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女医生每年救活上百人，没有病人说谢谢（下）

女医生每年救活上百人，没有病人说谢谢（下）

真实治疗手记 2：医生不会轻易说出口的生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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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真的没有让我久等，雪片般的报告单同一时间飞回了病房。

小希咽喉溃烂处取的拭子、咳出来的痰、气管镜从肺里吸出来的分泌物、淋巴结组织、肺组织、甚至骨髓液里，全都是马尔尼菲蓝状菌。

小希的喉咙、肺、淋巴结，骨髓里，全都开满了「人体玫瑰」。

巨大的绝望感包围了我。

这证明小希的治疗方向一直都是错的，抗结核、用激素、抗细菌，却唯独没有用过治疗真菌的药物。现在发霉长毛的真菌正在吃掉他的肺、撕咬他的血肉。被啃噬得只剩下 60 多斤的小希，活下来的机会渺茫。

我安慰自己，至少神探王老师出手了，帮我们找到病因。或许现在刹住车，调转方向治疗真菌还来得及。

那一天，我打算当面去谢谢王老师，尽管情况严峻，但她给了小希「生」的希望。

我拿着那一叠报告单再次来到检验科，王老师特意找了一台可以外接电脑显示屏的显微镜，一张一张地更换玻璃片指给我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全都是菌，每一张玻璃片上都有菌。

那一眼瞥到的图片，我或许这辈子都忘不掉了。亲眼透过显微镜，直面漫山遍野的敌人时，那种冲击感，和宛如被扼住咽喉的窒息感，是看报告单上的结论所远远不能比拟的。

而王老师站在一边，没看到我震撼的神情，只是一次又一次换着玻片，反复向我介绍图片上菌种的特点、形状。那感觉，就像她在介绍熟悉的朋友一样。

王老师不停讲述自己的检测步骤，我听得出，这是一场曲折的「破案」：她查阅了很多文献，又做了测序验证，才终于发出报告。

我后来也去查阅过那三个去世病人的资料，无一例外，都是发现的太迟了。虽然后来找到了真菌，但身体也已经被啃噬殆尽。

当年悠悠虽然诊断清楚了，但后续治疗仍然艰难无比，反复住院总数达 7 次之多才幸存下来。

我只能为小希祈祷现在不算太晚。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将近一个小时了，我偷偷看了好几次手机，小希用药所需要的深静脉管子已经准备就绪，主管医生在请示是否马上开始用药。

而王澎老师依然拉着我，介绍人体玫瑰的奇异之处。她一张张调换着病菌的图片，一边为我介绍，一边放大缩小。此时此刻，小小的电脑屏幕，成为了她控制病菌走秀的「T 台」。

直到我匆忙而别时，她还追出来，要我给她邮箱，有几张典型的菌让我看看。后来我才听说，基本每个医生过去，她都是热衷于介绍各种病菌。

我们其实也听不懂什么，只是她认真的样子，让人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

很快，我回到小希的病房，准备用药。确诊病因，原本对小希而言是件好事儿，但这让一家人陷入了两难。

抗真菌的药物，远比抗结核药贵得多，而小希全身太多地方都被感染了，治疗时间将会很长，这个方案可能是吞噬金钱的无底洞。

而便宜的抗真菌药物，副作用很大，会让人发高烧打寒战，而且对肾功能有损伤。

父母犹豫盘算了很久，最终决定试试便宜的药物。

我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令人担心的事情却还是发生了。用药仅仅 10 分钟以后，心电监护仪器上的心率就骤然飙升到每分钟 200 次，心电图的形状也从音符般优美的曲线，变成了高耸密集的锯齿。

我迅速停掉药物：「家属先去外面，抢救车、除颤仪、心电图机推过来！」

小希挣扎着要坐起来，瞪大双眼，不顾嗓子的剧痛大喊：「别让他们走。」

「他们在这里帮不上忙，就在门口等着。你别害怕，抓着我的手。」我抓住小希的手，等静脉推了抗心律失常药物后，再紧紧盯着监护仪上的心电图和血压。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当锯齿终于一下子恢复成原来的曲线时，我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都漏跳了一拍，手也被小希攥疼了。

