的病菌种类不同，更容易出现水土不服，因病死亡经常发生。738 年的遣唐使团抵达扬州，一下船「人人患痢」。第四船「船中人五人身肿死」。第二年准备从扬州回国时，第一船「水手射手六十余人，皆并卧病辛苦」。回国途中，一名水手病重，因为怕他传染，人还没死，人们就把他用小艇送到岸上，遗弃在海边。负责送他的人回船说：「病人未死，乞饭水。语云：『我病若愈，寻村里去。』」舶上之人，莫不惆怅。 [6]

但是和风涛之险比起来，生病只是小事。日本学者估计，历史上派出的遣唐使船只约四十八艘，沉入海底者十二艘以上，即至少有四分之一遇难。 [7]

653 年，日本第二次派出遣唐使。为求万全，他们同时派出了两组人马。 [8] 第一组人马成功完成了任务，而第二组人马出航不久，就在萨摩国的竹岛附近遇难了，全船覆没，仅有五人抱着木板漂流到竹岛，后来得以生还。

778 年那次更为惊险。这一年九月，遣唐使的第一条船从长江口出发返回日本，突遇狂风巨浪，大浪把船上的三十八名日本人和包括唐朝使节赵宝英在内的二十五名中国人卷走，葬身大海。几天后，在海上颠簸数日的大船桅樯支撑不住，轰然倒下，将大船劈为两段，船上人也被分成两部分，四十一人留在船尾，另五十六人留在船头。幸运的是，船头船尾在海上漂流两天后，居然分别漂回日本西仲岛。

《续日本纪》中记载了船上判官的一份报告，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惊险情状：

十一月五日，得信风，第一、二船同发入海。比及海中，八日初更（下午八至九时），风急波高，打破左右棚根，潮水满船，盖板举流，人物随漂，无遗勺撮米水。副使小野朝臣石根等卅八人、唐使赵宝英等廿五人，同时没入，不得相救。但臣一人潜行，着舳槛角。顾眄前后，生理绝路。十一日五更（上午四至五时），帆樯倒于船底，断为两段。舳舻各去，未知所到。四十余人累居方丈之舳，举舳欲没。截缆抛柂（舵），得少浮上，脱却衣裳，裸身悬坐。米水不入口，已经六日。以十三日亥时，漂着肥后国天草郡西仲岛。臣之再生，叡（睿）造所救。不任欢幸之至，谨奉表以闻。

803 年的遣唐使船在离开日本后不久为风浪所摧，两条船沉没，多人溺死。836 年的遣唐使第一次出发时，第三船舵折舷落，海水灌入，溺死很多人。余人便拆船做筏，除少数漂回者，多数人葬身海底。 [9]

除了船只沉没和受损，「遭风」也很可怕。所谓「遭风」，就是遭遇大风失去控制，被风吹到其他地方。

659 年，遣唐使中的第一条船遭到逆风，漂流到南岛（尔加委岛）。包括大使在内的大部分成员被岛民所杀，只有五个人侥幸逃出。

682 年遣唐使第二船回国途中又被吹回中国。第三船则漂至昆仑国（指位于中南半岛东南的岛国，今印尼、马来西亚一带），全船一百五十人，除四人幸免外，有的被杀，有的死于瘴疠。

752 年，以藤原清河大使为首的遣唐使到达长安。这一年中文名字为晁衡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在唐朝已经生活了很多年，思乡心切，决定随使团回国。他们辞别长安，从苏州起航回国，结果出海不久遇到风暴，藤原清河大使和阿倍仲麻吕所乘的第一船被风暴吹到越南的加载中…州海岸。登陆后，全船一百七十余人绝大多数惨遭当地土人杀害，只有阿倍仲麻吕和藤原清河等十四五人幸免，后来辗转返回中国。因当时误传晁衡已溺死，李白才写下这首著名的诗歌来悼念他：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天宝十四年（755 年），他们历尽艰险，再次入长安。藤原清河选择在唐朝为官，不再归国，778 年在中国去世。阿倍仲麻吕则在 770 年终于长安，时年 72 岁。

也是在这次出使中，第四船漂流至聃罗国（济州岛）；大部分被岛人扣留，仅四十余人回国。 [10]

除了这些海难事故外，即使是那些成功往返的船只，也极少能一帆风顺，大部分都经历了重重波折。如第九批遣唐使的第二船就在归程中又被吹回中国，之后才重新出发，比第一船晚了将近两年才回到日本。再如桓武朝的第十一批遣唐使船，在暴风中颠簸漂流了三十四天，才终于漂抵福州一带。大使藤原葛野麿回忆航程说：

贺能（葛野麿）忘身衔命，冒死入海，既辞本涯，比及中途，暴雨穿帆，戕风折柁，高波泷汉，短舟裔裔，……随波升沉，任风南北；……二月有余，水尽人疲，海长陆远…… [11]

寥寥数十言，把他们在大海上遭受的苦难描绘得淋漓尽致。

日本遣唐使船上的成员，除了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正式外交官员，还有大批航海技术人员，比如知乘船事（船长）、造舶都匠（造船技术负责人）、船师（航海长）、卜部（掌定航行方位、测定风力者）、船匠、舵师、挟抄（桨师）等。此外，为了彰显日本国力，获得唐朝尊重，船上还有大量的其他方面的顶尖人才，比如日本最杰出的围棋高手、琵琶演奏家，以及音声长（乐队负责人）、玉生（玉匠）、锻生、铸生、细工生（手工艺品匠人）、音声生（乐队队员）、译语（翻译）、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文书）等，以满足国际社交的需要。 [12] 遣唐使团还负责送留学生和留学僧。总之，遣唐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外交、学术、科技、工艺、音乐、美术、航海等方面最优秀的人才，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完成外交使命。在遣唐使往来之路上，献出生命的多达上千人。可见为了向中国学习，日本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对自己的职责是多么尽心尽力。

