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要说法的父亲 - 知阅全览

要说法的父亲

有故事的平凡人：知乎故事大赛第三季获奖作品

知乎故事大赛第三季优秀故事奖作品作者：沈鱼藻

1982 年的冬天，父亲在县供电局的男厕所门口，堵住副局长，说：「局长，我就是想要个说法。」

局长提着裤腰，眯着眼睛看着他笑：「不是要说法，是要钱吧。」

32 岁的父亲固执地回答：「我就是想要个说法。」

一、父亲老了

71 岁，父亲真的老了，老成了一只乌龟，就像他养在阳台洗手池里的那只，也不动，整日就静静地缩着，只有在人拧开水龙头洗手，水花溅到它壳上的那一刻，才会稍微动一动它三角形的小脑袋。

但父亲到底是人，活得比乌龟有乐趣，乌龟没有电视和电脑，但父亲有。他每天只做两件事——坐在卧室电脑前玩蜘蛛纸牌，看盗版网站的连载网文；走去客厅，打开电视看 CCTV-3 的综艺节目《开门大吉》。

曾经他那么义正词严地教训我不要沉迷电脑，可是现在，他的电脑仅仅只坏了两个小时，整个人就已经坐立不安，浑然一个戒断期的瘾君子。

他在客厅和我的书房之间走来走去，哭丧着一张脸，反反复复问：「修电脑的什么时候来啊？」

母亲正在厨房里做午饭，被他拖沓的脚步声弄烦了，大声骂他：「没有电脑你会死？她忙着呢你没看见？」

母亲的教训一旦开了头就不会轻易结束，到了午饭饭桌上，还在继续。

「医生都说了，你那眼，就是看电脑看多了。滴了有十瓶眼药水了，还喊眼干，你要是少玩会电脑，眼睛早好了！」

我也趁火打劫：「就是，你看你在电脑上看的都是什么书啊？什么都市兵王贴身保镖的，这是你该看的？你年轻时候喜欢的不是托尔斯泰吗？前年看完《流浪地球》，我给你买的那套《三体》，你到现在还没看吧？」

总算出了一口初中时候他不许我看金庸古龙的恶气。

在我和母亲的两面夹攻里，父亲可怜巴巴地缩在椅子上，就像一颗老核桃。

电话铃声拯救了他，是老家村长的来电，告诉他一件事情——重阳节将近，村子里给老年人派发福利，不多，一桶花生油而已，要他回家来取。

我们家已经离开老家三十年有余，哪里会为了一桶花生油专门回老家去？

母亲向父亲使眼色，想要跟村长对话，父亲却毫无察觉，闷闷地说：「必须要回家亲自取啊？那算了，我不要了。」

挂断电话，母亲气得大骂父亲：「你让他留着呀！过年回家拜年我们去拿。国家给的福利，我们不拿，到头来不还是被他们这些村干部私吞了，倒手卖给小卖部？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装什么阔啊，你这是助长村干部的不正之风！」

父亲小声说：「就一桶油几十块钱的事，至于吗……修电脑的下午能不能来啊？」

母亲彻底被「修电脑」三个字激怒了，把筷子往桌上一摔，大骂：「就不是一桶油的事！是你窝囊，人家有心欺负你，占你的便宜！」

母亲说的不错，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人家是在有心欺负父亲。

十年前老家重新分地，父亲被分到的是一块贫瘠而狭长的地，根本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最后只好租给了临近地块的村民。

租我们地的人，拿这块狭长的地去种树，说好了每年几百块的租金，十年了，到如今还一分没付过。父亲也不吭声，任由对方拖欠着。

因为长年老家无人，老家的宅基地被邻居侵占了大半，今年村里重新统计宅基地面积，母亲三番五次催促父亲，去跟邻居把我们被侵占的宅基地要回来，父亲也总是拖延着：「再说吧，乡里乡亲的。」一拖，就拖到了宅基地登记结束，祖辈们传下来的宅基地，被邻居侵占了大半。

现任村长的当选里，也有父亲的功劳——我们老家是个两姓的村子，我们家是小姓，历来村干部选举，都是大姓家靠宗族人口多获胜。上次选举，现任村长，父亲的晚辈，特地跑来我家，求了父亲好多天，才让父亲拉下脸来，用自己那点「读书人」的威望回村帮他拉选票，终于让他当上了这个村长。

