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红雨》上：147 个进士，700 年的暴力史

《红雨》上：147 个进士，700 年的暴力史

马伯庸 | 鬼才马伯庸：解读 22 本被你错过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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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雨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专著：《红雨》，英文名字叫 Crimson Red。Crisom 的意思是血红色，深红色。严格意义上这本书应该叫「血雨」。它的副标题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一、历史是海底的波涛汹涌

这本书是一本「长时段理论」的研究专著。

什么叫长时段理论？这个概念是法国的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的。他认为，历史需要从三个维度去看，第一个维度是历史事件和个人的兴衰，叫作「短时段」，讲的是诸多事件；第二个维度叫作「中时段」，讲一个社会或者朝代的兴衰变化；第三个维度就是「长时段」，是以地理区域为单位，可能横跨其几百年、几千年的变化。短时段和中时段，实际上都是长时段的一个表现。

举个简单的例子，布罗代尔曾经用海洋比喻过这三个时段：巨大的波涛在深不可测的大洋表面奔驰，人眼所见的只是层层雪白的浪花。浪涛就是在历史表层喧哗的人和事，而历史本质的潜流永远隐藏在大洋深处。

我们经常说的历史，实际上只是浪涛哗哗地飞，但促成这些浪涛、推动这些浪涛的动力都是潜藏在底下，不动声色。《红雨》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汉学家罗威廉，英文名叫 William T.Rowe。五六十年代，他是美军驻扎在东南亚的一名士兵，有一天开车出去，看到远处有一片农田，一群水牛，还有戴着斗笠的农民在插秧。这是典型的亚洲农耕的景象。

罗威廉思索着：他相信几十年前，几百年前，这些人也是在此种地，为什么到现在，他们还是毫无改变呢？为什么不像美国一样，用大机械生产，或者联合耕种模式呢？这里一定有它的原因。

罗威廉本来是专攻莎士比亚的，他回到美国之后，出于兴趣，直接转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系，研究东亚史，尤其是中国史。他发现研究东亚、包括东南亚所有的历史呢，都绕不开中国，只有研究明白了中国的传统模式和社会形态，才能够把其他周围的文明形态吃透。

二、文教之乡的「抗争史」

他写的《红雨 —— 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讲的是麻城。

麻城在湖北省的东北，是黄冈市下属的县级市，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之处，大别山中段南麓的附近。它历史悠久，名字最早可以追溯到隋代。

这个地方是一个文教之乡，尤其是到了明清时代，科举成熟的时候。明代进士出了 101 个人，举人 348 个，武举人有 20 多人。到了清代，文进士有 46 人，武进士有 4 人，举人 164 人，武举人 68 人。一个小小县城能够考出这么多进士来，说明当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大家熟悉的电影《让子弹飞》里，故事的发生地是鹅城，实际上鹅城就是说的麻城，只是改了一个字。

从《让子弹飞》这部电影和它的原著小说里，就能看出麻城这个地方的风气是怎么样的。它除了文化底蕴深厚之外，还有潜藏着许多反抗强权，不甘压迫，暴力抗争的因子。电影里的麻匪，就是麻城具有代表意义的象征。

麻城从元末开始，一直到土地革命时期，发生着此起彼伏的民间动乱。这 700 年以来，麻城本身的民风，表现出暴力抗争的一面。

叫「暴力史」似乎有点负面的意思，如果读了这本书就知道，「暴力」其实意味着抗争，书里详细阐述了当地民众怎样抗税、怎样抗粮、怎样和土匪之间做斗争。

罗威廉写的这本书，是「长时段理论」的实践应用，他考察的不是某一个朝代，而是把麻城当成了一个试管，考察在这个试管里 700 年来所有社会的变迁、动荡，以及产生这些暴力的原因是什么。

三、「侠文化」的崇拜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起兵作乱，他是和李自成齐名的著名的反叛者。他曾经好几次路过麻城，也造成了当地居民巨大的生命损失。

按道理说，在麻城人心目中，他应该是一个残酷嗜血的凶手。但是实际上呢，麻城当地流传的关于张献忠的故事并不是这样。

麻城县志里记载一件事，张献忠在年轻的时候，在四川当过马贩子，后来被人抓住。抓他官员是麻城人陈楚产。陈楚产看到张献忠气度不凡，觉得这个人有所作为，就把他放了。张献忠特别感动，跪在地上，问：「您籍贯是哪，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陈楚产有点犯嘀咕，不知道张献忠的话是什么意思，报恩还是报仇呢？他觉得挺危险，但是不回答也不好，就说了一句：「湖广『屋挂包茅，树挂草，无河却有二道桥』那地方，是我家乡。」

张献忠没太明白这句话，但是也不好意思再问，就走了。

事隔多年，张献忠带着大军占领了麻城，杀人如麻。有一天他出去溜达，看到了一间屋上挂的是包茅和稻草。这是麻城当地的风俗，因为气候，屋顶上常常挂一些包茅和稻草，有时候为了晾干，还要再晾在树上。这就是当地的特色「屋挂包茅树挂草」。

张献忠看到这个一愣，一下子想起来当年的往事。他赶紧再去找，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河沟，河沟已经干了，变成了土沟，土沟上头架着两座桥。

张献忠一看，想起来了：这是我恩公陈楚产的家乡。忽然之间他特别愧疚，赶紧宣布，就此封刀，禁止手下再去抢掠。后来他又修了一道城墙和一方祭坛，专门祭祀陈楚产，那时候陈楚产已经死了。所以这个墙又叫拜郊城，从此成了麻城的一个古迹。

麻城人对张献忠的情感特别矛盾，一方面县志里记载了很多张献忠烧杀抢掠的事，同时又对拜郊城的传说津津乐道，带了一些欣赏的感情。1939 年，日本人怕这个墙唤起当地人抗争的意识，把墙给拆了。换言之，这个墙在当地，是属于当地人民精神的一个图腾，一个象征。

从这里面能看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麻城人对暴力有着很复杂的情感，一方面排斥，一方面又略略带一点崇拜的意思。

张献忠的故事更接近于一种武侠故事，真假未知，但是千金一诺、知恩图报的侠客风范，即使在「侠以武乱禁」不为儒家所容的时代，民间依旧对这种侠文化怀有朴素的崇拜感。

这种二元化的文化崇拜，是麻城历史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我们拒斥暴力，崇尚文教，但无论是太史公写《刺客列传》，还是这些暴力抗争史，以及我们现在读的武侠小说，实际上都体现出每个中国人内心的武侠梦。

麻城把武侠梦和文教梦结合到一起，变成了一个二元化、彼此矛盾的样子。这实际上就是麻城在 700 年里，不断成为抗争中心的内在动因。

除了刚才讲的张献忠的故事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在麻城发生，看似二元对立的暴力故事，咱们下期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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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作者：（美）罗威廉 |译者：李里峰等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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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雨》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没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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