父母被这个小插曲吓坏了，毫不犹豫地决定换用安全有效的药物。

抗真菌药物的疗效一般很慢，小希却拥有幸运的体质，他用药几天后就不发烧了。并停掉了之前的 5 个抗结核药物，有食欲了，虽然体重短时间内恢复不了，但能明显看到气色好转。

父母高兴坏了，我却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这好转的也太快了，可别是还有什么意外状况。

而且小希依旧有点叛逆固执，他是个留守儿童，对父母缺乏感情，也变得不爱跟人表达。他表示出院以后要去陌生的城市打工，也不陪在父母身边。平时我跟他说话，也不怎么吭声。

我生怕前功尽弃，再出现什么幺蛾子，也顾不上床位周转率了，咬牙又留他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院。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体重也增加到了 80 斤，一颗心才渐渐安稳下来。

那段时间，我跟小希越来越熟，再加上抢救他那次结下来的战斗友谊，我每次问他问题，他都能用语言来回答，而不是仅仅依靠点头或者摇头。

有一次，我甚至还调侃他的发型：「葬爱家族早就不流行了呢。」

结果那一天，小希违反住院规定，偷偷溜出医院。

等我下午查房时见到小希，被吓了一跳，他竟然剃了个板寸回来。理发师手艺很差，像被狗啃了一样。不过倒是让我第一次看清楚了他的五官，居然还有点帅。他听到夸奖，有点羞涩的样子。

用药将近一个月的时候，我给小希又做了一次 CT，肺里趴着的那层密密麻麻的「水蚁」已经变淡了一些，虽然那些被啃食形成的大空洞是不可能复原了，但结果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这个孩子之前经历了太多病痛折磨，现在终于苦尽甘来。

出院那天，我絮絮叨叨了很多注意事项，我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你最好还是跟父母去同一个城市，现在的身体情况自己应付不来，还是需要家人照顾的。」

小希虽然没吭声，但跟在父母身后，冲我挥了挥手。

很快，我再次来到检验科，把小希出院的好消息告诉王老师。她很开心的样子，问我是不是真的，并且很快就记了下来：「实在是太好了，这是第 6 个活下来的！」

她说自己正在积攒资料，想编写一本真菌的图谱，到时候也把小希写进去。这样更多人就能认识罕见的真菌，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在治疗上走太远的弯路。

她对我讲了很多关于未来的愿景，还说要开展床旁接种，这样找到病原菌的几率会更高。像这种需要运送到检验科，中途却让病菌偷偷溜走的事情，就会很少发生了。

突然，她停了下来，对着满屋子的显微镜和玻片感叹：「唉，想做的事情太多，时间实在是太少了。」

即使心细如我，当时也没有察觉到这句话背后的异常。

小希出院那半年，我没有再遇到棘手的感染病人，只是因为一些小困难去找过王老师几次。

几次接触过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医院会流传那一句：「细菌室找王澎」。

王澎老师实在太热爱检验病菌这门手艺了。但凡有人来找她帮忙，再忙也不拒绝，有空就埋头对着显微镜。大多数时候，病原菌不会满眼都是，而是需要在显微镜下地毯式搜索。

这是个良心活儿，曾经有个病人，在外院辗转很久都没诊断清楚，到我们医院以后，很快就找到了结核菌。我发微信向王老师道谢的时候，她轻描淡写地说：「这么一根小小的菌，我足足找了半个小时才把它揪出来。」