母亲本以为，他当选后，多少会因为感恩而照拂父亲，没想到，对方成了村长，架子倒是端起来了，给父亲打电话时打起了官腔，也省略了那句喊了几十年的「大哥」，改成了直呼其名。照拂，却是半点也没有的。

母亲越说越生气，最后，一杆子把事情控诉到了二十九年前：「早知道你这么窝囊，我当初才不会嫁给你。你年轻时候找供电局要说法的那个劲头呢？」

二、第一次要说法

父亲找县供电局要说法这个故事，曾经一度是我们家津津乐道的传奇。

父亲第一次要说法，是在 1982 年。

1982 年的冬天，父亲在县供电局的男厕所门口，堵住副局长，说：「局长，我就是想要个说法。」

局长提着裤腰，眯着眼睛看着他笑：「不是要说法，是要钱吧？」

32 岁的父亲固执地回答：「我就是想要个说法。」

局长不肯信他，质疑说：「1977 年出的事，你咋现在才想起来要说法？我看你就是缺钱了。」

父亲依然固执：「我就是想要个说法。」

父亲想要的说法，关乎他的双臂。

1977 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特殊的一年，前一年，「四人帮」终于被粉碎，3 月份，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提出拨乱反正，4 月份，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提出反对「两个凡是」，7 月份，「四人帮」被永久开除党籍，邓小平恢复工作……在所有 1977 年发生的大事里，最鼓舞父亲的，却是 8 月份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并且对老三届学生制定特殊放宽政策。

父亲就是个老三届，1967 年，他高中毕业，本想去上山下乡，到更偏远的地方去做个插队知青，然而因为他姥爷的地主身份而被排除在知青行列之外，只好无奈地留在老家，成了一个待业青年。

待业的父亲却自有他的一番算计。

他老觉得，这场运动不会长久的，哪怕搞个十年八年，到最后还是会结束的。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苏俄文学，也读历史演义，《三国演义》里说，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什么事情还能没个头了？现在取消了高考，不代表以后不会恢复呀。

所以，当所有老同学都把课本卖废纸换卷烟抽的时候，父亲把课本小心翼翼地收起来，等着它重见天日。

他算到了，1977 年，十年动乱结束，高考要恢复了。

一片美丽的前景展现在他的眼前——十年动乱，这个国家对知识和文化的践踏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百废待兴，最稀缺的就是文化人，而这十年里没有新的文化人被培养出来，动乱前还在读书的人，也早已经把学业荒废了。

未来是属于他的——一个从未敢轻视过文化，十年里时不时地掏出课本复习，哪怕现在就被拉上考场，也能交出一份高分答卷的人。

所有人都知道，小禾（父亲的乳名）要走好运了，要出息了，要进城读大学、以后当大官了，要成为这个村子里飞出去的第一个金凤凰了。

还未高考，父亲就被乡亲们点了「状元」，名声传出十里八乡。

有人慕名而来，请求父亲给他辅导功课，好一起考大学。父亲对这群人不吝赐教，其中有一个叫书诚的同村年轻人，比父亲小五岁，父亲在众多「学生」里最看好他，总是鼓励他：「到时候咱俩一起去北京。」

大好的前程铺陈在眼前，直到那个夏天的黄昏。

父亲在帮县供电局给村里架设大喇叭的时候，触了高压电，为保住性命，被截肢了。

多年后，提起这件事，父亲的语气里仍然充满了凄凉和委屈。

「我又不是他们供电局的人，我就是帮忙递个扳手，怎么就触电了。」

「我跟那电工说过，得先断电，先断电，他就是不听，说，我是老电工了你还信不过我？信不过我也该信得过你自己吧，你是年轻小伙子，眼神好，手稳，还能出啥事？」

「我晕过去，再醒过来的时候，手就没有了，没了手，还咋上考场？那时候真想死了算了……」

在父亲的诉苦和母亲的帮腔中，我补全了当年事情的经过：

那时，村里开始通电，结束了十年动乱，人们对文化生活的渴望又蓬勃起来，别的村都架设了大喇叭，每天播放广播，哪怕只是听听「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和「垒起七星灶铜炉煮三江」也行啊。