三

日本白江村海战之败和遣唐使船只屡屡遭难，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日本造船术和航海术的落后。

唐代日本船只的具体建造方法和结构，没有留下详细的资料。不过与倭寇频繁打交道的明代中国人留下了关于明代日本船只的具体描述。明代胡宗宪所编的《筹海图编》对倭船做如下描述：

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缝。不使铁钉，惟联铁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原注）。费功甚多，费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其形卑隘，遇巨舰难于仰攻，苦于犁沉。……其船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悬于桅之正中，不似中国之偏。桅机常活，不似中国之定。惟使顺风，若遇无风、逆风，皆倒桅荡橹，不能转戗（逆风行驶）。故倭船过洋，非月余不可。

也就是说，日本造船，喜欢选用特别大的木料，费工费料不易建造，结构和工艺非常落后。船材铆接不用铁钉而用铁片，接缝不用麻筋桐油而只用短水草来填塞，整体性不强，易漏、易裂、易断。船底是平的，不利于破浪前进。船帆悬于桅杆正中心处，只适于顺风，若遇逆风，就需要把桅杆放倒，划橹前进。明代的日本船只尚落后如此，唐代可想而知。

纵观白江村之战，唐军之所以能轻松获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朝造船技术先进。唐代已经拥有了分隔水密舱和钉接榫合法技术，大大提高了唐船的抗沉性。 [13] 唐船高而坚，设计精良，而日本的船只都是小型船只，从结构到工艺都相当落后。唐朝海船上除了常见的武器比如弓、弩、炮车之外，还有专门用于火攻的战具。据《卫公兵法辑本》载，唐初的火攻战具包括火箭、火杏、燕尾炬、游火，种类相当丰富，可以适合不同战况。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唐军包围下的日本船只为什么会出现「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的场景了。 [14]

也正是因为造船工艺的落后，遣唐使船只在狂风恶浪中非常容易破损，动不动就「中断，舳舻各分」，「打破左右棚根」，「舵折棚落」，「船将中绝，迁走舳舻」。 [15]

除了造船技术幼稚，日本人当时的航海知识也非常匮乏，他们根本不懂利用季风，更不懂利用海流。当时中国船只前往日本，多在阴历七月，利用西南季风，由日本返航则多在三、四月或八月前后，利用东北季风。故来往中国、日本之间极少出事。而日本遣唐使舶则多在六、七月西南季节风盛吹之时启航，逆风而进，无异于自赴死地。 [16]

二百多年间，日本人一直没有弄清季风和海流规律，唯一对抗海难的方式是「迷信」。天皇敕令全国禁止杀生，普遍念诵《海龙王经》，敕令全国十五大寺、五畿七道诸国及大宰府诵读《大般若经》，进行各种佛事以祈求平安。在海上一遇风浪，船上人员能想到的办法也通常是各种「迷信」手段。天平宝字七年（763 年），遣渤海使船回国时遇上大风浪，人们认为风浪不止，是因为船上有「异方妇女」，遂把随船回日的留唐学生高内弓的中国妻子高氏、女儿、乳母扔进海里。同船的一个佛教居士因为吃得少，每餐只吃几个干饭粒，居然也被视为造成灾难的「嫌疑犯」，被扔进海里。 [17]

一般来讲，日本使臣忠于王命，即使明知生死大险，也直向波涛而行。但也有个别人因为害怕葬身鱼腹，称病不行，比如 834 年遣唐使的副使小野篁就是这样，最后被罢官，判处流刑，流放于隐岐国。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江河日下，陷入藩镇割据、宦官朋党等政治乱局当中，国际形象大打折扣。而日本已经将成套文物制度搬运回国，需要停下来加以反刍、消化，唐风文化开始向国风文化过渡。再加上遣唐使的高死亡率始终得不到解决，贵族们丧失了出没波涛追求唐文化的热情，越来越望海生畏，终于在 894 年，菅原道真以「大唐凋敝」的理由奏请停派遣唐使。人类文化交流史上波澜壮阔的一幕终于画上了句号。 [18]

注释：

[1] 张浩：《绝对敬语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74 页。

[2] 当然，也有的追号是天皇活着的时候自己定的，如《大日本史·白河天皇本纪》：「临崩遗诏曰白河院。」

[3] 姚大中：《姚著中国史.3 南方的奋起》，华夏出版社，2017 年，第 370 页。

[4] 宋毅：《祖先的铁拳：历代御外战争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41 页。

[5] 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98 页。

[6]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四年五月一日条，转引自[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88 页。

[7] 武安隆：《遣唐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60 页。日本遣唐使往返过程中，船只破裂或者遭遇海难的，一共十三次，损失十条船。还有一次因风中止。总计在遣唐路程中遇险出事的次数将近一半。参见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 年，第 47 页。

[8] 即分别任命了两名大使和两名副使，分乘两条船，走不同的航路，保证至少有一组人马能够到达目的地。

[9] 武安隆：《遣唐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60 页。

[10] 武安隆：《遣唐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60 页。

[11] 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 年，第 56 页。

[12] 韩养民、唐群：《遣唐使在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年，第 96 页。

[13] 宋毅：《祖先的铁拳：历代御外战争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43 页。

[14] 宋毅：《祖先的铁拳：历代御外战争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45 页。

[15] 武安隆：《遣唐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45 页。

[16] 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 年，第 50 页。

[17] 《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七年十月，转引自韩养民、唐群《遣唐使在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年，第 197 页。

[18] 武安隆：《遣唐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3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