检验科发出的每一份报告，都是决策治疗方向的重要步骤。

王老师的住所离医院很近，仅隔着一条街，方便她往医院跑。我有时候甚至会猜想，是不是显微镜下的那个世界，才是她留下最多印记的地方。

对一件工作投入超量的热情，常人或许很难理解这种行为。

闲暇时，我喜欢看王澎老师的朋友圈，有一条印象最深：她说难得有一个闲暇的周末陪女儿，在「陶吧」做了两个杯子，设计的图案是自己最喜欢的真菌。

配图是两个水杯，上面栩栩如生地烧制着发霉的真菌，伸展的菌丝、飘荡的孢子……

这条朋友圈让我们都愣住了。医务人员是一个耐受力很强的群体，在工作中百毒不侵。比如坐在办公室吃盒饭，就可能有病人端着便盆进来，让医生看看他的排泄物。工作这么多年，我已经可以很淡定地说「看到了，回去吧。」然后继续埋头吃饭。

但这些都是工作中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主动求虐的人几乎没有。朋友圈下面的评论一片哀嚎：太重口味了吧！受不了！这个能用来喝水吗？

王澎老师却很认真地反问：「你们是真心认为不好看吗？我觉得显微镜下的真菌，是最美的艺术品。」

她乐于将大量时间投入到研究病菌上，最后再创造抓捕它们的方法。有人说她就像福尔摩斯，一身狂热，一生追捕。

时间在忙碌中慢慢流逝。感染的病人莫名多了起来，我也因此变成检验科的常客。只是我觉得有些奇怪，有时去找王老师的时候，经常不见她的踪影。

要知道，以往来检验科，她永远都是坐在显微镜前面的那一个。

后来我才听说，这几年时间里，她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原本读的在职研究生学位，都没坚持下来。但科里同事都不知情，直到她有一次晕倒在医院门口。

科里领导照顾她，减少了她的工作量，还让她中午回家午休。但王澎总是担心时间不够用了，说那本真菌图谱还没做出来，还有好多真菌等着她去记录。她依然忘我的工作，不拒绝任何人的求助。

那一声「细菌室找王澎」，依旧在许多科室回荡响起。

那一年的冬至，原本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工作日。若非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漫天雾霾，呛得我喘不过气。

我正坐在病房里查房，口袋里微信的提示响了起来。我起初没有理会，直到提示音越响越多。

当提示音逐渐响成一片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不对劲，打开一看，各个工作群里全都炸了。

大家都在焦急地求证着一件事情：细菌室的王澎老师突发疾病去世了吗？

我的第一反应是绝不可能，肯定是恶作剧。她家离医院不过一百米，真有什么事，肯定能及时抢救。

头脑里乱成一团，根本没有心思继续查房，紧紧盯着各个群里的消息，期盼它不是真的。但同时，理智又告诉我，不可能有人用这种事情恶作剧。

噩耗最终被证实，同事们都在震惊惋惜，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了很多事情。

王老师留给大家的印象，一直都是忘我工作的拼命三娘。科主任甚至强迫她每天回家午休，希望她能养好身体，同时作为单亲妈妈，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年幼的女儿。

她却越来越忙，时间太少，因为需要她的病人太多了。

大家看到的，仍然是那个任何时候、哪怕再小的大夫为了病人的事情求助，都笑眯眯答应、随时伸出援手的她。是那个热心带教其他医院来进修的大夫，毫无保留传授自己一身本领的她。

还有最后那个，家距离医院急诊只有不到 100 米，却没有留给同事任何抢救机会的她。

而她的女儿，因为王老师多年来把重心放在病菌上，虽然年仅 9 岁，但一直以来生活都很独立，母亲去世后，她也依旧正常地生活。

王澎老师去世当天上午，原本是医疗成果奖汇报的日子，最后只能由她的科主任代讲了。

她的履历丝毫不耀眼，在我们医院甚至可以说是拿不出手。从一个大专毕业、检验科默默无闻的小技术员，用了 20 年时间成长为全院大名鼎鼎的「微生物神探」。

大屏幕最终定格在最后一页：那是她的办公桌抽屉，里面一层一层码放着的，全是疑难患者的病原菌玻璃片。

我依稀记得，照片旁边的一句话，「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机缘这种事儿。

王澎老师去世的第二天，小希居然背着书包出现在了病房里。我第一眼都差点没认出他来，这个留着分头、有点帅气的小伙子，跟那个缩在病床一角、让人误以为是孩子的少年，根本不像是同一个人。