村民们的渴望，父亲看在眼里，于是主动向村长请缨，又跑县供电局亲自拉拢，最后，村里决定，也拨款弄一个大喇叭。

架设大喇叭的当天，县供电局派了一个电工来。这活儿一个人干不来，还得有人搭把手，父亲当然义不容辞。

电工是上午到村的，中午，吃了村委会宴请的丰盛午餐，还喝了点酒，睡到黄昏时分，才终于爬起来慢悠悠地干活。

父亲提醒他，是不是要先断电？

电工断然拒绝了，拍着胸脯打包票说肯定没问题。

但我猜想，或许他拒绝的原因，只是因为，如果要断电，还要先走几公里路到附近的电站下通知。

就为省那几公里的路，断送了一个 27 岁年轻人的大好人生。

电工在上面安喇叭，父亲在下面给他递扳手，黄昏天色暗，有风，父亲的视线还被某种程度的遮蔽了。终于，扳手在递上去的时候，触到了高压线……

1977 年 11 月，父亲躺在老家冰凉的土炕上，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空荡荡的袖管，听着村口大喇叭里传来的广播：今天，咱们村的张书诚高考去了，咱们村就要出个凤凰了……

秋天的阳光照在父亲枯黄干瘦的脸上，金冷金冷的，父亲扭过脸去，背着阳光哭了。

那是 1977 年发生的事情。

诚如副局长问的那样——1977 年的事，你咋 1982 年才来要说法呢？我看你就是为了要钱。

父亲当然是为了要钱，但那时候他还年轻，脸皮还是读书人的脸皮，读书人哪能谈钱呢？

父亲的执拗让副局长无可奈何，但他也不敢轻易松口，只好踢皮球：「是那个电工操作不当出的事，你要找，也该找那个电工。」

父亲仍旧拦在厕所口，动也不动：「电工不是你们供电局找的？不是你们供电局负责培训的？我查过宪法了，宪法说了，你们供电局有责任，不仅有经济责任，还有刑事责任。我不想追究你们的刑事责任，我就是想要个说法。」

副局长乐了：「你小子，还知道宪法呢？我都不知道。」

他这话不算开玩笑，十年动乱，这个国家人才凋零严重，当秩序恢复后，需要大量的人来填补空位，但哪有那么多人才可用？只好用滥竽充充数，有些人靠关系，有些人靠资历，反倒是靠真本事的人最少。

县供电局副局长不懂宪法，也在情理之中。

但就算再不懂，「宪法」两个字的威慑力还在那里，副局长也不敢冲撞宪法，但他也不敢担责任，他对父亲说：「这样吧，我给你指条明路，你去找咱们县委副书记，他主管工业，他要是发下话来让我们管，我们就给你这个说法。」

父亲于是走上了找县委书记这条路。

一般人要找县委书记那得多难？但父亲有他的办法——他早年辅导过的那个张书诚，果然考上了大学，虽然没考到北京去，但也够用了。

张书诚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县委，职位不高，只是个普通职员，但老百姓信奉「进了衙门就是官」。

张书诚在县里工作，每个月只有周日才回老家。

父亲等了他半个多月，终于等到他回老家。

听了父亲的话，张书诚一脸尴尬和难为：「大哥，这个事不是我不想帮你，实在是我人微言轻，哪里能和副书记说得上话……」

没等他说完，父亲扭头就走。

回家路上，父亲在心里大骂自己的愚蠢和不识趣，他早该想到这个结果的。

刚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张书诚还跑来给他汇报，跪在他床前哭着说没有大哥就没有我张书诚的今天大哥你放心以后有我的就有你的你就是我再生父母……但是自从上了大学，张书诚来看他的次数，就从一年两次变成了一年一次，到大四的时候，他一整年都没来看自己。

父亲心想，张书诚工作后这几年，连老家也不咋回，怕不就是在躲我。

升米恩斗米仇，老话说的果然不错。

父亲空荡荡的袖管在北风里晃荡着，分外凄凉。

没了张屠户就吃带毛猪？父亲才不信这个邪。

对付县委副书记，他用了之前对付供电局副局长的老招——堵。

他先用烟，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打动了县委大院的的看门老头，终于获得了进门的资格，知道了县委副书记的长相和入厕习惯。

然后，在一个滴水成冰的早晨，在县委的男厕所门口，堵住了副书记。

父亲知道，一个人手里提着裤腰带的时候，比拿着公章的时候，更像一个人。

父亲向副书记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副书记动容了。

一个原本大好前程的年轻人，因为一个电工的失误，成了残疾，没了学业、没了事业，到现在，32 岁了，连老婆都没娶上。

副书记和父亲年纪差不多，也是 1977 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因为学校好、成绩优异，又娶了个岳父得力的老婆，成了县里最年轻的领导。

他同情父亲。

沉吟了片刻，他说：「这样吧，我跟上面反应下，再给你回信。」

父亲没那么好打发，他知道这是一句官话。

之前，在县供电局，一开始找人时，别人也是这么回他的，一个正局长两个副局长都是这么回他的，折腾了两个月，还是没什么回音。

父亲固执地堵着厕所门：「不行，这话我听太多了，你得给我个准时间。」

副书记笑了：「你可真是……行吧，最晚后天下午，你说行不行？」

「下午几点？」

副书记无奈：「两点吧。」

得到了确切的时间保证，父亲这才满意地离去。

离开时，他踩到了一片冰，险些滑倒。

虽然得到了保证，但他也不敢掉以轻心，第二天上午七点半，他就蹲在县委大门口了，他躲在角落里，死盯着来来往往的人，看着副书记进了大门，看着他走到大院里点烟放松，看着他进出厕所……

估摸着快到两点了，他看一眼传达室里的挂钟，舔一舔被北风吹得干裂的嘴唇，迈进县委的大门。

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封副书记的亲笔信。

亲笔信是写给县供电局正副局长三位领导的：

X 禾同志的事故，你供电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妥善处理，给 X 禾同志一个说法，还他一个公道。

靠着这封信，父亲终于要到了他迟来五年的说法——供电局每月赔偿父亲生活费 30 元。

30 元，是那个年代，县里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

如果父亲当年没有出这场事故，而是去参加了高考，他一个月的工资绝不止 30 元，但他满足了。

尘埃落定后，副局长亲自送父亲出门，出门时，他悄悄向父亲透露了一个内幕：「其实，这个钱，我也想给你，不光我，其他两个局长我估摸着也一样。这么好的年轻人出这种事，谁不同情啊？再说了，钱也是国家出，又不是我们出，我们心疼个啥？」

父亲疑惑：「那你们之前还推三阻四？」

副局长笑了：「要不说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不懂那些官场上的道道。我们当然得推，不推，谁主动接过来谁傻。」

父亲还是不解。

副局长进一步解释：「谁接过来，就相当于承认谁对你这个事故有责任。你知道咱这个供电局，分多少派系？到时候，别的派系抓住把柄，狠整你咋办？咱们都让文革给整怕了呀。现在是副书记把这件事接过去了，我们才敢管，反正出了事也有副书记兜着，话又说回来，你出事那年副书记还是个老百姓，整也整不到他不是？」

父亲听了瞠目结舌，半天，回副局长说：「我就算是高考了，也当不了官，不是这个勾心斗角的材料。」

副局长回以一笑：「你以为谁生下来就会勾心斗角呢？」

父亲的第一次要说法就此落下帷幕。

第一个月，拿到 30 块钱，父亲带着他的父亲去了一趟北京。

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那一年得了胃癌，已经病入膏肓，临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去一趟北京。

老人家三代贫农，世代给人做佃户为生，到了新中国，才终于分到了一块自己的地，也托打土豪分田地的福，那地主家的千金小姐，我的奶奶，才因为成分不好，下嫁了他这个贫农。

老人家的床头贴着一张主席像，背景是天安门。

那张主席像，从红彤彤贴到变成淡粉色，但老人家一辈子也没去过北京。临死了，老人家对儿子说：「小禾，我这辈子，就想去一回北京。」

本来寄希望于儿子飞出鸡窝变凤凰，以后带他去北京享福，但他的儿子失去了双臂，丢了前程，三十多岁了还待业在家，连田都下不了，做不了庄稼汉。为给他治病，家里那点薄底子也掏空了，哪里有钱带他去北京？