小希看到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林医生，对不起，我记错了你的出门诊时间，只好到病房来找你了。」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惊喜之余又有点心酸，很想问问他，还记得那个找到你体内的真菌，才能让你活下来的王医生吗？

然而直到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小希从来都不曾知道，检验科的王医生，才是他真正的救命恩人。

在我们医院，很多部门的锦旗堆满库房，甚至就连食堂都有人送锦旗。唯独检验科，墙上干干净净。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病人能记住给他看病的医生，打针的护士，甚至是送一日三餐病号饭的食堂姑娘。但那些仅仅出现在化验报告单上的医生名字，他们却从来不曾留意过。

作为医院里的「特种部门」，她们并不直接接触病人，战场在显微镜下。这是群没有锦旗，没有鲜花，甚至可能从业一辈子，也听不到一句谢谢的人。

给小希看完病，我还是忍不住告诉他：「检验科有一位王医生，就是给你找到真菌的那个人，她现在已经不在了，但你一定要好好的，才不枉当初她那样用力去救你。」

「哪个王医生？」

「就是你复印的化验单，最下面一行那个王医生。」怕他不好理解，我又加了句，「她可是个微生物神探哦」。

小希依旧是一副很疑惑的样子，只能保持沉默。

我不想给他心理压力，于是不再讲下去，只是加了他的微信，说有事情可以随时给我发消息。

我是一个极少把联系方式留给患者的人，但小希不一样，我想看看他未来的生活，他的生命就像王老师的延续。

小希默默点头，拿笔记下医嘱，随后准备离开。

只是走到大门的时候，他突然停住，说了一句「谢谢」。

如果我没记错，这是他第一次说谢谢。

寒风凛冽的冬日早晨，天刚蒙蒙亮，太平间的告别室外就开始排起了队。因为医院的上班时间是八点，每当我们送别战友的时候，通常都会安排在清晨 7 点钟。我穿着单薄的白大衣，怀里抱着一束昨晚买好的白色鲜花，站在队伍里冻得瑟瑟发抖。

白大衣的队伍越来越长，我再一次回头张望，居然在队尾看到我们科一个深居简出的泰斗级老专家。

我赶忙跑过去搀扶着她，您怎么也来了？

她说自己不认识王医生，只是看了朋友圈，觉得有必要过来一趟。「她是有大爱的人，我要来送她。」

长长的几百人的送别队伍里，只有同事，没有一个病人。

我听到不止一个同事在哽咽：「您诊断的那个感染的患者目前一切健康，感谢您赋予她新生。她安好，您却走了，我替她向您深深地鞠躬。」

我转头看向同事们身穿白大褂，聚成的白色长龙，突然有些释然。

这里都是会记得她的人。

后记：

最开始，我作为整场治疗的见证者，想要写下的是王澎和小希两个人的故事，她们之间的故事。

但动笔时，我发现这两个人甚至无法同时出现在一个段落——两个命运相连的人，现实生活里没有一次直接接触。就连她们所处的空间与时间，似乎都是割裂的。

但我喜欢这个故事，那些最动人的联系，值得读到的人自己去挖掘。

王澎医生的妹妹提前看了这篇故事。她说，曾经不理解王澎对病菌的痴迷，现在终于明白，「原来姐姐的工作，是在救火。」

除此之外，妹妹还补充了初稿中的一处细节——王澎医生的眼皮一度被真菌感染，不时用手去触碰。

其实，那是她整日在显微镜下寻找线索，被目镜磨蚀的印记。

直到她离开的那天，眼皮上的感染依然留存。

这篇故事经过了王澎医生家属同意，没有采用化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她的名字值得被记住。

王澎医生，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