供电局的领导和县委副书记哪里知道，父亲这次要说法，实际上要的，是一笔带老父亲进京的旅费。

1982 年，父亲拿着用他的残疾换来的 30 元钱，带着老父进了一趟北京，看了天安门，回到家后不久，老父就死在了 1983 年的春天里。

二、第二次要说法

1982 年，和供电局领导签协议的时候，副局长再三叮嘱父亲：「说法你也要到了，以后可不许瞎胡闹了啊。」

父亲当时答应得好好的，从那天起就和供电局保持着每个月 30 块钱的来往，相安无事。

直到 1994 年，父亲再次出现在供电局。

副局长现在已经成了正局长，他看着父亲，满脸无奈：「不是说好了以后不来瞎胡闹了？」

父亲耷拉着脑袋：「我就是想要个说法。」

副局长气笑了：「咱们都是老熟人了，你跟我说这话有意思？什么要说法，我看你就是要钱！30 块钱不够用了是不是？」

1994 年，30 块钱哪还够用啊？

谁也没想到，通货膨胀能到这种地步，用老百姓的话说，钱「毛」了，不值钱了。

被戳破了心思，父亲不再嘴硬，但也没有直接承认，只是软了口气，说：「局长，你发发善心，我老婆怀着孕呢，家里一个月没吃过荤腥了……」

局长诧异：「哟，你结婚了？」

那年父亲 44 岁，一个 44 岁的人结婚了不奇怪，奇怪的是，一个 44 岁失去双臂的人竟然有女人愿意嫁他。

局长不知道，这桩婚事，是父亲第一次要说法时命运的馈赠。

母亲是张书诚的远房表妹，没错，就是那个忘恩负义的张书诚。

1982 年，父亲去张书诚家找他帮忙时，张书诚的远房表妹正好也在，她是去看望张书诚母亲的，没想到却正巧撞上父亲登门。

望着父亲决然离去的背影，20 岁的母亲心里突然充满了怜爱。

她一早就知道这个男人的存在，她知道，表哥是靠这男人的辅导才考上的大学，知道这男人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才子，可惜命不好遇到这档子事……

那时候，她正在和张书诚谈恋爱，一瞬间觉得张书诚面目可憎。

她追了出去，追上父亲，气喘吁吁地向他道歉：「我是张书诚的表妹，我代他跟你道歉，他这样对你真不是个东西……」

女人的爱情是很奇怪的，总得掺杂一点仰慕、一点同情。

就这样，20 岁的母亲看上了 32 岁的父亲。后来他去供电局要说法、去县委要说法，都是这个 20 岁的姑娘陪在他身边。

对于这场爱情，母亲娘家当然是激烈反对，且不说残疾，就说这十二岁的年龄差！

磨了整整十年，磨到母亲成了老姑娘，她的父母终于不得不绝望地对这桩婚事点了头。

1993 年，父亲和母亲终于结了婚，但没想到这桩婚事果然不吉利，带来了全国性的通货膨胀，父亲那每月 30 元赔偿金不够用了。

万般无奈，父亲只好再次找上供电局。

但他不是没有道理：「你们职工的工资还照着物价变涨嘞，咋我的赔偿金就一动也不动？」

局长语塞，半天，无奈地说：「不是我心狠，说到底，钱又不是我出。但是你也看看现在什么形势，到处都在下岗呢，我们正经员工都没工资发，哪来钱给你调待遇？」

他这话说的也不假。

1994 年，全国下岗潮，无数先前以为端牢了铁饭碗的人，都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下岗潮遇上通货膨胀，1994 年，就连春风，也是凄凉的。

父亲不说话了。

半天，他才低声说：「无论怎么样，你们领导没有饿肚子，你们领导家的女人也没饿肚子，我老婆怀着孕呢……」

或许是这句话触动了局长的恻隐之心。

父亲这次不是无功而返，他的赔偿金被提高到了每月 200 元。

第一个月，拿到新调整的赔偿金，父亲让母亲去买了一只鸡。

母亲坐在门口杀鸡的时候，楼上却突然传来女人尖利的哭喊声，父亲惊讶地和母亲对视一眼：「张书诚家咋了？」

是的，楼上住的张书诚家。搬来前，父亲也没想到张书诚家住楼上，但就这么巧做了上下邻居，每次张书诚路过时都黑着脸急匆匆的，生怕父亲跟他打招呼。

没过多久，救护车的叫声在楼下响起来，一群医生护士急匆匆地冲上来，再下来时，担架上抬着一个人，脸色铁青，嘴唇发紫，可不就是张书诚？

张书诚被救护车带走了，邻居们围在楼下，目送救护车离去，议论纷纷：「听说是做生意失败，受不了，吃安眠药自杀。」

从 80 年代开始，下海潮席卷全国，「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在这种思潮的鼓动下，张书诚也辞职下海了。

但海嘛，总是惊涛骇浪的，这不，张书诚到底栽了。

看着救护车的背影，母亲恨恨地骂：「活该！小人就配这个报应！」

自从爱上父亲，她就主动摒弃了「张书诚远房表妹」这个身份。

父亲却叹了一口气，说：「送一碗鸡肉去给张家吧。」

张书诚被拉到医院洗了胃，人没死成。

父亲和母亲去医院看他，带着一碗鸡汤。张书诚看着鸡汤，幽幽地说：「人生可真难说，大哥，你运气真好，到现在人人都吃不饱饭了，你还有鸡汤喝呢。」

父亲沉默了半天，问：「那这好运气当年给你，你要不要？」

多年后，当父亲跟我讲到这一段时，我笑得前仰后合不可收拾，父亲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他哪里知道，我是想到了《甄嬛传》里的叶澜依。

三、第三次要说法

父亲要说法的脚步，并没有因为赔偿金被调整到 200 元就停下。

中国的通货膨胀继续，到 2008 年，父亲第三次要说法时，200 元钱，已经「毛」到连钱都不能算了。

这次，父亲要的「说法」，不是再次调整赔偿金，而是要供电局支付一次性赔偿二十万，从此之后，和供电局再无瓜葛。

神奇的是，这次帮他的人，正是第一次要说法时的副局长，也就是第二次要说法时的正局长。

2008 年，正局长成了退休局长。

对于父亲这次要说法，他十分热情，听说后主动提出来要帮忙——或许是因为退休在家闲得无聊吧，也或许是因为前两次要说法，父亲已经成了他年轻时的记忆，一个亲切的回忆里的老朋友。

他的儿子大学读的是政法学院，毕业后开了一间律师事务所，他把儿子介绍给父亲做代理律师，收友情价，忙前忙后，十分尽心。

但他不赞成父亲要一次性赔款。

「你傻啊，你应该跟供电局商量，让他们按物价随时调整你的赔偿金，这样你后半辈子就有依靠了，能过得和那些离退休国企职工一样滋润。」

父亲摇头：「我就需要这些钱，急需。」

退休局长嘿嘿一笑：「三十年了，终于说实话了。以前你每次找我，都说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要个说法，现在你终于老实了。」

生活终于把父亲那层读书人的脸皮磨掉了。

退休局长问：「你这次要钱又为的什么？」

父亲闷声回答他：「我女儿，得了乳腺癌，要手术。」

退休局长惊讶：「才 16 岁的小姑娘，得乳腺癌？」

乳腺癌的高发年龄，一般在 45 岁以后，连育龄期都是少见的，一个高中生得乳腺癌，更是小而又小的概率，但偏偏就发生了，就像当年父亲遇到高压电。

和退休局长一样抱有质疑的人不在少数。

那还是 2008 年，大众对于各种疾病的了解知之甚少——当然，现在也不见得多。成年人尚且如此，何况正处于青春期、恶意满满的孩子。

谣言很快在学校里蔓延开来——听说高二有个女生得了乳腺癌，乳腺癌，可是妇科病哎，会不会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

小城小，谣言很快传到了父亲耳朵里。

一个周三的下午，父亲气势汹汹地走进了学校，直奔高三某班的教室而去，他堵在教室门口，大声问：「谁是王雪梅？」

正在课间打闹的高中生们面面相觑，半天，一个女生怯生生地站出来：「我就是王雪梅，啥事？」

父亲朝她点点头：「有事跟你说，过来一下。」

女生不明所以，一头雾水地朝父亲走过去。

然后，她被父亲一脚踹翻在地。

因为强大的反作用力，且没有手臂来平衡，父亲也踉跄着倒退一步，整个人靠在门框上嘘嘘喘气，挥动着空荡荡的袖管，指着她：「你一个女生，怎么心肠这么坏，同学生病，不光不同情，还在背后编瞎话败坏同学名声，我今天就代你爹妈教训你。」

说完这句话，他艰难地站直身体，转身走了。

整个教学楼的学生和老师都被惊动了，每一层走廊，里三层外三层地站满了人，夹道目送着父亲离去的背影，他空荡荡的袖管在风里晃荡着，没有一个人敢拦他，连老师也不敢。

不是怕挨他的踢，而是他们都知道，一个父亲，教训造谣污蔑自己女儿的人没有错，哪怕被教训的人，是个高中女生。

有了退休局长的律师儿子帮忙，父亲到底拿到了那笔买断性的赔偿金，从此和供电局银货两讫，再无瓜葛。

父亲去供电局取钱，都是现金，一万块一摞，整整齐齐地码进手提袋里。退休局长陪着他，一边帮他点钱，一边叹息：「可惜了，可惜了，要是不买断，以后一个月说不定能拿一万……」

但拿未来的一个月一万，救不了当下女儿的命呀。

用那笔赔偿金，女儿的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后来，她成功地参加了高考，考上了大学，没有再重复父亲那悲剧性的命运……

四、烂好人

在饭桌上翻来覆去念叨了一个小时，母亲终于说累了，再次重复她说了几百遍的那句话作为结束语：「我呀，从一开始就上了你当了。」

是呀，她是上了当了。

父亲从来就不是个执拗拧巴有冲劲的人，他这一生的冲劲，就只在那三次要说法上，一次为了老父，一次为了妻子，一次为了女儿。

除此之外，他这一生，就是个温吞的烂好人。

第一次要到说法，拿到那 30 元钱每月的赔偿金后，他开始设法创业，他找到了一片生意蓝海——家禽养殖，那时十里八乡都没有人规模化地养鸡。他跑到外地去，把养鸡技术引进到家乡，最后带动起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一起养鸡，成了当地的养鸡大王。之后，又自学治疗禽病，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禽病医生，并且带出了一批学生。

然而似乎命中注定他要被学生背叛。

在家乡的禽病治疗形成一个由他和他的学生们组成的行业后，他再次被学生们背叛了。

为了良性竞争，不陷入价格战，同行们聚集起来开会，提议对药品联合定价。开会时，父亲提议把价格定的低一点，好让养殖户们负担得起。

当着他的面，曾经的学生们，现在的同行们，都满口答应了。

但是他们背着他又开了一个小会，在会上重新联合定价，制定了比父亲的提议高得多的价格。

最终，父亲被排挤出局，因为他的定价比同行们都要低一截，渐渐的便有传言说，父亲卖的是假药——是谁传的，不知道。

父亲就这样，被他的学生们联合起来，排挤出了这个由他一手带领起来的行业。

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从那之后，彻底退出了这一行，再未涉足过。

后来，他被一家大型养殖场聘请去做顾问，那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老板仁厚，致富后不忘乡亲，厂里所有员工都是老家亲戚。

但是父亲很快发现，这些亲戚在利用老板的仁厚中饱私囊大发其财。

养殖场除了养鸡外，还做分割业务，把出栏的鸡分割对外出售，亲戚们心照不宣地在分割上形成了一条偷盗链——每一只克扣一只翅膀一条腿，积年累月，就是一笔不小的钱。

父亲很快发现了这一点，但他没有直接告诉老板，而是找到了这条偷盗链的小头目，苦口婆心地劝诫他不要继续偷盗公司财务，告诉他唇亡齿寒的道理……

第二天，老板突然来到父亲的办公室，「不经意间」撞翻了父亲的背包，从背包里跌落出一袋分割好的鸡肉。

老板痛心疾首：「大哥，你想要什么，直接跟我说就行了，何必呢……」

父亲没有解释，第二天，默默地提交了辞职信。

……

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

或许他从来就只是一个读书人、烂好人，懒得争什么，脸皮薄，羞于谈钱，用「要个说法」这种冠冕堂皇的话来取代「要钱」……曾经，为了老父、为了妻子、为了女儿，他不得不豁出脸面去「要个说法」。

而现在，他老了，老父已经故去，女儿也已经长大，没有担子要扛了，他便退回到了原本那羞于谈钱、羞于争夺的模样。

苏俄文学是沉重而严肃的，但再严肃沉重的文学，又哪能严肃沉重过一个 70 岁老人的一生？

看看网络文学、打打蜘蛛纸牌、听听《开门大吉》里荒腔走板的唱歌——老战士卸下他的盔甲，钻回他的龟壳。

午饭吃完了，父亲哭丧着脸再次问：「修电脑的什么时候来啊？」

我温柔地回答他：「不让他来了，我给你换台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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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 2021-12-14 11:29 · 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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